中國的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一樣源遠流長。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文學理論，可以追溯到1904年《京師大學堂章程》國文門的“古人論文要言”，至今已走過兩個甲子。一百年多來，文學理論與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在古與今、中與外的復雜糾葛中，隨著社會歷史進程而演進，走過艱辛而曲折的道路。

1917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課程改革的文學概論，劉師培主張宜以《文心雕龍》諸書為主，認為黃侃所編《雕龍札記》尤適教學之用；而教授案提出：“‘文學概論’單位，當道貫古今中外，《文心雕龍》《詩品》等書，雖可取裁，然不合于講授之用，以另編為宜。”這就表現出古今、中外的沖突。此后，文學理論建設的資源主要來自國外，如英國的溫徹斯特，日本的廚川白村、本間久雄，美國的亨特等的文學理論著作在中國大行其道。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努力發掘和張揚中國自身文論傳統，如馬宗霍、姜亮夫等編撰的《文學概論》，陳中凡、郭紹虞、羅根澤、方孝岳、朱東潤、胡小石、朱自清等編著并講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既矯正了外來理論居于一尊的格局，也推動了傳統文論自身的現代化變革。新中國成立后，文學理論學科曾受到蘇聯文藝理論家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等的直接影響，但是不久，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批評便成為文學理論學科范式轉型的新方向。

20世紀初期，西方文化強勢涌入，中國文論的很多議題都是在應對外來文論沖擊的過程中被逼出來的。這當然有其意義，它能夠促使文學理論走出傳統，進入現代形態。但是，應激反應式的文論現代化，其內生性力量不足，往往對中國文論自身的獨特內涵和有價值的資源重視不足、發掘不夠。

重塑當代中國人的思想世界與精神境界

21世紀的今天，中國已經進入和平發展的治理時代，時代的發展主題是社會治理與發展，而不是社會急劇變革。從社會治理和建設的角度重新思考文學和文學理論如何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和諧進步，促進全體人的健全發展，應當是思考一切問題，包括文學和文論問題的新基點。中國傳統文化重倫理，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的內在自我的和諧，這個文化傳統至今依然有重要意義。中國傳統文化重人道、重天人合一、重成己成物，20世紀以來的新文化張揚個性、尊重個體，社會主義文學理論又提出文學的人民性，這是今天建設中國文論的思想基礎。

文學是人學，文論的根基是人學，有什么樣的人學理想，就有什么樣的文學理論。對個體的日益尊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趨勢，但個人主義不符合中國文化精神。中國的作家也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以寫作為職業的人，而應是傳統文士的現代延續。文士在古代承擔著化民成俗的責任，“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不是一句空話；今天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在思想認知和人格精神上依然應該是群眾的表率，在政治、思想、文化等社會生活方面應該具有引領群倫的作用。中國文學與文論建設，應該著力于重塑當代中國人的思想世界與精神境界，從而引領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

關注具體實際問題闡發中國優秀傳統文論

從關注具體實際問題出發，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學理論建設的“兩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不是要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具體文論觀念和命題與中國傳統文論相結合。不論20世紀前半葉用歐美文論觀念闡釋中國材料，還是后半葉用馬克思主義具體文論觀念解釋中國文論，都是一種強行扭合，并不能彰顯中國文論的真正價值。當前的文論研究應該汲取過去強行扭合的教訓，超越以西釋中、以蘇釋中的層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崇高價值目標。遵循這些基本原理，關注中國具體實際問題，闡發中國優秀傳統文論，才是文學理論建設的“兩個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理論研究應該立足當下的社會文化生活和文學發展狀況，接續中國古代與現代的文論傳統，著眼中國文學與文論的未來發展。

當代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向文化建設提出新的時代要求。借用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的術語說，中國文化不能一直自甘于“受動”的位置。中國文化在發揮其包容性的同時，應該確立其主體性，為當下社會和未來發展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撐和精神資源，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實現自身的“能動”變革，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人類文明提供有價值的思想智慧。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論也應走出“以西釋中”或“中西對立”的二維模式，實現從“受動”向“能動”的飛躍，建構立基于中華文論傳統而又具有時代氣息和當代生命力、開放性的文學理論體系。

立足當代中國 借鏡國外文明

開啟中國文論的“能動”階段，需要立足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與認同，借鏡國外文明，對古今文化傳統作出新的發掘、新的闡釋。就當前研究格局來說，增強闡釋力尤為重要。文獻整理的熱潮不能算是真正的學術繁榮，簡單地拿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來解釋中國文學與文論也只是對自身的扭曲。只有立足現實，放眼世界，重釋并轉化文論傳統，以彰顯新意，建構扎根于中國文化而又符合并引領時代的文學理論，才能促進文學和文化的健康發展。人文學術研究往往與社會進程同步。過去百余年社會變革中的文學與文論研究，較為關注世變文學，相對忽略文學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較為關注通俗的市民文學，相對忽略士人雅文學及其對于文化精神和社會風尚的引領意義；較為強調文學的革命性，相對忽略文學對于人格塑型、心靈治療的功能；在文學的知與能、理性與情感、純文學與大文學等方面畸輕畸重。隨著社會的發展，須要我們在一些基本的理論認知和價值觀念上有所調整。

構建既符合世界文明方向又扎根我們自身文化與文明土壤的知識世界、意義闡釋和價值體系，是中華文明創新發展的重要內容。文學是知識的載體、意義的生成和價值觀的培植，在讀者知之、好之、樂之的過程中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文論進入“能動”時代，應該引導文學創作和理論闡釋等實踐活動，重構具有中華文明根基而又符合現代文明理念的世界觀、社會觀、自然觀、自我觀、審美觀；探索文學在培養對中華民族的共知、共識、共情方面的作用和意義。這應該是中國文學理論在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和社會擔當。從這一要求來看，中國文論責任重大，任務艱巨，學科建設大有作為，也須勇于創新理論，在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過程中實現文學理論的現代化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范式重構”（20&ZD28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