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對于詩歌創作來說具有顛覆性的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朱山坡的《蛋鎮詩社》的出現意味深長。作品以1980年代蛋鎮的“詩人”“詩歌運動”為主體，真實生動又荒誕滑稽同時不乏莊嚴偉麗地展現了“詩與人”的多邊互動關系，繪制出了一幅時代的精神圖譜。在此，我將“詩”當作“起點”和“文眼”進行概括或許略顯簡化，但我相信，對于少年時代以詩人身份走上寫作道路的朱山坡來說，“詩”是他內心永遠的情愫。

《蛋鎮詩社》在《花城》雜志的長篇小說欄目首發，但我認為，從文體來看，這部作品是一個難以歸類的文本。倘若說它是長篇小說，作品卻沒有長篇的結構與敘事設置；說它是非虛構作品，但故事中的人物與事件俱為虛構。據朱山坡在《后記》中所言，這是一部關于蛋鎮詩社的“資料選編”，即對1980年代在蛋鎮轟轟烈烈展開的詩歌活動及其成員后續故事相關資料的匯集。在前言中，朱山坡還以“《蛋鎮詩社·三十年資料選編》編委會”之名聲稱：“蛋鎮詩社成立于1988年3月28日，解散于當年8月28日。從開始到終結，只用了五個月”，云云。這種“障眼法”我們一望便知，就像魏微借“《田莊志》編委會”之名寫下了一部《煙霞里》。想到這兩位都是頗有代表性的“70后”，個中緣由倒也耐人尋味。

說回《蛋鎮詩社》。朱山坡按照電影拍攝手法將之分為五輯：“場面調度”“金光閃蒙太奇”“笨拙的長鏡頭”“平行剪輯”“我們的‘新浪潮’”，內中各篇出自詩社成員和相關人士之手，如金光閃、闕振邦、“蝙蝠”、李提香、謝敬逸、姜美好、顧順義等。他們或講述自己成為詩人的經歷，或作為負責人發布創刊詞之類的文稿，或書信往來，或記錄心路歷程，或為人作傳，文體由此而多元：詩歌、小說、散文、便箋、札記、書信、日記、采訪、公告、社論、年譜、供詞、墓志銘、會議報告、審訊筆錄，甚至還像論文一樣加上了注釋。如果了解朱山坡的“野心”和動力，就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聰慧的選擇。一方面，這最大程度地實踐了他長久以來的文體狂想，讀過《風暴預警期》的讀者想必領略過那蓬勃的創造力；另一方面，他也找到了向先鋒文學前輩致敬的機會。

我并不想在文體問題上作過多闡釋。在我看來，《蛋鎮詩社》最重要的意義在于，通過對“詩與人”“人與時代”關系的鉤沉和深描，將那段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歲月生動而真實地展現出來。朱山坡以帶著幾分戲謔又飽含真誠和懷念的筆墨記下了蛋鎮詩社與蛋鎮詩人的“養成記”。開篇人物金光閃也是貫穿全書的主角，他在鎮上讀初中，跟著做旅店服務員的姑姑一起生活，走上了從“鄉下孩子”到“小鎮少年”的道路，也邁出了作為詩人和企業家的第一步。在百無聊賴的游蕩中，他遇到了“蛋鎮有史以來最杰出的詩人”段頌，段頌告訴他自己要創辦蛋鎮詩社，次日便上吊自殺。金光閃認定自己是唯一領受“天命”的那個人，他滿懷激情地宣稱要在蛋鎮成立詩社并暢想著可觀的未來：“全鎮將大量涌現種田詩人、擔糞詩人、放牛詩人、砍柴詩人、打工詩人、拾荒詩人、養鴨詩人、販狗詩人、偷雞詩人、乞丐詩人、傻瓜詩人……”

為此，詩社發起者金光閃和闕振邦到處尋找詩人。在他們看來，只要心中有詩意便是詩人。說起來這真是狂熱又荒誕，因為在物質匱乏的1980年代，種地或賣菜甚至挑大糞都比寫詩實際得多。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也知道，對詩歌的熱愛與癡迷是一種日常，詩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世俗與超越、形而下與形而上就這么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在他們的尋找過程中，不乏積極向詩人身份靠攏者，比如腿有殘疾的姜美好。她偶然得到一部《阿赫瑪托娃詩選》，迷上了詩歌，就連兒子的名字阿赫也寄托著她的致意。廣播站技術人員李提香寫了30年詩卻從未發表，像艾米莉·狄金森一樣把詩藏在抽屜里，最終成為“蛋鎮詩社最大的遺產”。

綜觀全書，與“成為詩人”相比，“被成為詩人”可以說更充分地體現了詩的感召力量。“蝙蝠”本是鎮郊菜農的女兒，被金光閃和闕振邦“哄騙”成為詩社三位創辦者之一；“獄中才子”漆光明能將《朦朧詩選》倒背如流且能解詩，卻堅稱自己“不是詩人”，詩作也是被“蝙蝠”強行收入詩報的。類似這樣“被成為詩人”的還有在棺材降價兩塊錢那天自殺的韋三根、在橡膠樹上刻詩被拘留的拖拉機手張昆明。至于說到各路詩作的誕生以及“全民寫詩”的熱潮，則須以雞蛋為誘餌。正如《蛋鎮詩報》主編“蝙蝠”所說：“如果我們有足夠多的雞蛋，全鎮人都會持續不斷地寫詩。”

《蛋鎮詩社》給讀者的強烈感受是它那“狂歡化”的風格。巴赫金以此詞指稱以拉伯雷為代表的打破等級秩序、自由活潑的民間詼諧文化風格。朱山坡則將“狂歡化”的驅動力內置于蛋鎮人對詩歌的追逐和認同之中，將他們那浪漫到癲狂的言行記錄下來：在鋸木廠掛上詩社牌子，發起“全民寫詩”運動，發布《“蛋派”詩歌寫作十大要領》，突發奇想“給獅頭山增高兩米”，向兩廣詩人廣發英雄帖舉辦“詩歌嘉年華”，編印并四處兜售《蛋鎮詩報》。頗具喜劇色彩的是，當金光閃因“非法出版物”被拘留時，他強硬地“為詩辯護”，審訊警員毫不客氣地還之以“我在《株洲日報》副刊發表過三首詩”，還當場背誦里爾克的《秋日》。它們帶來的感覺非常奇妙，就像打開了一扇門，門外的世俗人生熙熙攘攘，門內是另外一個世界。在那里，人們像瘋子或傻子一樣，就著詩歌喝酒、爭論、打架、漫游、談戀愛、醉臥街頭，將1980年代的蛋鎮變成了一個非現實的精神“島嶼”。

我相信，凡是在那個年代度過青春的人，讀到這些情節都會會心一笑。誰沒有狂熱地抄寫并摹仿過席慕蓉和汪國真呢？誰沒有受到過《飛天》《詩神》《詩歌報》《遼寧青年》的滋養呢？以詩為生之樞紐和愛之核心，這在1980年代并非罕事。翟永明為詩辭去體制內工作，海子為詩棄絕肉身，張棗與柏樺徹夜談詩有如奔騰不息的“詞語織布機”，種種“歲月的遺照”幾乎已成傳奇。

上述種種只是《蛋鎮詩社》的1980年代。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按蕭冬連《探路之役》的說法是“市場化轉軌已過臨界點”，那些曾受惠于詩歌的人們走南闖北，契合著中國改革開放和城鎮化進程的軌跡，比如“下海”的金光閃。他去廣州打工，打過螺絲、搬過水泥、挖過下水道，最后進了一家臺資木材公司，從學徒到中層再到合伙人和實際掌控人。在這個過程中，幫助他改變命運的依然是蛋鎮。他將公司改名為“蛋派木業公司”，建立起了“蛋派王國”。這個設置其來有自，據說90年代的詩人“下海”成功者不少。借助金光閃的自述和闕振邦等人的轉述和顧順義為他撰寫的年譜，小說將這位詩人兼企業家的主人公輝煌而短暫的生命歷程立體多面地展現出來。他的一生始于詩，終于詩，恰如他為自己寫的墓志銘：“蛋鎮詩社的創建者，一個優秀的幻想主義者和實干家。”這位在人間度過“蛋派”人生的蛋鎮人最大的成就并不是詩歌，但他無疑屬于朱山坡在扉頁致敬的“給世界帶來詩意的人”。

不止金光閃，還有許多人默默駕駛著命運的小舟，在時代的波峰浪谷間顛簸穿行。他們有過生命的高光時刻，如廣西師大文學社社長謝敬安、在《解放軍文藝》發表組詩并被軍區宣傳部通報表揚的謝敬逸，詩歌作為精神的“發動機”和“加速器”對其命運起著重要的形塑作用；有留守蛋鎮者，他們在日常節奏中捕捉詩意，如寫詩但從不發表的李提香，還有“蛋鎮唯一的儲風人”郭梅；也有歸去來者，他們重新過回了普通生活，生命已被詩意賦能，如從深圳回蛋鎮開咖啡館的阿昌、因精神錯亂回到母親身邊的粵劇演員藍月亮。還有1988年11月來此地考察的意大利作家安德烈·伊萬諾維奇，他為《蛋鎮詩報》上的詩所吸引。這是一個獨特的設置，朱山坡讓來自異域的目光凝注于當年的蛋鎮詩歌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他們未必都是詩人，也沒有因詩而更富有。但如果沒有詩，可以想象人生將是何等地寡淡無趣。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