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的到來，對傳統文史研究的沖擊相當猛烈，這些沖擊多數是正面的，比如資源的共享和易得。在傳統文史研究中，有相當多的史料，我們明知道在何處，但只有少數人有條件使用，而AI時代的到來，學術資源的平等權利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再是穩定知識的獲得進入了一查即得時代，以往傳統文史研究中，穩定知識的獲取主要依靠大型辭書或類書，而這些保存穩定知識的大型文獻，對于個人來說完全便捷獲得并非易事。另外AI時代對文史研究者的培養也進入了新時代，首先傳統文史知識如何獲得，不一定非在大學這樣專業的學術機構中訓練，如果不計功利和學歷資格，傳統文史研究完全可以以個人努力達到新的境界。AI時代的到來，對文史研究者個人的挑戰是文史修養因過多使用機器而變得淡化，也就是說，我們很難以文章或著作判斷一個文史研究者的個人修養，因為他們在個人著述中表現出的豐富知識并不一定是長期讀書積累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借助了機器，過去個人引述經典著作直接表明他是熟讀原著，現在則不能輕易下這樣的結論，所以從理想意義上說，AI時代的到來，對文史研究者學術道德的考驗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只能憑良心及修養，任何外在的檢測手段均難以判斷學者的學術品質。AI時代到來，文史研究只有最好的可以長存，多數以學術謀生的著述，在完成謀生目的后則無人問津，而最好的文史研究只能靠時間檢驗，其他手段都沒有最終說服力，所以這是一個需要提倡學術良心的時代，一切外在的評價體系最后終將崩潰，無論是國家或其他機關的評價，都需要在時間的長河中經受檢驗。

現在電子檢索文獻極方便，但我還是喜歡讀書，因原始讀書有閱讀快感，原先記憶中存了的問題，讀書過程中遇到了，發生聯想，再去檢索，然后解決。電子檢索的先決條件是你得先產生觀念或將相關問題濃縮成語詞，但有趣的文史問題，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沒有直接關系，一望而知則無研究必要，如何建立這個關系才見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產生的問題是不是有研究價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為一個智力問題。直接的問題易于使用電子檢索，知識性的問題最適合機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術工作，而原始閱讀仿佛藝術活動。AI時代，比拼知識豐富，意義已極為有限，豐富知識如果不能帶來新問題或新方法，只是記誦能力發達已非常不夠，發達的記誦必須以聯想力的產生為目的，如不能加強聯想力，則發達的記誦僅僅類似于機器。

文史工作還是原始閱讀為上，早年記憶優先，電子檢索靠后，通過機器產生的發現樂趣，對記憶和聯想力的要求相對較低。敦煌卷子發現后，王國維他們因為有早年深厚的知識基礎，一看就能與過去的記憶建立關系，很快就有新的發現。陳寅恪總結王國維治學方法的“二重證據”經驗，就是早年記憶的舊知識和新出史料會面。文史研究，畢竟是智力活動，過去文人學者，多有矜才炫博習慣，陳寅恪、錢鍾書也不例外，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這個過程中展現的智力樂趣，文史知識要瞬間聯想和脫口而出才有意思，翻手機最便捷，也能解決問題，但無趣味。

文史工作和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有區別，它一定要有“閑”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過分直接，易索然無味。習見知識，機器時代，實在無必要再說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實，但求“趣”，也是題中應有之意，梁啟超、胡適他們總強調學術研究的趣味，就是這個意思。

網絡時代，機器瞬間能找到的史料，嚴格說就不是史料，是現成知識，現成知識只能是解決新問題的輔助史料，其間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術，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學者的趣味，文史研究應當考據優先，詮釋靠后，考據的生命力長久，詮釋則見仁見智。史料新舊雖是個相對問題，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問題前提下才產生，能開新局面的學者多是直接閱讀文獻，在閱讀過程中遇到了難點，再去尋求機器解決。

人們會有這樣的感覺，有些學者，總能長篇大論，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那些長篇大論和高頭講章，總是要在別人已見史料或者原創結果上的延伸，如果別人不開這條路，他們便不知世上還有這條途徑，他們只會順著講，或反著講，而不能從頭講，不能破題。不能開新領域，自然也就談不到原創力。陳寅恪研究《再生緣》，結論對錯不重要，但他能發現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這就是真正的學術工作，如果沒有他的工作，后來關于陳端生和《再生緣》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會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會有。《柳如是別傳》也是同樣的情況。他愿意把精力放在這方面，這就是遠大的眼光，他是個盲人，還能做這樣的研究，可見早年記憶和聯想力是如何發達。近年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寶卷研究很熱，但這個工作的第一功要記在鄭振鐸頭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寶卷的復雜性及豐富性，后來的研究，嚴格說都是在他的基礎上才有的。現在寫本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這是機器時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為凡印本在邏輯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無論是雕版印刷、珂羅版、石印或現代印刷，而寫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況下少量鈔本例外），印本適合機器時代的檢索，而寫本（正式鈔本或民間鈔本）在未經研究者重視前，不可能使用機器檢索。所以寫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須最早發現原鈔本，進入圖書館和收藏機構的鈔本邏輯上均有記錄。有記錄的東西對機器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則在發現，特別是散落在民間的鈔本，如古代戲曲、古代小說、寶卷、雜字、蒙書、契約及其他民間文書等等。如果研究者能將眼光投向這些未經注意的東西，才會產生知識增量，才是有意義的學術積累。

今天中國文史研究的主要表現方式是西式論文，大學里的文史研究全是此類結果，但這種長篇大論或高頭講章的所謂研究，在AI時代變得更為容易，AI可以論說，但絕對不能考證，尤其是從未在網絡中出現過的學術問題，或語詞與本質問題表現看毫無關系，但實際聯系緊密的問題。AI時代的到來，很可能在另一個層面上使中國傳統文史的主要寫作方法如札記、筆記、詩話、評點、掌故、書信、日記等方式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