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新哈姆雷特》《落英繽紛》之后，上海譯文出版社以筑摩書房十卷本全集為底本的“太宰治全集”出到了第三本《潘多拉的盒子》。與過往各家出版機構聚焦于《人間失格》《斜陽》等幾個名篇不同，這次我們希望通過全集的陸續出版，為國內讀者朋友奉上太宰創作的全貌，讓大家可以從多個面向品味太宰文學。

《潘多拉的盒子》是筑摩書房版本“太宰治全集”的第八卷，收錄了太宰治在津輕疏散避難期間創作的所有作品，共計二十篇。當時日本戰敗，太宰文學大放異彩。1945年7月，甲府市遭到空襲，太宰治攜妻兒疏散至津輕。當時住到青森縣金木老家的太宰治以《潘多拉的盒子》的連載拉開了自己戰后創作的序幕。在這個集子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潘多拉的盒子》《維庸之妻》兩篇外，還有《微明》《庭院》《親這二字》《謊言》《貨幣》《已矣哉》《十五年》《致未歸之友》《苦惱的年鑒》《機會》《雀兒》《尋人》《男女同權》《親友交往》《叮叮咚咚》《圣誕快樂》十六個短篇，大都是首次和中國讀者見面，最后還有《冬日煙花——三幕》《春之枯葉——一幕三場》兩個劇本，也是太宰文學版圖里“劇本”這一版塊首次在國內出現。

其中，《潘多拉的盒子》是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通過描寫身在結核病療養院的青年“云雀”暗生情愫的細膩心理，記錄了一段青澀的青春時光和青年的成長。一位因患結核病前往山間健康療養院的年輕人——“云雀”一方面因死亡步步逼近而感到恐懼，另一方面在性格鮮明、背景各異的伙伴們陪伴下與疾病奮力斗爭，努力追求成為一個“全新的男人”。在那里，他與充滿生命力的兩位護士——竹姐和阿正之間酸酸甜甜的情愫、伙伴因病去世帶來的突如其來的悲痛，都讓他心緒起伏。他不斷將這些日常的心理波動細致地記錄在寫給摯友的信中。然而，“云雀”始終保持著一種與希臘神話相通的積極世界觀——在將不幸散播至世間的潘多拉的盒子一角，發現了一塊刻有“希望”字樣的小寶石。

這部作品其實是基于太宰治一位名叫木村莊助的讀者的病中日記而寫。自1940年8月起，木村莊助與太宰治頻繁通信。1943年5月13日，木村不堪病痛折磨，于22歲的年紀自殺身亡。同年7月11日，按照木村的遺愿，他的12冊日記被送到太宰治那里。日記由京都的丸善書店裝訂而成，其中一本題為《在健康道場》，書脊上還模仿太宰治的短篇《思念善藏》，印上了“思念太宰治”。1943年10月末，太宰治以木村的日記為基礎完成了《云雀之聲》的創作。1944年12月，即將出版發行的書籍被戰火焚毀。后來又依據當時殘存的校對稿重新編纂成稿，1945年10月22日至1946年1月7日期間，這部作品分64次在地方報紙《河北新報》上連載。作品對少年心理描寫細膩，行文不乏幽默意趣，可以說是太宰文學中的一抹亮色。

1945年的日本正處于二戰末期，整個社會籠罩在絕望與不安之中。太宰治選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創作《潘多拉的盒子》，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意義。這部作品與《人間失格》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說后者是對人性黑暗面的徹底暴露，那么前者則是在黑暗中尋找光明的嘗試。

主人公小柴利助（“云雀”）的形象塑造即體現了太宰治創作理念的這種轉變。與以往作品中自我毀滅的主人公不同，利助雖然身患重病，卻保持著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這種轉變正是太宰治對生命價值的重新思考。作品中的“健康道場”療養院不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一個象征性的精神場域，在這里，太宰治得以重新審視自我與外界的關系。療養院中的其他病友構成了一個微型社會，每個人物都代表著不同的生存狀態和人生態度。通過這些人物的互動，太宰治展現了人性的復雜面貌。在這些邊緣人物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生命的韌性和人性的光輝。

疾病與救贖是貫穿作品的核心主題。太宰治通過肺結核這一意象，探討了肉體與精神的關系。在疾病的陰影下，人物反而獲得了重新認識自我、理解生命的機會。太宰治在作品中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絕望的環境中，人應該如何生存？通過不同人物的選擇，作品給出了多元的答案。希望與絕望的辯證關系是作品最深刻的主題。太宰治沒有簡單地否定絕望，而是在承認絕望的基礎上，尋找希望的種子。

《潘多拉的盒子》采用了第一人稱敘事，但這種敘事方式與太宰治早期作品有著本質區別。敘述者不再沉溺于自我剖析，而是以更加平和的態度觀察和記錄周圍的世界。語言風格方面，太宰治也放棄了以往作品中那種尖銳的自我剖析，轉而采用了一種更為平和、溫暖的筆調。這種轉變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藝術自覺。在結構安排上，作品采用了片段式的敘事方式。這種結構不僅符合療養院生活的特點，也為讀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間。每個片段都像一幅精致的素描，共同構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畫卷。

作品中的幽默元素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太宰治通過巧妙的語言運用，將原本沉重的主題轉化為輕松詼諧的敘述。這種幽默不是逃避，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藝術自覺，體現了作家對生命的深刻理解。比如文中對“全新的男人”的一系列口號就頗有意趣。“全新的人，就該行事果斷。全新的人不需要留戀和不舍。”“全新的男人絕不抱怨。”“知錯就改何須猶豫。全新的男人洗心革面也很快。”“全新的男人要懂得停下來休憩，然后身輕如燕地穿行而過，一路高飛。”

書中另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角色的塑造。與太宰治其他作品中常常被物化的女性形象不同，《潘多拉的盒子》中的女性角色更加豐滿立體，她們不僅是觀察對象，更是獨立的生命個體，“竹姐”“阿正”等女性形象無不栩栩如生。

在整個戰后日本文學的語境中，《潘多拉的盒子》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在廢墟中重建，在絕望中尋找希望。這種精神不僅屬于太宰治個人，也屬于那個時代的整個日本社會。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中，也要保持對生活的熱愛，關注生命的價值，這種態度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潘多拉的盒子》一直備受各界青睞，曾經兩次被改編成電影，第一次在1947年，起初電影名字被取作“青春期的姑娘們”，太宰聽了很是嫌棄，將其改成了“護士日記”。2009年，這部作品再次被改編成94分鐘時長的大電影在日本公映，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染谷將太（對，就是《妖貓傳》里的和尚和《唐探》里從百米高臺跳下去那位）飾演男主“云雀”，川上未映子（和村上春樹合作著有對談集《貓頭鷹在黃昏起飛》）飾演“竹姐”，而且川上未映子還憑借在這部影片中的出色表現拿下多個新人女演員獎項。

《潘多拉的盒子》是太宰治留給世人最后的禮物。在這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作家如何在個人的痛苦中，找到通向普遍人性的道路。在當今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重讀這部作品，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它強大的精神力量。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要相信希望的存在，正如《潘多拉盒子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希望永遠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作者系上海譯文出版社日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