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我們一家人在新疆準噶爾盆地的一個農場生活，周邊是廣漠的戈壁灘，白天可以望見天山，在夏季，山頂也是白雪皚皚。我們住在“地窩子”里，屋頂是個斜坡，上面有個孔洞，光線昏暗。農場沒有通電，帶玻璃罩的油燈很受用。白天父母去勞動，收工后，母親做飯，父親有時會在油燈下讀書、做筆記。父親早年曾赴法國自費留學，學習美術專業，住在巴黎，參與各類文藝沙龍的活動，推崇具有“現代主義”觀念的藝術家、詩人，包括蘭波、馬雅可夫斯基、阿波里奈爾，基于天性，也試著寫詩。法國待了三年，回國后，他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因從事進步活動被捕入獄，從此結束了藝術生涯，專心于詩歌創作，一發而不可收。獄中所寫的詩作，經友人推薦，發表在文化刊物上，廣受好評，一舉成名。父親出獄后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佳作不斷，輾轉大江南北，奔赴延安，直至北平解放，加入軍管會，參加了第一屆政協會議及開國大典。

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一家人遠赴新疆，在小城石河子生活、創作。父親下放時攜帶了一摞書籍，其中有常年翻閱的工具書，又厚又沉那類，有的已開線脫頁，記得有《法語辭典》《羅馬史》等。父親曾對別人講過，他想寫一部史詩，他覺著中國的革命與羅馬的歷史相似。

“地窩子”的墻洞里放著書籍，其中有一本中法雙語對照的唐代詩選，有一回，父親翻到繪有李白畫像的一頁，舉起了大拇指，還念了其中一首，說是以后要背誦的，一首聽著悅耳、朗朗上口的唐詩：“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父母在新疆生活了近二十年，戈壁風沙在臉上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我14歲時，與家人回到北京。對于艱辛的歲月，父親少有報怨，他說：“全當出生在這里。”有一年，他出國訪問，在飛機上看見了天山山脈，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天山“向我露出和善的微笑”。

父親睿智而寬容，幽默而樸實。他在詩中自白：“何必隱瞞呢——我始終是曠野的兒子。”回想一下，平時，我未曾感到過父母的壓力，我不想上大學，他們覺得沒什么，按自己的想法活唄。父親半開玩笑地說：“混得不好，就回來，我養得起你。”有一回閑聊，我說自己感到無所事事，他說：“不著急，大器晚成。”隨口而出的話，令我羞愧不已，至今也是如此。

人生的黃昏已至，面對夕陽，十分茫然，經歷過諸多的歡愉與痛苦、得意與不堪、幸運與兇險。蕓蕓眾生，漫漫長途，前方會有指引，有星光，有燈塔，有神祇，而引導我的是父親的形象，因其走過一程文學之旅，汲取了美學的營養，因其明白了如何做人，如何在立場、觀點、思想上守住底線，包括對古物的喜好，似乎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我時不時會取出父親的遺珍，其實，此生最想收藏的是他的智慧與品格，捫心自問，上蒼會如此眷顧嗎？

我有一幅父親的墨跡：“黎明即起，丹丹切記。”這一點我是做到了，已成習慣。每逢晴天，會看見啟明星，看見朝霞，看到日出。一覺醒來，腦子里空空蕩蕩，有時會產生一些念頭，比如，忽然想起了家父的只言片語，覺著應該做點什么。編纂一本圖冊，紀念父親誕辰115周年，這一想法的敲定，正是在黎明時分。

（作者系艾青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