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河流，它是貫穿于一個人一生的記憶的，從童年、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

而橫亙于我心中的那條河流，當是新疆阿克蘇地區拜城縣鐵熱克鎮的喀普斯朗河。

關于這條河流的記憶，它幾乎占據了我童年深處最為美好和溫暖的地方。

我出生在貴州黔西北的一座小村莊里，那座村莊叫羊子坡，但從來沒有羊，土地貧瘠、缺水，無法耕種稻谷，人們除了種植玉米，只能兼種洋芋、黃豆等作物。

此前，我去過最遠的地方，就是我父親騎著馬帶我到二十多里遠的集鎮趕場的長石街。

而那些往事，全靠父輩口述得知。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在新疆的伯父回家探親，此時他已經從新疆阿克蘇兵團轉業多年，被分配到鐵熱克鎮的火電廠上班。

那次探親的目的，一是感謝當年送他去當兵的公社大隊長，臨行前送了他一雙解放鞋，彼時他不過十四歲，二是想接我們全家過去。

我的祖父與祖母極不情愿，按照當地習俗，他們在五十歲的時候，就已經為各自備好了一口棺材，此后更是未曾真正踏出過這座村莊。

這件事情，以祖父母的極力反對鬧得不歡而散。

伯父回到新疆后，來信和我父親商議，決定重啟去新疆的日程。

那年秋天，我的外祖父特意砍了一棵杉木，置辦了一口箱子，用于作為給女兒遠行的禮物。

他當然不知道新疆在哪里，連我母親也不知道，他們連四十公里之外的大方縣城都沒到過。

對于新疆的各種憧憬，在我父親與舅舅之間的擺談中散溢開來。

那個時候，我們家是較為貧困的，按我母親的說法，家中凡有客人，我父親總要出去借米，多數時候是玉米粉摻白米。

就是這個樣子，兩歲多的我已經能辨別出白米飯的口感比玉米面好，會偷偷用碗盛著米飯躲進自己的被窩里。

我父母把那一季的莊稼收完，就帶著我和我弟踏上去往新疆的火車，留我小叔在老家陪我祖父母。

中間轉坐客車的時間不算，僅從成都到烏魯木齊的火車，就坐了七天七夜。

路上，我母親有些后悔，窗外是一望無際的戈壁，以及褐黃色的看不到莊稼的山，而我看見奔跑的馬群時，就趴在窗口喊：

“舅舅，舅舅！

”那個時候，我的舅舅正學著做牛馬生意。

到達鐵熱克鎮的前半年，由于時處冬春兩季，找不到什么活兒干。

在伯父伯母的安排下，我們住進了鐵熱克鎮一個叫羊場的維吾爾族村莊，他們定期給我們送糧油。

那一片，有很強的城鄉接合部特征，一邊是火電廠、化肥廠、水泥廠，一邊是農耕田地。

沒讀書之前，我們家曾在河上游的米吉克煤礦居住，我母親帶我和我弟，父親挖煤。

開始那兩年，我們輾轉過多處煤礦，但都沒有遠離過喀普斯朗河。

后來讀書，必須要到有學校的集鎮，我們又搬回了鐵熱克鎮的羊場，喀普斯朗河離得就更近，開門可見。

我對那條河最初的記憶是畏懼，母親叮囑不能去河邊玩，說曾有小孩被河水卷走，它幾乎成了一處禁地。

我記得河對岸也有一座村莊，那里的人要過來，就得經過一座獨木橋。

沒有漲水的時候，女人走橋，男人騎馬。

漲水的時候，人就滯留在對岸。

小孩子最愛看漲水，渾渾黃黃的，大人小孩都站在很遠的地方，看著河水裹挾樹木，吞噬田坎，既興奮又害怕，既雀躍又膽怯。

除了夏季，其他時候都不怎么漲水，那時候的喀普斯朗河極其安靜。

在河邊，每隔幾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座水塔——圓柱形的房子。

那些房子令人生奇，門常年緊閉，很少見人出入。

我們放學后，經常背著書包趴在窗口上往里看，想知道里面到底藏著什么。

后來曉得，整座火電廠的飲用水都從這些水塔而來。

經常，有維吾爾族老人扛著鐵鍬沿著河邊行走，他們尋覓合適的地方，用鐵鍬在河邊開一道口子，把河水引進麥地、苜蓿地、油菜地灌溉。

多數時候，水還會淌進村莊，維吾爾族婦女們就聚在一起洗衣服，言笑晏晏。

村莊有一個集體性的羊場，專門用來關羊，每家每戶的羊編上紅色的號，維吾爾族漢子除了種地，還要負責輪流放牧，只是去的地方都不算遠。

父母經常會帶我們去村口的油坊碾清油，有時割上兩三公斤牛羊肉。

這樣，小孩子之間漸漸熟識，一起摘果子，一起玩彈弓，一起坐滑冰車，互贈玩具和零食。

維吾爾族小孩似乎在射擊和手工方面更在行，我們把撿來的瓶子碼在圍墻上，他們只要彈弓里裝上石子，一瞄一個準。

我們家周邊的幾排平房，住的全是漢人，賣菜的、進廠的、干工地的，都有。

這些人里，就是沒有開商店的，商店是維吾爾族人開。

柴米油鹽總是生活中離不開的部分，長期買賣，人與人之間變得熟絡起來。

大人們的世界比小孩廣闊，互贈東西是常有的事，比如某家的人回內地，用不了的家具就贈出去，他們吃不完的酸奶子，就會邀請我們去，彼此做客。

羊場村子里有兩棵五六人環抱粗的桑樹，晚上挑著白熾燈我們也要去摘桑梓，順便留在別人家吃一下手抓飯。

看港片、學習彈布爾就成了常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電視機和VCD是標配，不管維吾爾族還是漢族小孩，聚在一起看片就討論劇情，最愛的就是劉德華、周潤發、李連杰他們演的動作片。

除了窩在屋里，我們還在外面撿廢鐵。

火電廠是座大廠，三座冷卻塔，好幾座廠房，老廠區和新廠區都住人，圍墻圍的范圍特別廣。

天氣干燥，排水道里干凈得沒有泥土和積水，天晴的時候，我們就順著地道爬進去撿廢鐵，有時候會碰上銅管鋁塊這類更值錢的東西。

賣得錢，就互相請客買羊肉串、買牛肉面、買涼皮子吃。

在鐵熱克鎮，混雜著天南海北的口音，人們為了生活集聚于此，又因生活而作別。

和其他廠里工人一樣，伯父家搬去了庫爾勒，如今已近七十，定居在那邊。

作別的意義，在小孩子看來，就是大人們多了一次聚在一起吃飯喝酒的機會。

小孩們當然會贈送心愛的玩具，但往往意識不到，再見很可能也是再也不見。

終有一天，輪到我們離開那里，成為別人相送的人。

很多人在記憶里逐漸變成一種符號，比如曾經帶我父親學電焊的陜西人老唐、租我家房子住的四川人劉老板、和我母親特別好的湖南湘西的一個阿姨，以及養豬很厲害的重慶人張飛……

《大宛其的春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就的。

可以說它是我在自我沉湎，也可以說是以另一種方式對過往作別。

多年后，那座養育很多務工者的火電廠關停了。

后來，聽小學同學說，那地方改成了南疆著名的溫泉旅游小鎮，原先破舊的羊場村莊換了新顏。

有一次刷“抖音”，我看到那里新建了一條公路，廠房也被改造了。

對我自己，說不出是喜是憂……

如果有那么一個地方，在寫作時需要尋求靈魂的安放，我想只有喀普斯朗河能帶給我內心的寧靜與祥和。

如果把一個人童年居住的地方定義為另一個故鄉，我想，遠離它是為了更好地回望，回望是為以另一種姿態遠離。

它還好嗎？

它變了嗎？

它還存在嗎？

它如今以怎樣的形式存在？

有些東西，或許只有從我離開它的那一刻起，它的意義才真正從我體內生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