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仿若一艘在巨浪中顛簸的舊船，傳統的桅桿已然腐朽，現代的新帆尚未完全揚起，救亡圖存成為彼時各界的第一要義。在這新舊交替的關鍵節點上，翻譯在民族與世界之間開創了一片“中間地帶”，既為本土文化應對外來沖擊提供了緩沖，還在本土人民“睜眼看世界”、重塑民族文化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引導作用。

《世界文學萌芽體系與近代漢譯西方文學（1896—1916）》一書正聚焦于1896年—1916年的漢譯西方文學，以近代中國借助翻譯與西方文學進行初次接觸的具體事例為主要內容，通過這一特殊時期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博弈，揭示出了以往世界文學理論體系中常被忽視的一環，即各民族在面對和開始參與建構世界文學時的“世界文學萌芽體系”。

該書首先回顧了以卡薩諾瓦、莫萊蒂、大衛·達姆羅什為代表的“圣三一體”學者的當代世界文學理論，又在理論系統化的相關探討中，引出了民族文學在主動構建世界文學觀念的最初時刻所存在的“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全書最核心的洞見，莫過于作者總結了這種萌芽體系的三個特征：一是“以世界主義之名，行民族主義之實”；二是在“萌芽階段”，外國文學往往位于邊緣，譯介的策略也更為隨意；三是翻譯文學的選本常存在經典錯位和通俗化的傾向。

理論的提出離不開實證的支持，1896年至1916年，中國譯者對西方文學的選擇與傳統的西方經典之間形成了一種巧妙的錯位：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哈葛德的冒險故事、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成為譯介主流，反觀莎士比亞、狄更斯等西方經典作家的“熱度”卻不及這類通俗作家。這一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而與當時中國的現實處境密切相關：近代中國身處傳統秩序崩塌與現代性萌發的交匯點上，翻譯這一行為也被賦予了遠超語言轉換的意義。借助翻譯，知識精英得以學習西方先進的思想制度，普羅大眾也能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接受新事物。相對應地，翻譯選本也就更傾向于滿足現實需求：偵探小說補足了中國傳統文學中所缺失的門類，科幻小說因承載著“科學救國”的想象而被推崇，原本充滿白人至上和殖民擴張色彩的冒險故事也被巧妙地化用為喚醒民族“尚武精神”的工具……這種矛盾性實際上也印證了卡薩諾瓦的論斷：文學的世界共和國始終是等級制與不平等的競技場，在萌芽體系中也是一樣，新來者只能以邊緣者的身份，接受被有意或者無意地“誤讀”的命運，通過翻譯向中心不斷攀附。

除此之外，編輯校勘與市場選擇也在“經典”的選擇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輯在出版作品時，“向來不對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這種粗放操作催生了大量質量參差不齊的譯作。在這種寬松的審核條件下，通俗小說因其故事性強，容易吸引更為廣泛的受眾群體，逐漸成為出版商的首選。文學作品不再只封閉于知識精英的圈層，而與諸多外在因素息息相關。正是在種種現實狀況的影響下，“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呈現出了以本民族為核心、以外國文學為邊緣、以文學的“自治”和政治、經濟等諸多外在因素主宰的“他治”為軸線兩端的特殊狀態。

當西方文學憑借殖民擴張獲得全球聲望時，中國文人還需借助中心文學的作用，將西洋的科學技術、文化思想置于“值得被敬佩”的地位上，這恰恰意味著中國傳統文學體系本身極具權威性和穩定性。林紓以“擬古文體”翻譯哈葛德的冒險小說和小仲馬的愛情悲劇，表面上是借助傳統“雅言”來馴化西方“俗文”，實則也通過語言的重構，將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審美與倫理道德規范反向地植入翻譯作品。《迦茵小傳》中的情欲糾葛，在林紓手中被轉化成了對迦茵犧牲精神的歌頌，這種改寫并非偶然，林紓以更近“中心文學”的筆法為來自西方的通俗故事“鍍金”，這種策略的背后也隱含著近代中國對轉變大眾心態、緊追世界潮流的迫切需求。

正如文中所言，“很多偉大的文學變革是從當時處于邊緣地位的文學，甚至是邊緣地域文學的非經典作家與文類開始的”，這種經典的錯位恰恰也成為現代文學發生的契機。在近代中外文學的交流中，林紓的譯介實踐實際上也加速了中國文學傳統體系的裂變。他采用“耳授手追，聲已筆止”的方式譯書，在字里行間摻雜了白話口語、外來語甚至歐化句法的同時，也為白話小說注入了雅言的精密與凝練。這種雜糅的文體既沖擊了雅潔的古文規范，也促使了中國小說從“街談巷語”躍升為“文學之最上乘”。借助林紓本人的聲望，林譯小說自成一派，為知識精英與普羅大眾接觸西方文學提供了一個更易被接受的途徑。

然而，這種新與舊、本土與外來的博弈終究只是權宜之計。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白話文徹底推翻文言霸權時，林紓的擬古文體成了“不合時宜”的遺物，萌芽時期的“通俗熱”被當作啟蒙者所批判的對象。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些充滿矛盾的翻譯實踐，為后來更加激烈的文學革命埋下了伏筆。

歌德曾指責德國浪漫派“不把他者作為目的，而僅僅作為手段”，但學者范勁曾指出，本雅明從后人的視角出發，察覺到了浪漫派理論中所蘊含的一種反身性，并指出了其認識論與當代前沿理論的相通之處：世界文學理論歸根結底都是在力圖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系統。更進一步地說，這意味著體系中心之外的領域總是會不可避免地遭到忽視。

從歌德以德國為中心的“世界文學”愿景到卡薩諾瓦以巴黎為中心的“文學世界共和國”，傳統的世界文學理論常受到民族主義或國家權力關系的影響，預設出一種以西方文學為中心，以非西方文學為邊緣的等級結構。而在這種體系中，非西方文學則要在爭奪中心文學的認可與警惕被中心文學同化這兩種狀態的“夾縫”中生存，它們對于塑造世界文學版圖的主動性卻常常被忽視。但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加入了世界文學理論的建構，對以往這種以西方文學為中心的體系的批判和修正也在不斷增多。

《世界文學萌芽體系與近代漢譯西方文學（1896—1916）》的貢獻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對于當代西方學者所建立起的世界文學理論體系而言，書中的“世界文學萌芽體系”就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視野盲區”。近代中國的譯介經驗表明，所謂“萌芽體系”不僅是一段真實存在的歷史事實，也是一個充滿了張力的動態場域。在這里，翻譯成為體系邊緣的國家和地區在參與全球化初期展現主體性的重要媒介，創造性的翻譯使近代中國的西方文學譯介發揮了本土現代性生成的催化劑作用，同時也為西方小說的閱讀提供了更為嶄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