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古老的城墻染上戰火的硝煙，北平的抗戰歲月在文化人的筆端，化作了一部泣血的長卷。他們以文字為武器，在日寇鐵蹄下記錄家國之痛；以筆墨作星辰，于沉沉暗夜中照亮抗爭之路。從“九一八事變”的陰霾到盧溝橋的槍聲，從故都文人的憂思到敵后戰場的壯歌，這些帶著體溫的文字，勾勒出一座城市的不屈脊梁。

1933年3月，駐守喜峰口的第29軍在喜峰口與古北口之間的羅文峪布防（資料照片）。

劇變之前的家國之嘆

自“九一八事變”起，古老的北平城便籠罩在日本侵略勢力的陰霾里。雖然此時的北平未失，但面對不斷南侵、步步緊逼的侵略者，以及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國民政府，北平民眾的憂患情緒與日俱增，要求抗日救國的行動也在不斷增加。

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未久，文化人楊晶華便在一篇題為《西山之秋》的文章中寫道：“故都的紅葉，自然要算是西山了，久客燕臺的我，每歲暮秋必作郊游幾次；今歲呢！適逢遼吉被占，國難當頭，一想到紅葉，便會聯想到關外無數落葉，染著被難同胞的斑斑血跡……”楊晶華眼中的紅葉，或每一片都承載著東三省淪陷的民族之痛。而以這種借景抒情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緒，會在隨后的日子里，不斷地如泉水般涌出。

東三省先后失去，熱河省也被日本侵略者占據。接下來，便是長城沿線。1933年長城抗戰發生地，就在義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處。三年后，吳伯簫在一篇《我還沒見過長城》的文章里，講到他遲遲沒登上長城的遺憾：“六年，西山溫泉我都去過，記得就沒去什剎海。為此，離開了故都曾被人嫌棄說‘太陋’。說：‘什剎海都沒逛過，還配稱什么老北京！’……現在想：什剎海不見算什么呢？沒去看長城才是遺憾！啊，萬里長城！”

之所以沒見到長城，吳伯簫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說出了緣由：“朋友，我還沒見過長城！但是，長城我是終于要見見的！有朝一日，我們弟兄從夢中醒了，彈一彈身上的懶惰，振一振頭腦里的懵懂，預備好，整裝出發，我將去馬蘭峪，去東北的承德，赤峰；出殺虎口，去歸綏，百靈廟……愿爾為祖國屏障，壯起膽來！”1936年的長城沿線，早已被日寇的鐵蹄所踐踏。吳伯簫并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他希望有血肉的國人能夠清醒過來，收復長城沿線，光復大好河山。

在“九一八事變”與“盧溝橋事變”之間的將近六年時間里，日本侵略勢力已然深入北平城區。對此，著名作家張恨水，是有著切膚之痛的：“四十六歲的我,有五分之二的歲月,托足于北平,北平與我此生,可說有著極親密的關系。可是在失陷前二年,我毅然決然,舉室南下,含著隱痛離開這第二故鄉。我并不是怕會淪陷在敵人的鐵蹄下,是敵人給予我的刺激,無法教我忍受了。”

張恨水的感受，并不是文化人的過度敏感。在這篇名為《想起東長安街》的文章里，他描述道：“我的家在西南城角,而工作地點,卻在東北城角,兩下來往，使館區內的東長安街,是必經之地。而在這一條街上走,就必有一個遇見敵兵的機會。馬路與使館區外的操場,只一短欄之隔。當我轉過東單牌樓的時候,一眼便看到那穿黃制服、大馬靴、紅帽邊的敵兵,約莫三五十名,架了機關槍,伏在操場地面上,向西城瞄準。”

“這一階段,讓我常常閃開東長安街,繞路他行。半年之后,情形更逼近一步了,報上常登著,某日某時,日軍在東長安街、霞公府、東單練習巷戰,臨時斷絕交通。是個稍有廉恥的中國人看到這新聞,怎不氣炸了肺？當然,也沒有誰去碰他這場巷戰。但是在巷戰二三小時后,東安市場的王府井大街尚覺殺氣未除,徒手寇兵,每隊六七十人,四人一排,在馬路中心邁著便步,去逛東安市場,我曾兩次遇見,都由車夫很機警的、老遠避入小胡同里去。又半年之后,這練習巷戰的范圍,越發推廣,東長安街樹林里,隨時可由寇兵埋伏做射擊狀,幾乎那里不算是中國領土了。”

張恨水的感受，來自北平淪陷之前的東交民巷使館區附近。其實，1901年的《辛丑條約》簽訂后，外國軍隊在東交民巷一帶進行荷槍實彈地演習，早已變得“司空見慣”。而當1935年的“華北事變”發生后，日本侵略勢力更是將北平城視為嘴邊的肉。

北平淪陷的憤慨痛苦

關于“盧溝橋事變”當日的場景，文學家曹靖華曾這樣寫道：“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聲音，連續不絕地把我從夢中驚醒了。我由床上坐起來，細細地辨出這是郊外傳來的炮聲。天還沒有亮，坐一會兒又躺下去，隆隆的聲音依然在繼續著。但由于近年來在故都聽慣了這種聲音，就毫不覺得驚疑：這大概還是‘友邦’在‘演習’的。”

“早晨起來，珍抱著彭兒剛來到前院的書房里，S穿著敞領白襯衣，推著自行車闖入到院里來：‘二十九軍與日本軍隊沖突了……在盧溝橋上……’他手扶著車，站著，明確簡短地告訴了他所要告訴的話，就匆匆地騎著車子走了。”這短短的幾行文字，將中國軍隊迎戰的信息，向讀者們揭示出來。在北平地區進行著的漫長且艱苦的戰斗，自此開始。

北平淪陷的七月很快過去了。一批批的文化人，通過各自不同的方式，離開了這里，但他們的心卻一直留在北平。作家楊剛在一篇名為《北平呵，我的母親！》的文章里，如此寫道：“十一月間的初冬開始降臨了……北平應該用枯麻蓋上顏面,她要用灶灰代替脂粉,度過這恥辱的日辰。珠和玉都不是我們所要的了……”

楊剛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將自己的悲憤與怒火投入到對敵人的“戰斗”中。她的心，隨著北平的痛苦呻吟而顫動著：“中國的孩子們，北平的兒女們！還記得古城里燦爛如流星的琉璃瓦脊么？為何容它以同樣的輝煌迎接仇人？那高昂尊貴的白玉橋，豈能由屠人犯濺滿淤血的狼蹄留下蹄印？讓穢污的蹤跡刻在端嚴崇偉的白塔上，讓純潔的玉泉為感染了敵人的淫穢而嗚咽,這豈是我們做人的本分？”

痛苦過后，便是崛起。楊剛的筆觸，也越發變得剛健：“起來！起來·中國的孩子們，上北平去吧，北平是我們自己的家鄉……一場爭奪母親的血戰已經包圍著北平，騰起了它的火焰·弟兄們，動身吧！今天晚上！動身背上我們的槍支，勒上我們的子彈，撒下馬兒朝那北平道上馳去罷，和我們北方的弟兄們手拉手兒，跟北風再爭一次生命錦標！打回北平去·我們必須要收回我們的家鄉，在那里，母親苦楚地倚著門兒在凝望……在我們有生命的日子里，我們一定能殺盡敵人，回到家鄉。在母親的懷里，在那長安街的雪白大道上，放下枕頭，一覺睡到天亮！”

敵后戰場的形象描繪

抗戰最艱苦的歲月里，偏居西南一隅的文化人，所能得到的北平信息畢竟有限。于是，如老舍、梁實秋等，便以思念北平、追憶昔日的北平為主要寫作內容。

在馮牧所寫《豐盛胡同——我從這里起步》一文中，講述了盧溝橋的槍聲給他的人生帶來的巨大改變。此后，馮牧從古老的北平出發，走向了通往解放區、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就在臨別之際，馮牧感慨道：“當我走出豐盛胡同，對它做最后一瞥的時候，我卻流出了眼淚。”

在一篇名為《兔兒爺》的文章里，老舍先生用悲憤的語氣寫道：“聽說敵人這些日子，正在北平大量的焚書，幾乎凡不是木板的圖書都可以遭到被投入火里的厄運。學校里，人家里，都沒有了書，而街頭上到處擺出兔兒爺，多么好的一種布置呢！暴敵要的是傀儡呀!”中秋時節供奉兔兒爺，似乎早就成為融合進北平市民血液中的一種傳統民俗。但這淪陷中的北平，哪兒還有什么“佳節”可言，又哪兒還有心思去供奉兔兒爺？

當大后方文化人追思北平之春、感懷北平之冬的時候，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派鄧華等人率軍進入北平地區，分別建立了平西抗日根據地和平北抗日根據地。當時魏巍在冀中軍區，他時而和民兵們一起戰斗，時而活動在敵人“掃蕩”受害最重的地區。

魏巍看到敵人“掃蕩”過后被大火燒成的廢墟，看到裸露在田野里的尸體，聽著群眾悲憤的哭訴、幸存者講述慘案的經過。他從未停止寫作，采訪常常是在戰前的吃飯、休息時或者就在戰壕中進行。

有一次進攻河間沙河橋敵據點時，魏巍在戰壕中認識了一個戰士。在戰前練兵中，這個戰士投彈全團第一，被大家戲稱為“投彈元帥”。沖鋒開始后，他很英勇，可是沒沖出多遠，就身中數彈撲倒在地。等魏巍上去時，一看倒在地上的是他，就止不住流下淚來。

戰后，魏巍在《黃槐花飄落的時候》中寫道：“早晨，黃槐花飄落的時候，/我們的戰士戰死了……/只有農民才有的淳樸的/圓大而溫暖的淚珠，/在晨光的明燦里，/散落在他還沒有停止跳動的胸口，/戰士的心為群眾的淚所溫暖了。/……風吹著，/像種子默默地歸還大地，/黃槐花又無聲地飄落了。”在戰爭激烈的日子里，抗日根據地的群山和溪流，戰士和人民就滲入了魏巍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