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在魯迅博物館參與《魯迅研究動態》的編輯工作。那時候，這本學術研究雜志的日常業務主要由魯迅研究專家王世家負責。王世家朋友甚多，信息來源亦廣，也搞收藏。他藏有不少名人手札，如茅盾、葉圣陶、端木蕻良的，十分珍貴。與他往來較多的諸多魯迅研究學者，不乏藏書家，如唐弢、林辰、姜德眀等。我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注意到一些學者的藏書，并對許多長者的書房產生了好奇心。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多次去過林辰、姜德眀的家，才知道他們藏書的品位之高。林辰的房間不大，四處都是舊書，除了書架是滿滿的，床底、窗前都是老期刊與出版物。姜德眀書的數量不亞于林辰，藏書的條件好于林辰，一些珍貴的版本放在墻上的吊柜里。林辰與姜德明是好朋友，他們之間圍繞書籍的版本有不少交流。彼此談論最多的，是關于魯迅著作的校勘、注釋之事，兼及現代文壇中各類人物遺稿的整理。現在想來，二人的來來往往，算得上學林佳話。

林辰出生于1912年，長姜德明17歲，他們什么時候認識的，不得而知。王世家后來編輯的《林辰文集》，材料豐富，有十五通致姜德明的信，看得出他二人相知甚深。姜德明的收藏與林辰的趣味接近，魯迅書籍的初版本很多，他知道林辰也有不少寶貝，彼此也就互通有無。他們常常在一些會議場合見面，住在賓館時也常常分享各自的版本之樂。1986年4月，姜德明知道林辰在研究魯迅輯校的古籍，但林辰手中缺《癡華鬘》，便把自己的這本書寄給了林辰。林辰回信道：

“承賜原版《癡華鬘》一冊，已收到了。古人常說的‘賜我百朋’，表述不出我的感謝與高興！我搜集魯迅先生作序或編輯、校訂的書，只收原版，已得十之七八，《癡華鬘》是我搜尋已久而今日始得到的。”

1989年1月9日，林辰在致姜德明的信中談到自己想閱讀的幾本書，有借書的意思：

“我沒有《文學姻緣》，但亡友孫用先生有此書，我曾經在他的書齋里見過，確系綠面金簽，如魯迅先生之所說。您所藏的一冊，若不是一九○八年東京初印本，那就是上海群益書社的翻印本了。據柳亞子先生說，群益本沒有載明出版年月。至于您介紹女師院線裝講義本《中國小說史略》的文章，我還沒有見到。

大著《書味集》中有一篇《魯迅與壽石工》，其中提到高伯雨的《聽風樓隨筆》一書，我曾讀過高的文章，很想看看這本《隨筆》，但香港出版的書不易見到；您如有（或報社圖書室有），能惠借一閱嗎？”

看這些尺牘，能夠嗅出書香之氣，還有學者的功底。林辰雖然自己的藏書很多，依然覺得所知甚少。在他致朋友的信件里，能夠體察到他的閱讀需求，以及治學盡精微的態度。他與姜德明談論古代版本的優劣，有文獻學的底子，因此能在不同版本中發現一般人注意不到的遺存。

林辰個子不高，一口貴州口音，為人溫文爾雅，看上去就是書齋之人。他每到魯迅博物館來開會，年輕一點的人都會問他一些掌故。他言之甚簡，而每每直指要義。有一次我與黃喬生編輯“回望魯迅叢書”，向他請教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他都一一答復，對我們的編輯思路不無啟發。他去世前，決定把自己的書都捐獻給魯迅博物館。他逝世于2003年非典期間。那年10月，我與幾位朋友一起到他家中，把他的藏書拉回博物館。有的藏品之好，填補了博物館資料收藏的空白。如今想來，亦覺感慨良多。

二

在整理林辰的藏品時，能夠感到他學術功底之深厚。

林辰熟悉經史子集，且心得頗多，《魯迅全集》涉及古籍的部分多是他負責編輯的。由于其舊學修養好，保證了全集的質量。他的線裝書很多，其中不少清刻本，有的是貴州史料，更多的是與魯迅有關的書籍，如《夜談隨錄》《敝帚集》《補寰宇訪碑錄》《謝氏后漢書補逸》等。

他的藏書中，魯迅著作的初版本也很多，比如《域外小說集》《中國小說史略》《小說舊聞鈔》等。與魯迅有過交往的同代人著作的初版本數量更為可觀，包括高長虹、許欽文、向培良、李霽野、韋素園、蕭紅、蕭軍、柔石、葉紫、王魯彥、彭家煌等人的著作。藏書中的簽名本也很多，如許廣平、沈從文、鄭振鐸、孫伏園、馮雪峰、唐弢等人的簽名本。這些藏書，顯示了他進行魯迅研究的多種向度：一是梳理魯迅的文本與魯迅涉獵的各類知識；二是整理魯迅與同時代人的交往及相關痕跡；三是研究魯迅思想傳播的軌跡。因此，他的收藏，是有目的的收藏，是對他的學術研究和《魯迅全集》的編輯助益良多的收藏。他發出的魯迅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的感嘆，不僅源于他對魯迅文本的認知，也與他觸摸到了魯迅的“暗功夫”有關。在魯迅研究學者中，他是國學根底最為深厚的幾個人之一。

前輩學者曹聚仁、王瑤、李何林對林辰都頗為佩服。曹聚仁還說，林辰是寫《魯迅傳》最好的人選，因為他取材準確、考證細膩，且在學問上可以與魯迅對話。我以為，這是頗為恰當的評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全集》還沒有出版的時候，他就考證得出了魯迅一些行跡的確切時間，而且都與魯迅日記所載吻合。他還從周作人、許廣平、許壽裳等人的回憶錄里發現了史實性的錯誤，能夠從眾多文獻里看出蛛絲馬跡。比如，李長之的《魯迅批判》有一些史料方面的硬傷，他大概是最早提出來的。林辰對章太炎、嚴復、蘇曼殊、吳虞、沈尹默等都有研究，他看待這些人物的標準，主要參考的是魯迅的觀點，立場頗為鮮明。從他寫于1945年的《人品與文品》一文中，可看出他對易節的士人是有一些微詞的。他身上的氣節，從他的文字中能夠感受一二。

我最喜歡他談論魯迅古文修養的文章，比如魯迅抄錄的《沈下賢集》、編輯的《唐宋傳奇集》，他都能體會其中治學精微之處。他在《魯迅計劃中〈古小說鉤沉〉的原貌》一文中所涉古籍之多、看法之中正、筆觸之老到，非一般學者可及。魯迅整理、閱讀的古籍多矣、雜矣，比如《云谷雜記》《百喻經》《游仙窟》等古書，如何被魯迅注意到，林辰看法都頗為精準，這與他自身也藏書是分不開的。我在寫《魯迅與國學》一書時，對魏晉文學及典籍的理解，有些地方來自他的文章。在治學方面，林辰藏書亦研究書，重證據、重考訂，身上有乾嘉學派的影子，而他行文里的思想，卻是五四式的。這使他雖深泡在舊書里，卻沒有遺老氣，文字有活力。

三

王世家生前談到林辰，十分佩服，兩個人圍繞藏書之事有過不少交談。他還請林辰寫過訪書、寫書的經歷。只是林辰猶豫了許久，遲遲沒有交稿。這大概緣于他不太愿意談論自己，以為自己是尋常之人，不足為道。最后，在朋友誠意邀請下，他還是寫了《瑯嬛瑣記》一文。文章回憶了他在重慶米亭子，上海城隍廟，北京隆福寺、東安市場等地的訪書經歷，讀起來很是有趣。他認為，“訪書也如讀書一樣，要手到、眼到、心到，還要加上一個腳到”。回憶自己在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淘書的經歷時，他寫道：

“五十年代，我每個星期日幾乎都消磨在這些地方，平時白天上班，晚上就輪換著去，流連忘返。常常是毫無所獲，只弄得兩手塵土，一身困倦，但對各書店尋覽一周，隨便翻翻，也自有一種樂趣。有時發現一本兩本心目中正需要的書，那高興自然就不用說了。夜市既闌，挾書以歸，要是冬天，穿過一條條小胡同，望著沿街人家窗戶透出的一線光亮，撫著懷中的破書幾帙，只覺得燈火可親，寒意盡失。”

第一次讀這段話，我便感到他的藏書里滿是故事，每一本書細說起來都折射著不同的心緒。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那些年，我常到資料室翻看林辰所捐獻的各類書刊。翻看之時，心中涌起的驚奇、感嘆、興奮之感都有。比如他藏的一些文人絕版著作，在一般的圖書館都不易見到。我后來寫一部專著時，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脈變遷的梳理，一部分就借助了“林辰文庫”里的資料。有時我思考文學史的細節，對照他的文章，如在山野迷路時忽然見到路標，快慰感隨之而至。倘若沒有這路標，暗中摸索會走許多彎路。

讀書人以藏書為志，雖是始于個人興趣，但其中求知以望道的路徑，對于他人而言，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作者：孫郁，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