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腳上海

1936年1月15日，名曰“劇劍”的日本演劇團的成員，坐上了一艘從神戶啟航的輪船，向上海進發。這天夜里，遇到了七年一遇的大風浪。狂暴的風雪和怒濤劇烈地搖晃著這艘輪船，船上的人都暈了船，只能趴在床上。

此時，卻有一個劇團的隨員在晃動的船上暗暗興奮不已。他就是鹿地亙（1903—1982），一個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的左翼小說家。1932年1月，他參加了日本共產黨，后來先后出任“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和“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書記長。因積極投身于左翼社會運動，自1932年至1934年，他遭到了警察的18次抓捕，成了拘留所的常客。1935年，鹿地亙被判刑兩年，緩刑五年。放出來不久，應妻子的要求，與她離了婚。

鹿地亙在暗中尋求逃離日本的機會。就在此時，他獲得一個消息，有一個日本劇團要去中國作巡回演出。經人介紹，他到劇團，做了打雜兼文書。

大約在1936年1月23日，輪船靠上了黃浦江邊的碼頭。劇團一行人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上的歌舞伎座頂樓的大房間里放下了行李。據木之內誠教授的《上海歷史地圖》2011年改訂版，歌舞伎座在今四川北路海寧路口，最早是海光大戲院。

鹿地亙決定脫離劇團，在上海落腳。但上海對他而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后來在《中國的十年》中寫道：“只是之前聽說有魯迅，且與內山書店的老板關系密切，于是就想尋訪內山書店，請他安排我與魯迅的見面。不過說老實話，我與內山氏，實際上也沒有見過面。正逢過年，書店關著門，于是就尋訪到書店后面施高塔路（現山陰路）上甜愛里的住宅，內山完造氏出來詢問了我來訪的理由，驚訝得睜大了眼睛，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遍……這實在是一個和藹可親、但眉宇間顯露出倔強神情的五十歲前后的老頭。”

內山答應去聯系魯迅，之后把結果通知他。在內山的引薦下，鹿地有了落腳處。一個月之后，他又認識了因學生運動而遭到逮捕、被明治大學女子部除名、因研究中國問題而來到上海的池田幸子，兩人惺惺相惜，幾個月后結成了夫妻。

與魯迅相識

有一天，內山完造通知鹿地，說已安排好了魯迅與他的會見，具體日期是2月6日。那天，下著小雨，鹿地亙帶著中文講得很不錯的日文報紙記者日高一起前往內山書店，與內山一起圍坐在一個頗大的火盆前，等待著魯迅的到來。魯迅準時來到了店里。鹿地記述了他與魯迅初次見面時的情景：

“我連魯迅的照片都沒見過，但當他出現在書店門口的一瞬間，我本能地就意識到，這個人除了魯迅，不可能是別人。他以那種氣度不凡的人品，和能鎮住周邊的沉著的氣場，步履徐緩，直接向我們走過來。后面還跟著一位大個子的男子，后來經介紹，得知這個人就是胡風。我們立即站起來迎上去，內山氏把我介紹給了他們兩位。”

因當時店里還有其他客人，內山就機警地把他們引到了書店后面自己的住處談話。

“我現在都能清晰地回憶起我那時內心的歡喜。我見到魯迅后，第一次深切地感到了自己還活著的滿心的歡喜。逃脫日本以后一刻都不敢放松的緊張感，在接觸到了魯迅那沉靜、溫暖的話語后，就像春天融化的雪水一樣，從我的胸口滿滿地流了出來，仿佛是溢滿了一般。”

魯迅向鹿地詢問了日本左翼文壇的近況，問起了左翼文藝理論家藏原惟人、中野重治等。鹿地回憶說：“聽到魯迅帶著誠摯的溫情詢問這些對我而言是浸滲著鮮血的往昔的人物和事件時，回答問題的我，語調也從拘謹小心，自然地變得激情洋溢了。在魯迅面前，我就宛如一個年輕的少年一般，眼睛和鼻子一陣陣熱乎起來。”

從此以后，鹿地就與魯迅開始了比較密切的交往。內山完造也給了他諸多真切的照顧。因為鹿地在日本有所謂的“前科”，為了讓他在上海能公開露面活動，內山做了他的保證人。魯迅跟內山商量，讓鹿地亙不要再觸碰敏感的政治，就在自己的身邊做些中國文學的研究翻譯工作。為了能多多得到魯迅的親炙，鹿地夫婦搬到了距離魯迅住處很近的竇樂安路（今多倫路）上的燕山別墅內的出租房。他后來深情地感嘆道：“作為‘靈魂導師’的魯迅，和猶如‘第二父親’的內山氏，此后我與他們之間的這種很難得的深厚親密的關系，就這樣連接起來了。”

1936年舉行的魯迅的葬禮上，鹿地是抬棺者之一，且是唯一的一位外國人。

《大魯迅全集》

2010年我在神戶大學教書，一日，在一間人跡罕至、燈光幽暗的庫房中，無意間翻到了一套蒙塵的1937年由改造社出版的《大魯迅全集》，厚厚的七卷本，精裝的硬紙封套黃跡斑斑。

這套書，是全世界最早出版的魯迅全集，幾乎囊括了所有魯迅的主要作品，且都翻譯成了日文，由茅盾、許景宋（許廣平）、胡風、內山完造和佐藤春夫五人擔任編輯顧問。而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卷的譯者欄中，都赫然印上了鹿地亙的名字，且第三、第五卷的譯者僅有鹿地亙一人。

為魯迅所深深折服的鹿地，一心想把魯迅的雜感選集翻譯出來。然而，此時他的中文并不好。他自己敘述道：“不久，當我安定之后，魯迅就拿出了一個之前與改造社說定的把中國的新文學作品介紹給日本讀者的計劃，叫我承擔翻譯的工作。具體的做法是，魯迅選定篇目，由我來翻譯。但實際上，我并不能很好地閱讀中文，就請日高幫忙……我開始了翻譯工作。魯迅對我費盡苦心翻譯好的文章一一加以修正，當經魯迅修訂過的譯稿回到我手邊的時候，我被深深地打動了。譯稿上附上了魯迅極其仔細認真制作的正誤表，在小紙片上用毛筆撰寫了非常詳盡的說明。一問，才知道魯迅為此幾乎熬了一個通宵。”

魯迅去世后，改造社決定把原來的出版計劃擴大，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大魯迅全集》。鹿地亙說：“在這大時代的面前，我覺得眼下的當務之急，就是把中國人民的動向傳達給日本，為此目的，首先必須要把魯迅一生的事業介紹給日本人。于是我就對改造社方面的要求作出了積極的響應，我在中國文化界，尤其是魯迅的夫人、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幫助下，全力投入到了《大魯迅全集》的編輯和出版的工作上了。”

由于時間非常急迫，鹿地亙投入了超常的精力，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境地。他自己后來在自傳體作品《在上海戰役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從去年（1936年）11月以來，在九個多月的期間，我是心無旁騖地一心撲在改造社出版的《大魯迅全集》最后一卷的編譯上……我的背脊上仿佛能深切感覺到在一步步迫近的戰爭的腳步聲，我以一種無論如何也必須要趕在戰爭到來之前完成這項工作的使命感，拼命地鞭策自己。必須要在戰爭爆發之前把魯迅的業績傳遞到日本去。”

在第七卷上，還有一篇鹿地撰寫的魯迅傳記，應該是在魯迅各卷作品翻譯結束后完成的。傳記的寫作時間極緊，難免有些粗陋甚至錯訛，特別是魯迅一生中相對最為重要的上海時期，在傳記中所占的篇幅明顯有些不足，但作為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魯迅長篇傳記作者，鹿地功不可沒。

顛沛流離

《大魯迅全集》剛完成不久，八一三淞滬抗戰就爆發了。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鹿地一開始就是堅決反對的。他希望自己在這個時候能為抗戰做點事，結果因為日本人的身份，一般人都不敢接納他們。

無奈之下，鹿地來到了環龍路（今南昌路）蕭軍蕭紅的家里。蕭軍等雖然自己的處境也比較艱難，但還是伸出雙臂歡迎了他們。鹿地亙把在街上買來的面包和蘋果遞給了蕭軍。蕭軍說，這里也不很安全，你們平時不要隨意外出，說著取出了很大的包裹布，釘在了門上，以遮擋視線。

住了兩天，他們在蕭紅等的陪同下訪問了住在霞飛坊內的許廣平。從64號后門進去的時候，許廣平恰好外出了，等了好長時間，才從外面回來。許廣平問了他們近況，問起了內山完造。蕭紅說起了鹿地亙夫婦想為抗戰事業服務的意愿。許廣平表示，她明天就要去見孫夫人宋慶齡，會將此事向她轉達。

當晚，許廣平留鹿地亙夫婦在此住宿。她將他們帶到了三樓的房間，三面墻疊滿了裝了書籍的木箱，平素這里的門不開，屋內有一股書籍的沉悶氣。為了他們夫婦倆的安全，許廣平用深色的包裹布替換了原先白色的窗簾，又用黑布把燈泡罩了起來。這天晚上，他們就在這間掛著魯迅遺像、堆滿了魯迅藏書的房間里過夜。

一天之后，經宋慶齡的斡旋，他們夫婦住到了位于亨利路（今新樂路）一條弄堂內的美國人格蘭尼奇夫婦家里。后經一位猶太牙醫介紹，又搬遷到了一處俄僑出租的公寓內。雖然設施相當完備，房租卻是十分高昂，無法久住。無奈之下，鹿地亙通過蕭軍與之前頗熟的夏衍取得了聯系。夏衍幫他們找到了距離霞飛坊不遠的一處住房。

逃離魔爪

鹿地亙搬到這里后，夏衍來看望過他們一兩次，給他們送來了數額不大卻是救急的生活費。住了一段時間后，他們卻被日本特務盯上了。11月上旬，租界之外的上海，已完全被日軍占領。日本當局向法租界當局施壓，要求把鹿地亙引渡給日本，形勢已經相當危急。

無奈之下，鹿地只得向格蘭尼奇求助。來到格蘭尼奇家的時候，客廳里已有一個客人坐在那里，西洋人，頭發有一點花白，年紀與格蘭尼奇相仿。他似乎已經了解了鹿地亙他們的情形，從椅子上站起來，友善地朝他們微笑，伸出了有力的大手。

他就是新西蘭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1927年4月從新西蘭來到上海，1933年與宋慶齡在上海結識，終生對中國人民抱著友好的情懷。

當天下午，艾黎就出門為他們奔走，利用他特別的身份和關系，為他們買來了兩張第二天傍晚去香港的船票。“在中國的十年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了諸多令人難忘的人物，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幸福。其中，對我而言，艾黎不僅只是我生命的恩人，而且在我們不久投入了抗戰的陣營以后，他也一直在明里暗里，給予我們很大的保護，給我們創造出了良好的國際環境。”1961年，鹿地在日本出版了一本書《沙漠的圣者——獻給中國未來的路易·艾黎》。

翌日傍晚，經過了一番驚險之后，鹿地夫婦終于登上了這艘破舊的法國小輪船，逃離了日軍的魔爪，來到了香港。之后又在夏衍等的陪同下，輾轉來到了武漢，此后，為中國的日軍戰俘教育和反戰宣傳活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回到日本后，鹿地亙又撰寫了大量與中國有關的著作，翻譯了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等多部新中國的文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