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科技文明飛速發展，云存儲、元宇宙和人形機器人等技術使賽博飛升的科幻想象成為可能，西西弗斯的古老神話依舊牽動著作家們的神思，并在2025年春季的文學圖景中摹畫出現實強大的重力場域。《鐘山》《江南》《山花》《福建文學》《湖南文學》《長江文藝》等文學刊物不約而同地將鏡頭對準生存的現場，暫時卸下科學神話的濾鏡，為我們展現出現實本真而渾厚的重力，在綿綿不絕的千鈞重負下書寫抵抗的詩學。

時間常常被視為現實推動物質衰變、事物消解的幫兇，在與時間漫長的博弈中，人類試圖用精密的規劃楔入未來的時間，以馴服混沌的現實。拍攝電影是現代社會里一項需要周密規劃并嚴格執行的系統工程，海桀的《詭步探戈》（《鐘山》第1期）卻為我們展現了在投資方、演員和拍攝地群眾的多方撕扯下，一部本該精雕細琢、獲取大獎的藝術佳作如何脫離原有的精密計劃，最后因為煙火師的意外爆炸而走向難產。與其形成鏡像對照的，是王蕓《瓷火》（《長江文藝》第3期）里的人像瓷畫——一種精致而易碎的瓷器藝術品，因為一個承諾而穿越抗日的烽火和歲月的煙云，為當初預定瓷畫的飛行員烈士保留至今。也許機械的規劃并不能抵御外力的侵蝕，只有人心的堅守才能使它們在時間的長河中光亮如新。然而相比保存一件物品，保存一門手藝需要幾代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王威《白色鳥群》（《長江文藝》第3期）的時代背景設置在當下，傳統的子承父業的陳規與長輩們一廂情愿的期許并不能約束風箏世家馮家的子女，他們投身于自己熱愛的其他行業，但這也意味著制作龍頭風箏的手藝將墜入失傳的斷崖。孤兒趙了了在與馮家的接觸過程中，受到馮家長輩的感染，燃起了學做風箏的熱情，重新拉緊了龍頭風箏的傳承之線。能夠穿越時間的傳承，從來不是靠陳腐頑固的規約，而是用舊的火種去點燃新生的火焰，薪火相傳。

相比現實里物品、手藝的存亡之思，人類在直面生命消亡的終局時，更能激發哲學的思辨力量——死亡不僅意味著生命的終結，同時也是對生存價值的盤詰。《湖南文學》《山花》的一組小說聚焦彌留之際的場景，帶我們親臨一個個告別的現場。鄭小瓊《凈身》（《湖南文學》第3期）中的譚乾良是早期的進城打工者，發跡以后攜帶城市賦予的財富反哺農村、修路架橋，一同帶回來的，還有都市里染上的不可言說的惡疾。守村人彭五爹為譚乾良腐爛的身體凈身入殮時的沉痛哀悼，也正是一曲無聲挽歌。袁凌的《喪事》（《山花》第3期）里，專橫強硬一生的岳母中風偏癱后依舊性格倔強，在病榻之上繼續與岳父角力，爭執不斷。岳父因為“意外”把點燃的蚊香插在棉被上引發火災，一截蚊香灼燒出父女信任的危機。同樣描寫臥床病人處境的還有許玲的《七日談》（《湖南文學》第3期）作品以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母親在ICU的最后七天。天價的手術費無意中為生命標注了不菲的價格，治療被放置于經濟支出與親情倫理的天平之上，哈姆雷特式的生死之問時時叩擊著子女們的心弦。

如果說現實像重力一般裹挾著命運的沙漏不停地向下流逝，那么，如同西西弗斯以肉身對抗重力，無數平凡的人也憑借自己的意志在艱難的現實境遇中執著前行。盡管這些行為無法真正實現重力的反轉，但也使沙礫的墜落變成另一種意義上的飛翔。小昌的《西風浪》（《鐘山》第1期）里的“我”是一個“方鴻漸”式的人物，性格懦弱，教學本領稀松平常。“我”一次意外惹怒了鐘副校長，對方運用權勢、煽動師生甚至社會力量層層施壓。在權力蛛網中不堪重負的“我”最終毅然決然反抗，而獲得了此后的安寧。與憤怒對抗潛規則相對應，另一對年輕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重陽的《與朱元思書》（《江南》第2期）講述了千禧年之際，鄉村教師吳鈞在旅途中意外結識縣圖書館員朱元思，自此書信往來半生的故事。作者記錄了兩個男性青年在經歷戀愛、婚姻和工作職位晉升時的不同抉擇，形成一種對照關系：精于鉆研的朱元思平步青云半生，暮年終究悵然隱退，而一身赤誠的吳鈞安然穿過名利場，最后歸隱桐廬山水洗濯本心。在時代的滄浪橫流中，有人怒吼，有人濯纓，有人濯足，為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選擇；還有人中流擊水，奮力爭渡，替萬千黎民考慮，留下一朵絢麗的浪花。黃寧的《第三聲槍響》（《福建文學》第3期）把筆尖聚焦到艱難的抗戰年代，許多人難忍現實的黑暗，匍匐求生。但總有一些民族的脊梁，暗中謀劃，成功刺殺日本情報長官澤重信后，事了拂衣去，悄然隱入人民群眾的洪流之中。即使身處日軍刺刀和鐵蹄蹂躪的漫漫黑夜，他們也用自己的意志與信仰熔鑄出一副鐵的背脊，頂住戰爭年代血與火的重壓，在與現實重力的頑強對抗中迸發出不屈的精神火花。

當我們仰視這宿命般的巨石時應該意識到，生命的價值不僅在于努力實現超越消亡、尋求永生的科學想象，更在于平凡的生命認識到現實的重力后依然選擇“推石上山”的倔強姿態。這些作品為我們展現了無數西西弗斯與現實的重力對抗時，所折射出的生命弧光。與其將現實視為禁錮生命的鉛墜，不如視其為爆發生命張力的引力場，在巨石沉墜的壓力下選擇奮發向上，重新建構起生命意義的坐標。

（作者系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