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演進始終以“人民性”為精神主軸，在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中構筑起獨特的價值譜系。從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根本原則，到“雙百”方針破除教條主義桎梏，從改革開放后“二為”方向的重構，直至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體系化確立，我們始終將“人民性”置于核心場域，既鑄就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精神底色與發展坐標，又在每個歷史轉折點上完成價值內核的迭代更新。當下，在全球化與數字文明的雙重沖擊下，“人民性”正被注入多維度的時代意蘊——既延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傳統，又拓展出全媒體時代的交互性審美范式。從人民文藝的傳統，到新時代由互聯網、新媒體技術等跨媒介、跨文化綜合發展出的新大眾文藝，更廣泛的人民大眾參與到文藝創作與傳播的全過程中，激發著新的文藝生態產生。

一以貫之的文藝“人民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新文學為媒介，開啟了“人”的覺醒之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下，左翼文藝思潮迅速形成思想洪流。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瞿秋白、魯迅、茅盾、胡風、周揚、馮雪峰等作家、評論家圍繞文藝大眾化與民族形式等核心命題展開持續討論。當時不僅系統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論，更以方言創作、民間敘事等實踐，在知識分子話語與大眾審美之間架設溝通的橋梁。左翼文藝運動隨著革命進程深入延安根據地，其理論架構在解放區特有的政治文化生態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并針對新問題、新現象、新趨勢做出了調整與拓展。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從根本上解決立場、態度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是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他認為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涉及文藝人民性的核心問題。由此，他鮮明地指出文藝的人民大眾立場問題，闡明“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毛澤東提出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進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來解決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從此，解放區文藝與文化建設有了更加明確、具體的指導思想。

在“文藝為人民大眾”這一方針指導下，知識分子深入人民生活、學習群眾文藝，將中國傳統民間藝術形式納入到文藝創作之中。秧歌劇、信天游、剪紙等帶著泥土氣息的民間藝術，與原來的文人創作融合起來。文藝家們走出象牙塔，在田間地頭收集創作素材，刻畫群眾火熱的生活場景，并與人民自發性的文藝創作相呼應。延安時期，“人民文藝”觀念的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方向的確立，直接引領并激發了人民文藝實踐的蓬勃發展。

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救亡”成為最緊要的文藝主題。為了更好地向農民、工人等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宣傳奮起抗戰的重要性，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被靈活運用，傳統民間藝術形式轉化為革命宣傳的利器。千千萬萬普通百姓進一步成為歷史舞臺和文藝舞臺的主角。由此，新文學也進一步向人民文藝轉變。

新中國成立之后，作家藝術家以多彩的筆墨記錄人民當家作主的喜悅以及各條工作戰線取得的成就。與此同時，各種民間文藝形式得以收集、整理，并在專業作家和普通大眾的創作中得到重新激活。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浪潮為中國文藝界注入新生機。鄧小平同志提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文藝工作者們紛紛拿起筆，將凍僵的筆尖重新浸入生活的熔爐，書寫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新走向。這場始于1978年的文藝覺醒思潮，以“傷痕文學”揭開歷史傷疤，借“反思文學”解剖時代陣痛，用“改革文學”記錄轉型魄力，在“尋根文學”的深掘中觸碰民族文化基因，在“先鋒文學”的敘事迷宮中探索人性深度……整個八十年代猶如沸騰的試驗場。一大批作家藝術家在不同的嘗試和探索中，找尋文藝記錄時代現實、反映人民心聲的新空間。各種文藝思潮相互激蕩，共同推動“人民文藝”在時代的變革與發展中，不斷吸取新鮮養分，拓展出新的表達體系。

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人民是文藝作品的評判者等角度，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作了更全面的闡述，推動了社會主義人民文藝的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創作更多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的優秀作品，讓文藝的百花園永遠為人民綻放。”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更加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實踐中展開豐富的文藝創造，全面深刻地展現時代生活的巨變與人民精神與情感的革新。與此同時，在教育普及和技術賦能的背景下，人民大眾廣泛地參與到文藝創作與傳播的進程之中，涌現出了蔚為大觀的“新大眾文藝”。這是文藝“人民性”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的新變。

文藝“人民性”的多維呈現

文藝的“人民性”似乎隨著時代語境不斷演變，但其中暗含著多個恒定的思考維度。新時代的創作者們，正是在這些恒定的維度上，結合新的現實語境，不斷探索創作的廣闊空間。

作家藝術家們聚焦于“寫人民”，以人民為作品的主角。古典時代的敘事，多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英雄俠客為主角。五四以來，作家藝術家將更多的視野轉移到普通人的生活中來。新時代的作家藝術家進一步打破傳統文藝的“精英敘事”，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為藝術表達的焦點，使得創作視角更加向平民化轉向，以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照亮時代變革與現實生活。例如，2021年的電視劇《山海情》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海固的人民和干部們響應國家扶貧政策的號召，完成易地搬遷，在福建的對口幫扶下，通過辛勤勞動和不懈探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設成寸土寸金的“金沙灘”的故事。劇中馬德福在漫天黃沙中帶著大家架設揚水站、說服村民吊莊移民的身影，正是千千萬萬基層扶貧干部的縮影。2022年電視劇《人世間》的熱播則展現了文學與影視的深層共振。該劇改編自梁曉聲2019年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同名小說。《人世間》的成功源于作者對工人日記、社區檔案等真實素材的深度挖掘，以“個體經驗”打撈“集體記憶”。作品講述了平凡中國人的人間事，以周家三兄妹半個世紀的成長經歷為線索，串聯起北方城市的社區生活，展現了宏闊時代的波瀾壯闊與人生的悲歡離合，塑造出生機勃勃的勞動者、建設者、改革者、創業者等人物群像。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人民寫”，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成為創作的主體。如果我們追溯文學藝術的源頭，它就來源于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和勞動中的感嘆與記錄。當先民在狩獵后圍著火堆擊節而歌，用粗糙的石刀在洞穴壁上刻畫獵物的輪廓時，文學藝術便以最本真的形態誕生了。此后，各式各樣的民歌、民間舞蹈與繪畫等，綿延不斷地發展開來。因此，“人民寫”并不是一件多么新鮮的事情。現在，“新大眾文藝”之所以構成一個顯豁的現象，是因為隨著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賦能，越來越多的普通人主動地加入創作的隊伍，而且他們與專業作家藝術家之間的差距和界限不斷消除。在文學界，最鮮明的體現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素人寫作者不斷涌現。“我手寫我心”，基層勞動者以自己的真實生活為素材，從“被書寫者”向“創作者”轉變，同時借助短視頻、直播等新媒介手段實現創新，將日常生活空間轉化為文藝現場。外賣員王計兵的詩歌誕生于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間隙中，從《趕時間的人》在網絡上爆火，到近日詩集《低處飛行》的出版，他已累計創作詩歌6000余首。在廣東東莞，在寧夏西海固，一大批素人寫作者以自己的經歷為素材，用樸實的文字書寫煙火人生，彰顯文學的新活力。

人民是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無論是“寫人民”，還是“人民寫”，出來的作品最終都需要經過人民的評價和檢驗。一部好的文藝作品，往往能夠獲得當時廣泛受眾的喜愛，甚至獲得不同時代接受者的推崇。在新的媒介語境下，很多作品誕生于網絡平臺，在眾多讀者的催更與交互之中完成，實現了“讀者即編輯”的交互式創作。一些作品還被多番“二次創作”，在算法的推薦下成為熱門的作品。這體現了當下文藝從單向傳播到多維共創的全民化轉移。當前的文藝創作，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注重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比如，由北宋名畫《千里江山圖》，延伸出一大批的小說、詩歌、舞劇等作品。這些作品的文化內核均來源于東方美學悠然山水的傳統之美，由傳統畫卷生長出來的壯麗山河的意象，深植于人民的審美傳統之中。二是借助科技、媒介，讓文藝更加可觸可感，更加融入人們的生活。《黑神話：悟空》采用虛幻引擎5技術，結合中國傳統榫卯結構的數字化建模，打造出云霧繚繞的花果山、神秘詭譎的地府等場景，將東方水墨的美學融入游戲沉浸式體驗，進而推動了古建筑原型地的文旅熱潮。《哪吒之魔童鬧海》通過AI動作捕捉技術，將敦煌壁畫動態渲染與角色動作結合，使傳統藝術煥發新生。還有很多的文藝展陳，憑借新媒介、高科技的多元形式，打通聲光舞美，甚至觸覺體驗，使大眾身臨其境，處于動態的文化之美當中。借助傳統的藝術元素、嶄新的媒介手段，創作者們積極探索表達現實核心議題的新路徑。這些新的探索，讓文藝以更加多樣的形式與人們的生活貼得更近了。

總之，推動新時代文藝高質量發展，“人民”是起點，也是歸處。新的人民文藝正以新的媒介、新的姿態、新的形式記錄屬于這個時代的現實圖景，釋放出獨特的光芒。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