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2025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繁榮文藝創作”論壇上，曾是西安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長的王軍，如今卻以“素人寫作者”的身份在退休10年后重返現場，向大家“透露”自己參與新大眾文藝的鮮活實踐。

“我把過往的人和事記錄下來通過新媒體進行傳播，沒想到反響不錯，促使我更新了百余篇，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到我，要把這些隨筆結集出版。”他說，在這個時代，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可以借助新媒體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突破傳統創作的門檻和邊界。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作協主席謝有順表示，近年來像《我在北京送快遞》《我在上海開出租》《我的母親做保潔》《趕時間的人》《在菜場，在人間》《清潔女工筆記》等作品，通過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生產和傳播， “新大眾文藝正悄然而蓬勃地從草根和民間興起”，標志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眾寫作和創作正在發生。

“新大眾文藝”新在哪

當天，和王軍同臺受邀演講的另一位新大眾文藝創作者——“外賣詩人”王計兵，擺過地攤、收過廢品、打過零工，現在是昆山的一名外賣員。他用34年時間寫下6000余首詩歌，一年出版3本詩集，銷量超10萬冊，溫暖萬千讀者，入選助人為樂類“中國好人”候選人名單。談到新大眾文藝，王計兵感同身受，“讓文學回歸大眾，或者說讓大眾愛上文學，是一件特別有意義、特別幸福的事情”。

“我們讀一個關于建筑工人的故事，肯定不如這個工人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見聞、體驗和心事。”謝有順這樣評價王計兵《趕時間的人》：質樸真實的語言、故事打動了很多讀者。“我們雖然不能說，文學都要寫經歷過的事，但有此切身經歷和感受的人，愿意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有能力寫下自己的故事，這無論如何都是令人高興、值得重視的。”

就文藝創作而言，“怎么寫”固然重要，但“寫什么”“誰在寫”同樣重要。謝有順表示，“這個世界不缺故事，缺的是‘我’的故事。有更多的‘我’，就有更多的真相，就有更多的可能”。

“創作主體泛化、媒介深度融合和傳播機制革新。”在中國煤礦文工團團長、著名演員靳東看來，新大眾文藝正呈現出這樣的特點。3100萬網絡文學創作者、數以億計的短視頻生產者，任何人都可借助自媒體等平臺工具成為內容生產者，“數字平權”讓文藝創作從專業走向大眾。

中央戲劇學院院長郝戎也觀察到，新大眾文藝正以鮮明的中國特色不斷創造新形態、開辟新境界。比如“視頻化”閱讀、“移動化”傳播；比如某平臺用戶以15秒短視頻重構《紅樓夢》的人物關系，有的能以每秒幾千字的速度生成文學和各種文字，某動畫在網站引發百萬條的彈幕互動。

“新大眾文藝還新在交互性。線性的閱讀、觀看、傳播的方式變成了非線性；創作與接受、接受與傳播、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可以說邊創作、邊分享、邊接受反饋。”

新大眾文藝的創作方式從私人化轉向全民參與的“交互實驗”。金宇澄《繁花》的誕生，就是在讀者的“催更”中逐漸完善，這種讀寫“交互”刺激他寫成了這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讓文學回歸文學本身

郝戎也指出，“新大眾文藝”將日常生活體驗化為公共文藝產品時，必然面臨一系列問題，比如表面化與碎片化，甚至是粗鄙化和低俗化，同質化和類型化等。“新大眾文藝由于生產和傳播帶有流量，因此具有商品屬性，當平臺要求所有的創作歸屬于平臺方，創作者將淪為數字佃農。”

王計兵坦言，自己送外賣送了7個年頭，而寫作已進行了37年。早在1992年就發表作品，但之后的25年，王計兵只寫作、不投稿，有20年時間甚至不保留底稿。

在深圳的論壇現場，王計兵說，“正是長期寫作卻不投稿的狀態，消除了夢想帶給我的壓力，讓我真正愛上了文學本身”。也正是20年來無欲無求的寫作，讓他了解了文學對一個普通人的價值。“文學，或者是夢想找到我們，是來輔佐我們更好地生活的，而絕不能成為生命的禁錮。”

王計兵由衷地說，文學最終都要回歸文學本身，讓作品說話，更有利于文學產生長久的、大眾化的影響，才能更好地體現文學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