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有分欄寫作的習慣，1926年，她進入索邦大學學習，并開始寫筆記。將一本普通的細方格硬皮筆記本分成兩欄，左邊較小的那一欄記錄正在閱讀書籍的片段，右邊較大的那一欄內容更繁雜些，大部分是日記或隨想，也夾雜著寫給朋友的書信底稿、小說構思的提綱、學習計劃或年度總結，這就是《青春手記》最初的模樣。

彼時，18歲的哲學生波伏瓦正經歷與家人關系的惡化，她無法接受父母為她安排好的“晉升之路”，也不認為學習上的天賦和優越的智力水平只是女性立足于上流社會的籌碼。確實，這位于1929年（時年21歲）就通過了哲學教師資格考試，能熟練閱讀希臘文哲學著作的超級學霸，對現實有著另一份清醒的洞察，這是對法國社會正在經歷的人文主義轉向的回應。雖然這一轉向在男性的世界里已經持續百年，而對女性來說，卻仍是一扇不一定能打開的新世界的大門。野心勃勃的波伏瓦愿意在現代人文世界里重塑自身的命運，即便這必然會導致她與家庭及傳統的決裂。

完全可以說，波伏瓦對20世紀的女性命運，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的命運，是有著先知般的敏銳的，這敏銳完全來自于對自身處境的深刻認識，以及不斷的自我調整和自我發見。在這個意義上，性別議題或是存在主義哲學，都是在以“問題/結論”的方式來理解現代人文世界，而作家立足于個人，立足于當下的非虛構寫作，使用的卻是“呈現/代入”的方式。

在法國文壇，波伏瓦的非虛構寫作一直都與她的小說一樣知名，且近年來，這些筆記、游記和回憶錄在文學界的地位還在不斷上升。這當然與非虛構文體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盛行密切相關，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這些直接指涉寫作者個人經歷和思想的文字能以更非同尋常的現實感和更去技巧化的表達直接征服讀者。像回憶錄《一個規矩女孩的回憶》《歲月的力量》，文化游記《美國紀行》這樣的作品，無不表現出波伏瓦對各種非虛構文體的駕馭能力。

然而《青春手記》，卻是在她寫作之初，在還沒有掌握更成熟的寫作技巧，甚至還未產生更明晰的文體意識的情況下，在不經意之間寫作而成的。一條隨意劃過的分欄線，從形式上確保了這些記錄的原生面貌，它不但被用于區隔，更直接表現出作者的智性生活中強烈的內在交流的渴望。

筆記寫作一般會被認為是一種沉浸式的寫作，將自己完全投入，敞開，事無巨細，娓娓道來。雖然沒有日記體那么私密，但也以記錄日常及即刻的情感為主，強調真實性和實時性。廣義上說，筆記體屬于散文體的一種，在存在主義哲者的觀念中，散文寫作的地位是很優越的，比如薩特就在《什么是寫作》中探討過詩與散文的區別。他認為，詩歌的寫作必然更重視藝術的自律，更受到藝術創作本身的規律與秩序的約束；散文的寫作則更重視藝術的功能，特別是介入現實的功能。因而像筆記體這一類的散文寫作，在有些苛刻的，高度強調藝術性的評論家和學者看來，甚至都算不上是一種創作。然而薩特卻指出，強調藝術的功能不見得就一定是漠視藝術自律的結果，因為完全非功利的創作行為，事實上并不存在。藝術家選擇同他所經歷的現實生活保持一段距離，用虛構的方式將自己對世界的思考及情感投射到創作中，這本身就是藝術的功能之一——自我表達。何況，作家不可能在完全脫離現實的情況下進行創作，因而任何一部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介入現實，反映現實，或至少是面對現實。而散文寫作只是在這方面更為直接，因而也表現得更為自由罷了。

波伏瓦對筆記寫作的熱衷，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理論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撇開哲學家的身份，她本人對生命的理解也完全是存在主義式的。她不但介入現實，更介入自己，因此她從不把現實僅僅作為認識的對象。在她看來人與世界并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也不是自我和他者的關系，我在現實中存在，我塑造自我，同時，我也塑造現實。《青春筆記》中有大量存在主義式的宣言，比如“我想要：閱讀，我最近已經不再做了，要像去年那樣閱讀，做摘錄，熱衷于此。我想要：愛，愛每一個人，愛越來越多的人。我想要嘗一嘗夜晚、大雨、傷心的清晨的味道，看一看它們的顏色，嗅一嗅它們的芬芳。我對一切都不拒絕，有更多的生命形式要去實現，要做出更大的犧牲，要存在”。又如“去年我差點喪失了自我，我想要為自己設定一個理想，并剔除不符合理想的東西。而今，我不剔除任何東西，我會接受一切，甚至不嘗試做出讓步。這一切都會因為我活著這一事實而趨向一致”。這樣一個并不試圖通過創造或施行一套規則、條約來實現生活，而只是帶著激情去承受生活本身的形象，和加繆筆下的默爾索（《局外人》主人公）、西西弗（《西西弗神話》主人公）非常接近。

存在主義的理想在于使個體生命超越傳統、文化、國族等一切約定俗成或制度化的規范，已達到一種被個體所認知，所體驗到的自由狀態。明確說，即是你不要告訴我應該怎么活著，我會通過活著本身的狀態來告訴自己應該怎么活著。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踐行自身的存在，就等于沉溺于自我之中，或者僅從情緒和感受層面來體驗其價值。波伏瓦在她的筆記寫作中常常流露出思想的冷峻，這是理性的力量，也是意志的展現。

《青春筆記》作為其最私人化的寫作，而且完成于其成年之初，然而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年少氣盛的階段，她仍時刻警惕著自身的狂熱，無論是對愛情，還是對世界的其他表象。除了達到傾訴的目的，筆記中的大量內容涉及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反詰，這讓閱讀這些筆記的讀者感受到一種奇特的效果：波伏瓦仿佛一邊彰顯著自己的存在，又一邊用他者的目光來評價這存在。然而，如果真能完全忠實于存在主義哲學對存在的定義，那么這樣一種“他者的目光”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那些立足于自省的評價是否依然有效？恐怕波伏瓦自己也難以完美地解決其中的悖論。更何況，當存在主義拒絕一切既成的信條時，卻很難拒絕屬于它自己的信條，而這矛盾也非常鮮活地表現在她本人的寫作中。

當然，在閱讀這些筆記時，抓牢一些哲學思維上的漏洞可能是最不明智的做法，彼時的波伏瓦年輕、敏感，雖克己自律、雄心萬丈，也患得患失，心情轉換如過山車一般。作為一名優秀的哲學生，她已經熟練掌握哲學思辨的基本方法，但還未有計劃撰寫體系性的哲學著作，畢竟，那往往都是中年人才會干的事。因此，這時候的筆記，可以說是她所有文字中最活絡，也最跳脫的——不是指內容，而是指氣息。如果這樣的文字確實實現了薩特所謂的“介入現實”的功能，那也應該是介入了屬于波伏瓦自己的現實，就如她一再感嘆的：“哦！我的生命，多么令人享受，又令人傷心！”對于自身生命的多面性擁有豐富而強烈的感知，并愿意承受由此帶來的難以自洽的張力，這不就是對現實最好的介入嗎？

（作者為書評人，同濟大學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