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毛澤東在慶祝陜北公學成立的題詞中，對革命文化隊伍應具有的精神品格進行了明確的闡釋：“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為了鍛造一支這樣的為革命和抗戰勇毅前行的文化鐵軍，1939年7月，在傳遍抗戰歌聲的延安，陜北公學、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的數千名“胸中奔騰著熱血、心底埋藏著對敵人刻骨仇恨的師生”，從革命圣地延安出發，歷時三個月，“跨越祖國的江河，突破重重封鎖”，行進三千里，東進至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太行山的重巒疊嶂之間、在奔騰不息的滹沱河之濱，創建了華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華北聯大”）。從1939年10月至抗戰勝利的六年里，華北聯大在晉察冀父老鄉親的精心呵護下，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堅持游擊辦學，培養了數以萬計的革命干部，為民族獨立、人民自由解放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華民族抗戰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41年，華北聯大校旗高高飄揚。 沙飛攝

到敵人后方去

1939年6月，黨中央決定將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和延安工人學校四校合并，成立華北聯合大學。陜北公學原校長成仿吾為校長，江隆基為教務長。下設社會科學部、文藝部、工人部、青年部和華北聯大文工團。

1939年7月初，陜北公學和戰時青訓班的1500余名師生，分別從旬邑縣看花宮和涇陽縣安吳堡出發，如兩股激情澎湃的洪流，涌向革命圣地延安。在寶塔山下，延河岸邊，他們與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工人學校的師生勝利會師。

1939年7月7日，在延安橋兒溝，毛澤東為即將奔赴晉察冀的華北聯大師生贈送戰勝困難、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游擊戰爭、黨的建設。”

1939年7月12日清晨，隨著陣陣嘹亮的行軍號聲，華北聯大和抗日軍政大學近7000名師生匯聚而成的抗日洪流，聚集在寶塔山下，隊伍中迸發出慷慨激昂的《畢業上前線》的歌聲：“這是時候了，同學們，該我們走上前線……我們要去打擊侵略者，怕什么千難萬險！我們的血已沸騰了，不除日寇不回來相見！快跟上來吧，我們手牽手，去同我們的敵人血戰！別了，別了，同學們，我們再見在前線！”在舞動著無數手和帽子的歡送人群的簇擁下，蜿蜒數里的東進隊伍，沿著清澈的延河迤邐前行。延安城漸行漸遠，師生們紛紛回頭，向寄托著青春、夢想和熱血的延安戀戀不舍地投去臨別一瞥。在藍得讓人心顫的天空映襯下的廣袤的黃土地上，突然響起蒼勁的歌聲：“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

華北聯大校長成仿吾騎著一匹高大的白馬，走在隊伍的前面。望著眼前熟悉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滿腹留戀不舍，他在《戰火中的大學》中以細膩的筆觸生動地記錄了此時此刻的心境：“回首寶塔、延安城、延河水、清涼山，胸臆填滿了無限的依戀之情！但是，奉中央之命，到敵后戰場去辦大學，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英雄事業，是嶄新的創造！想到這里，又信心百倍地揮鞭前進。”

被中央軍委命名為“第五縱隊”的東進隊伍，在司令員兼政委羅瑞卿、副司令員成仿吾的率領下，翻越云中山、呂梁山、太行山，渡過黃河、汾河、滹沱河，途經陜西、山西、河北三省二十余縣，跨越千山萬水，排除千難萬險，歷時三個多月，行程三千余里，于1939年10月中旬到達晉察冀邊區首府。這天，大沙河、胭脂河交匯處的阜平縣城南莊，在綠樹掩映下顯得格外清新秀麗。對華北聯大的東進壯舉，時任華北聯大副教務長的李凡夫曾感嘆道：“這是歷史上一件空前壯舉，以一群藝術家、社會科學者、工人、青年以及幾百個女同志組成的隊伍，不怕任何危險與困難，不怕敵人的截擊與包圍，經過了三個多月的長途行軍，終于勝利地到達了目的地。以一個‘文’學校，在戰爭烽火如此激烈的時候，它不向安全的地方搬，而偏要向危險的敵人后方去。你想，這在中外歷史上，可曾有過？”

抗戰時期華北聯大學員在上課。 沙飛攝

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劍

來到華北抗戰第一線的華北聯大師生，無暇領略太行山的秋日美景，不顧舟車勞頓，在大沙河、胭脂河之間散落的村莊中，帶著滿身風塵，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和學習中。

沒有教室，便以打麥場、河灘、山坡、樹林為教室；沒有桌椅板凳，便以背包為凳，以膝蓋為桌。據華北聯大學員田零回憶：“（我們）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附近的華山溝開始了學習生活。沒有教室，就在山溝里露天上課；沒有宿舍，就把老鄉的牲口棚打掃干凈，打地鋪住。夜里沒油點燈，就到山坡上拾些蓖麻籽串起點燃來照明；糧不夠吃，下課后就到山溝棗樹林里撿農民遺棄在地上的爛棗充饑。”盡管生活艱苦，辦學條件簡陋，師生們卻以苦為樂。他們深知，每一堂課都是為抗戰積蓄力量，每一次學習都是為民族的解放而奮發努力。

在文盲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多的晉察冀，書籍是極其珍貴的。據華北聯大教員胡華回憶，華北聯大校部、分部和隊部都建有圖書室，多數書籍“是經過三千里長征，通過呂梁山、云中山、同蒲鐵路、太行山四道封鎖線背過來的……身體差一點的同學，東西都丟光了，背包里只剩一條夾被，卻背著一本書，有背《共產黨宣言》的，有背《反杜林論》的，有背《國家與革命》的，也有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書籍的”。這些珍貴的書籍，提高了華北聯大師生的思想境界，堅定了他們的理想信念，成為引領他們不斷克服困難、走向勝利的不滅火炬。

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華北聯大師生發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香港《大公報》曾報道：“華北聯大自己建立工廠，自己種田種菜，自己拾柴、挖菜、養豬，自己開辦合作社。”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資源，他們“把筆記本上的字寫小一點，可以節省一些紙張；把燈頭點小點可以省些煤油；把小米飯煮稀一點可以省些米；把用過的紗布繃帶放開水里洗一下再用，可以使藥房不致缺乏；把破衣爛褲，破碎紙頭，隨手送到工廠里去，可以作為原料”。從北平投入華北聯大懷抱的文學系學員安若以生動細膩的筆觸記錄了這一艱苦奮斗的歷程：“學校組織開荒生產，每天天不亮就要出發，徒步十余里到大山上開墾荒地。這對從小在城市長大的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但我咬緊牙關堅持了下來，從未缺席過一天勞動。更難忘的是背糧的經歷，我們要步行二十多里到糧站運糧。當時物資極度匱乏，同學們就地取材，把褲腳和褲腰扎緊做成糧袋……背糧時兩手空空，正好甩開膀子大步向前。”

華北聯大廣大師生堅持“團結、前進、刻苦、堅定”的校訓，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短短兩個月內，就在貧瘠的太行山區站穩了腳跟，完成了在晉察冀建校的任務，開創了敵后高等教育的先河，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所領導的文化教育戰線上的主力軍……偉大時代的偉大產物”（《晉察冀日報》）。隨敵后教育考察團趕赴晉察冀的李公樸，在結束華北聯大的考察后，給予了華北聯大高度贊譽：華北聯合大學是在敵后辦起的第一所高等學府，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是英雄的事業，是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劍。

1939年11月7日，深秋的太行山秋風瑟瑟，寒意重重，草木枯黃。在城南莊打麥場上舉行開學典禮的華北聯大師生的陣陣歡聲笑語驅散了深秋的寒意，不經意間，天空飄起片片雪花，耳際傳來隱隱炮聲，日軍的冬季“掃蕩”開始了。11月8日清晨，在太行山凄清的冷風中，華北聯大師生背起背包，與鄉親們依依惜別，踏著薄冰，跨過胭脂河，開始了“在戰斗中學習，在學習中戰斗”的游擊生活。

華北聯大校長成仿吾給學員上課。 沙飛攝

我們不停地在游擊，我們不停地在學習

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華北聯大師生堅持“敵人來了就走，敵人走了就停”“背起背包行軍，放下背包上課”的辦學方針，六年間，先后在阜平縣的城南莊村，平山縣的元坊村、李家溝村，唐縣的南北洪城村，阜平縣的平房村、河西村等地輾轉辦學。太行山的溝溝壑壑、山山嶺嶺、村村落落，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聯大師生好似一簇簇躍動的火焰，把抗日的火種撒遍太行山的角角落落。

為了在“炮火最稠密、斗爭最激烈”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求得生存，華北聯大提出了“在戰斗中學習，在學習中戰斗”的口號，要求廣大師生戰斗化地生活，戰斗化地工作，戰斗化地學習，時刻保持著戰備狀態，一分鐘內完成緊急集合，十分鐘內將分散在老鄉家的同學召集到預定地點；夜間演習時，不點燈火，不發出聲響，摸黑完成各項準備工作；每個人的生活用品始終放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隨時準備轉移，隨時準備戰斗，隨時準備學習。全校師生按照部隊編制管理，開展系統的軍事教育。射擊、投彈等實戰訓練成為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是敵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從1939年起，日軍采取了“鐵壁合圍”“梳篦式清剿”“馬蹄形堡壘線”等殘酷戰術，對根據地實施大規模“掃蕩”。

面對敵人瘋狂殘酷的“掃蕩”，堅持游擊辦學的華北聯大師生們經歷了難以想象的艱險與困苦。1939年冬季大“掃蕩”雖已過去數十年，華北聯大學員宋濤依然記憶猶新：“那時正值初冬，寒風呼嘯，不久開始下起了雪，我們當時穿著草鞋和薄褲子。整整一個冬，在冰天雪地里赤著腳，在山區與敵人周旋，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當時沒有革命的樂觀主義是難以支撐的。”在1940年秋季大“掃蕩”中，全校四千多名師生被迫分散到五個縣的偏遠村莊中。白天，他們在山上露營，時刻觀察敵人的動向；夜晚，他們露宿荒野。華北聯大學員方亭在《在敵后學習——憶華北聯大教育學院政治班》中詳細記錄了1943年秋季“掃蕩”時所遭遇的危險和艱辛：“我們的游擊生活就是不斷地迂回躲藏，只能在山洞、山坳或野地里存身。偶爾，在敵人‘掃蕩’過的村邊找個被燒毀的房圈棲身。敵人經常在拂曉時發動偷襲，因此我們半夜就必須起身轉移，從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白天不敢生火做飯，只能在深夜湊合吃點東西……每人背著半袋炒米面和四兩食鹽，住在陰冷的山洞里，渴了就喝山泉水，就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

在華北聯大的游擊辦學的艱難歷程中，廣大師生們付出的不僅僅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更有無數年輕而寶貴的生命。在1941年秋季大“掃蕩”中，華北聯大師生在平山縣大嶺溝遭遇日軍重重包圍。在突圍過程中，楊開慧烈士的侄女、年僅21歲的楊展不幸墜崖犧牲。1977年，80歲高齡的成仿吾提及此事，依舊悲痛不已。

在晉察冀戰火硝煙的洗禮下，華北聯大師生逐漸從文弱書生脫胎為忠勇的抗日戰士。在華北聯大的校史上，記錄了這樣一組數字：“六年間轉移駐地23次，平均每三個月就要搬遷一次；121名師生犧牲，最年輕的只有17歲。”與同時期的西南聯大、西北聯大相比，華北聯大環境更為危險，條件更為艱苦，師生犧牲更為巨大，是一所真正在敵人炮火中生長的大學。1942年春，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林邁可夫婦到訪華北聯大，在回憶錄中，他們認為，在敵人后方的解放區，一批國內一流的著名學者、教授，在艱苦的條件下辦大學，同人民一起戰斗，這是歷史的奇跡。

1945年，華北聯大在張家口慶祝勝利。 資料圖片

憑著洶涌的熱情，我們揮展著紙筆

1939年10月11日，《抗敵報》社論《深入邊區的文化運動》充分肯定了文化工作在抗戰中的作用：“邊區的文化工作從開始以來就與抗戰的政治任務密切地結合著……在宣傳、教育與組織群眾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作為晉察冀邊區最高學府的華北聯大，責無旁貸地肩負起邊區文化教育、宣傳和斗爭的歷史重任。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中對此有著明確的論述：“華北聯大師生在前方參加了革命戰爭，參加了減租減息、生產運動、民主政權建設，理論與實際緊密聯系，這是華北聯大師生鍛煉和改造的一門主課。”

華北聯大高度重視文藝的戰斗功能，建校伊始，就創立了文藝部和文工團，聚集了崔嵬、呂驥、何洛、沃渣、丁里、康濯、牧虹、王莘、蔡其矯、盧肅、姚遠方、秦兆陽、楊沫等一大批優秀的文藝人才。

在游擊辦學期間，華北聯大廣大文藝工作者以筆為武器，“在危崖，在野坡，憑著洶涌的熱情，揮展紙筆，描繪著軍民的英勇，記錄著敵人的殘暴”，以此教育、宣傳、組織群眾和打擊敵人。1939年12月，為配合邊區擴軍運動，呂驥創作了活報劇《參加八路軍》。張達觀吸收晉北民歌素材，創作了語言樸實、旋律優美的《軍隊和老百姓》：“軍隊和老百姓，咱們是一家人，打鬼子保家鄉，咱們要一條心，才能夠打得贏。”歌曲迅速傳遍太行山區，有力地支持了擴軍和反“掃蕩”斗爭。為了使幾乎處于文盲狀態的廣大群眾認識到民主選舉的重要作用，1940年3月，華北聯大派出多支文藝小分隊，深入散落于太行山溝溝岔岔的村落，以唱歌、演戲、張貼標語等形式，向群眾宣講民主選舉的意義和程序。為此，成仿吾、呂驥創作了《民主政權歌》，盧肅創作了《選舉歌》。王莘和牧虹創作出歌曲《選村長》：“楊柳葉兒青，楊柳葉兒長，今天要選舉個好村長。能吃苦能耐勞，又積極又堅強，抗日工作積極干，不分男和女，只要熱心腸，不選那滑頭鬼，不選那白眼狼。要選那為人正派為民辦事的熱心腸。”歌曲深受群眾喜愛，有效推動了民主實踐。1941年秋季反“掃蕩”結束之后，為了堅持抗戰、保衛邊區，晉察冀邊區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軍民誓約運動。其間，華北聯大師生積極參與邊區文聯和魯迅文藝獎金委員會舉辦的征文活動，在首批獲獎名單中，華北聯大文藝學院與文工團共榮獲甲等獎17項、乙等獎11項。

在邊區減租減息、生產運動和對敵政治攻勢中，盧肅和牧虹創作了《團結就是力量》，胡可、徐曙創作了《王老三減租小唱》，傅鐸創作了《王秀鸞》，這些作品在提高群眾政治覺悟、凝聚民心、鞏固軍民團結與邊區政權、抵制日偽“文化入侵”和“奴化教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面對敵人的瘋狂進攻，華北聯大文藝工作者與地方文藝工作者義無反顧地進入游擊區和敵占區，以戲劇、歌曲等形式對敵人開展政治攻勢，被譽為“帶著化妝品和樂器走上政治攻勢前線的文藝戰士”。在1941年秋季反“掃蕩”斗爭中，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員在唐縣、完縣（今順平縣）、行唐縣和曲陽縣開展對敵斗爭，他們白天在游擊區換好裝，傍晚突襲到敵占區，在設有敵偽據點的村莊演出抗日節目。1942年秋天，針對敵偽“治安強化運動”，華北聯大組成多支文工隊，在武工隊配合下，進入游擊區和敵占區，以形式多樣的文藝鼓動群眾，打擊敵人。1941年，華北聯大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美術展覽，據田零回憶：“為了推動敵后美術工作的開展，邊區美協決定由我攜帶這次展覽的作品前往冀中地區巡回展覽……子彈嗖嗖地擦著耳邊飛過，我們彎著腰拼命奔跑……”展覽在八一建軍節成功舉辦，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新世紀劇社社長梁斌參觀了展覽，他們認為這是抗日根據地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舉，給邊區的美術工作者很大的鼓舞，也是對群眾一次形象生動的教育。

1940年11月，華北聯大文工團與抗敵劇社聯合出演話劇《母親》 沙飛攝

生活上是貧困的，而精神上是富有的

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燒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華北聯大如同一座閃耀的燈塔，吸引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他們懷揣著共同的革命理想，毅然決然地拋棄安逸的生活，投身到華北聯大的革命熔爐中，盡管物質條件極其匱乏，但他們的精神世界卻無比豐盈。

1939年的阜平，雖為晉察冀邊區首府，生活環境依然異常艱苦。據華北聯大學員王若君回憶：“炕上連一張席子都沒有，晚上睡覺時，每人只有一條棉被，身下鋪的僅是一條單薄的布單，到了冬天，常常兩人擠在一起取暖。日常飲食更是簡單，主食是粗糙的小米飯，配菜只有清水煮蘿卜條或白菜，幾乎沒有一點油水。”然而，即使生活如此艱苦，她們依然紅光滿面。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深切地體會到男女平等，好像是生在世界上第一次這么受到重視，因此精神特別振奮”。同為華北聯大學員的何少梅與王若君有著同樣的感受：“在根據地的日子里，雖然過著較艱苦的生活，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心情是舒暢的。那種快樂是任何物質享受都無法替代的。”

在平山縣元坊村、李家溝村辦學期間，由于房源緊張，六七名學員擠住在一間又窄又小的石造房子里，在干草鋪就的地面上休息，翻身都困難。每逢炎炎夏日，暑氣逼人，被日光暴曬的小石屋，熱得人透不過氣，師生們常常要熬到半夜，待熱氣稍稍消退，才能勉強休息。室內陳設極為簡陋，僅有自搭的桌凳和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學員們的服裝來源不一，有的自帶，有的由原單位提供，實在無法解決的，則由學校臨時籌措。

每逢集體活動，穿著五花八門服裝的師生們，常常引來圍觀群眾好奇的目光和善意的笑聲。清晨的洗漱時間，是師生們一天中最為難得的輕松時刻。沒有臉盆，村邊的小河溝則成了天然的臉盆。到了冬天，河面封凍，師生們用石頭破開冰層，即使條件如此艱苦，在空曠的田野和清新的空氣中，仍然處處回蕩著歡聲笑語。學習沒有紙張、墨水，有人用樺樹皮代替紙張，用鍋底灰調制墨水，還有人將廢棄的煙盒拆開，壓平后當作筆記本。一位學員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又收集到三張完整的樺樹皮，足夠抄完《新民主主義論》的第五章了。”1940年6月進入華北聯大學習的張杰對這段艱苦生活深有感觸：“村邊有一大片黑棗林，那里是夏天上課的理想場所。樹蔭下，我們席地而坐，聆聽老師的講解，偶爾還能摘幾顆黑棗解饞。然而到了冬季，山區寒風刺骨，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溫暖的課堂。村里的房子又窄又小，容納不下所有人，我們只好轉移到向陽背風的小山窩里上課。冬天的山區格外寒冷，師生們坐著聽課，還要記筆記，凍手凍腳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當時我們不僅能泰然處之，而且還覺得生活有極大的樂趣。”

在太行山深處的神仙山辦學期間，由于敵人嚴密封鎖和交通不便，生活極其艱苦。據華北聯大學員方揚回憶：“經常吃的是黑豆稀飯、黑豆餅子，每天吃飯都是班長用勺子分稀飯，吃八成飽。一人一床被又鋪又蓋，個子高的人一不小心腳就捅出來了，只好用繩子把被子一頭扎起來。”糧食供應緊張，學員們不得不自己背糧。缺乏糧袋，就“把褲子的兩條褲腿口扎緊，從上面灌進糧食，再將褲腰收攏捆住，往肩背上一騎，爬嶺過河，走個十里八里，一路上說說笑笑，又唱又鬧，成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文體活動”。學員們每人只有一個搪瓷缸，既用來吃飯、喝水，又用來刷牙、洗臉，大家戲稱為“一品缸”。由于衛生條件差，幾乎人人身上都長了虱子，但學員們以苦為樂，風趣地稱其為“光榮蟲”。

在華北聯大的革命大家庭中，師生之間、同學之間親密無間。面對險惡的環境和艱苦的生活，他們沒有絲毫的悲觀、失望或抱怨，像傲雪的梅花、挺立的青松，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始終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昂揚的斗志和火一樣的熱情。無論是課堂上還是生活中，處處洋溢著歡聲笑語，樂觀、團結的氛圍時時刻刻感染著每一個人。正如華北聯大師范班學員張稚楓所言：“這兩年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同學們卻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天天歌聲不斷，笑語頻傳。我們在生活上是貧困的，但在精神上卻是富有的。”這種在極端困難和殘酷斗爭中所培養的樂觀主義精神，成為師生們克服困難、戰勝敵人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堅持游擊辦學兩千多天的華北聯大，用革命的理論武裝了數以萬計的干部，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與工作能力；廣泛地開展了新民主主義的普及教育，提高了華北人民的抗戰覺悟與文化科學知識水平。華北聯大師生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艱苦奮斗，勤儉辦學，這些在抗日烽火中所熔鑄的精神，像一座光芒四射、永不熄滅的燈塔，鼓舞和引領著我們繼續勇毅奮進。

（作者：鄭恩兵，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