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軍兄發表《隱于〈蔣維喬日記〉背后的武進文獻征存社》（《澎湃·私家歷史》2025年6月4日，以下簡稱“李文”）一文，利用《蔣維喬日記》所記以及沈燮元先生口述，厘清了《趙烈文日記》手稿抄本在從武進文獻征存社到南京圖書館的遞藏過程。筆者2020年于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趙烈文日記》，“附錄二”中對趙氏的稿抄本日記的版本與流傳有所論述，因限于整理本的統一體例，對于日記稿抄本的部分細節信息，如稿抄本的種類、其性質的歸屬、抄本不同人的校語、稿抄本的流布等，均未能充分展開，茲借拜讀李文的機會，作一些補充與申論。

趙氏藏書目錄中的著錄

趙烈文辭官回鄉，建天放樓以存藏歷年游宦所得的各類珍本書籍、碑帖拓片與金石彝器，并自編天放樓藏書目錄（見光緒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日記），昔不存，近人封思毅據趙氏日記歷年所記排比輯得《天放樓書目》（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一書，只能見其所藏大略，很難說符合藏書原貌（因為趙烈文對其藏書目錄有多次修訂）。

圖1 小脈望館書目

幸運的是，南京圖書館藏有趙烈文次子趙寬（1863—1939）所編《小脈望館書目》五冊，該書目半葉十行，由趙寬手抄，在第五冊“貞”字號中的“廿四史十四箱”中，完整著錄了趙烈文日記的信息（圖1），如下：一、《落花春雨巢日記》五本、《能靜居日記》十六本（一至十六），二、《能靜居日記》二十本（十七至卅六），三、《能靜居日記》五本（卅七至四十一），四、《能靜居日記》十三本（四十二至五十四），五、《重抄落花春雨巢日記》一本，又《能靜居日記》八本（一至八），六、《重抄能靜居日記》廿二本（九至卅），七、《重抄能靜居日記》廿四本（卅一至五十四）。該書目全部圖書總計兩萬兩千九百五十八本，如此數量的藏書，當然不可能全部是趙寬自己入藏的，其主體部分應該是其父趙烈文天放樓的藏書。那么，這里對于趙氏日記的記錄，無疑是可靠的。首先看《落花春雨巢日記》，有兩個版本，“五本”即現藏南京圖書館的五冊本，該本是趙烈文的手稿本，卷首有“毗陵文獻征存社”等印，涂抹不少；“重抄”本一本，即南京圖書館的一冊本，同樣也有“毗陵文獻征存社”等印，這冊的最優長之處，乃是從咸豐二年正月初一日開始，比趙烈文的手稿本要完整。其次是《能靜居日記》，書目中記載了兩種，都是五十四冊，從“重抄”云云看，這兩種都是對后來流傳到臺灣的趙氏手稿本的重新抄寫，只是不清楚孰先孰后，但可能南京圖書館所藏的五十四冊，即李文所言經由沈先生手入藏的，乃是后一部“重抄”本。趙寬《小脈望館書目》最后一冊“碑刻目”末有“乙亥年立夏日記”一行，即民國二十四年（1935），這說明，在此時，趙氏的兩種日記的稿鈔本仍屬趙家所有。

趙烈文日記鈔本上的批校人

李文引陳光貽1962年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趙烈文日記的傳本和收藏》一文，陳氏認為“收藏在武進文獻社的，只有原稿《落花春雨巢日記》五冊，及他兒子趙寬過錄的《能靜居士日記》五十四冊，……《能靜居士日記》是趙寬過錄副本后的定名，不是原稿的名稱”，此論不確。先說日記名稱的問題，“能靜居士日記”并非趙寬過錄后所起，流傳至臺灣的趙烈文日記稿本，開篇即題“能靜居士日記一”；其次，稱“趙寬過錄”同樣也不準確，這可以通過趙氏日記的內外證據來證明。對于趙烈文本人來說，他一直有將其日記保存并流傳下去的自覺意識，同治八年五月十一日在赴磁州任路經天津時，“寄連日日記二紙”，可見趙氏每寫一段時期的日記，便將之寄回鄉里，使人錄副以存。

圖2《落花春雨巢日記》趙寬校語

這個錄副人，絕不是趙寬。因為從南圖所藏的《落花春雨巢日記》一冊及《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冊中看，趙寬僅僅是校對者。先看《落花春雨巢日記》。趙寬依次批有“光緒丙申五月校過”（圖2）“庚戌八月十二日校”“戊戌十月二十日校”“辛亥八月十六日校”，可知該日記，趙寬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即開始校對，此時距趙烈文下世剛兩年。再看《能靜居日記》五十四冊。第一冊中縫有“甲辰十月校”、冊末有“甲辰十月依原本校勘竟寬謹識”，這里的“原本”，可能是趙烈文的手稿本，也可能是前引《小脈望館書目》中著錄的前一種，“甲辰”為光緒三十年（1904），這一年趙寬開始校勘《能靜居日記》，第五冊中縫有“癸酉三月校”，到最后第五十四冊末“癸酉十一月校畢”，可知趙寬中斷了二十八年，直到民國二十二年（1933），才開始全力以赴，用八個月的時間校完了其父日記，此時距趙寬謝世已不滿六年。

圖3 《能靜居日記》15趙寬直接乙改例

趙寬的校改，往往用墨筆直接施于日記正文的字里行間，如第十五冊同治元年七月十八日“讀《列傳》二十九”，原抄作“汝南文成王宣帝子亮”“楚隱王武帝子瑋”“趙王宣帝子倫”等，趙寬將小字夾注均勾乙到帝王名外（圖3），檢趙烈文手稿本即如此，應是抄手不明史書體例而誤。還有直接改錯字的，如第十七冊將“郭芝仙”的“芝”字圈出，旁改為“蕓”。最能證明南圖此本不是趙寬所抄的直接證據，就是第十八冊同治二年八月初六日的天頭上，因為抄手漏抄了一大段趙烈文初五至初七日的讀書內容，趙寬便在天頭一一補抄，末了還不忘批了一筆：“以上散失，在初八日前，鈔胥可恨！”（圖4）以表達對抄寫者的不滿。還有一個旁證，第二十三冊書根處，趙寬還寫了“此冊已前共計抄公應有本六千文還三元”一句，這明顯是對抄寫工價的記錄。故陳文所云的“趙寬錄副”恐怕不實，還是以筆者此前所稱的“能靜居鈔本”較為穩妥。

圖4 批：鈔胥可恨

圖5 《能靜居日記》8首次出現徐震署名案語

筆者當初在整理《趙烈文日記》時，僅注意到了趙寬的校語，日后翻閱，發現南圖所藏五十四冊《能靜居日記》抄本上，除了趙寬，還有一人，就是同屬于武進文獻征存社的徐震（1898—1967，字哲東）。徐也是常州武進人，曾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校教授，擅長古文，精嫻武術，是我國古代武術史研究的先驅。據李文引陳文及《蔣維喬日記》，此日記“是趙寬少年時所抄錄，書中錯字甚多，又有脫落字句，沒有和原稿詳細校對”，“后來經過武進徐哲東（震）先生校正，但不過改正了字句上顯著的錯誤，也沒有和原稿校對”。前已證明此本非趙寬過錄本，至于徐震的校改，亦復寥寥。相比于趙寬直接在日記字里行間的校改，徐震則較為理性克制，他不會徑直改動日記原文，而是在該行的天頭施以批語，并以“震按”“徐震案”起首。第一次校語出現在第八冊咸豐十有一載四月初二日“讀《文子》后更讀此”，天頭上有墨書“徐震按：文子當為文中子，脫一字”（圖5），第九冊有一條，第十二冊三條，第十四冊一條，第二十冊三條，第二十一冊三條，總共不過十一條。有的校語未署名，但與趙寬字跡對比，徐字筆畫較細且有欹斜之勢。

圖6 《能靜居日記》疑似趙烈文及羅爾綱抄簽條

此外，鈔本《能靜居日記》上除了趙寬、徐震二人的校語外，還附有一些供人編選的簽條，如第四冊咸豐十年三月初四日上有毛筆、鋼筆簽條各一（圖6），毛筆云“子良來自浙至不忍更聞矣選”，鋼筆云“從第十行‘初四日’句抄起，至第二頁第九行‘不忍更聞矣’句止”。趙烈文曾節選其咸豐十年太平軍攻占浙江的部分成《趙偉甫先生庚申避難日記》在民國六年（1917）《小說月報》第八卷第一二三期上連載，毛筆簽條或即供此日記摘抄；而鋼筆簽條起止諸句內容（不止一條），俱見羅爾綱所編《太平天國史料匯編》史部雜史類，故鋼筆簽條可能出于羅爾綱先生本人或轉托謄抄人之手。

趙烈文日記稿抄本的流布

根據《蔣維喬日記》的記載，趙烈文的兩部日記由趙孫女彥姞售賣給武進文獻征存社的，時在1945年。在此之前，已有人對趙氏日記的保存與散佚表露出擔憂與關心，葉景葵在其《趙君閎訃窆題識》中說：“天放樓余籍，去年經京賈囊括而去，所存日記，亦已不全，頗擬傳鈔一副，不知能否見允也。”此文寫于“庚辰十一月”，即1940年，這時趙寬（即趙君閎）剛去世不到一年，可知趙家藏書包括日記1939年便已開始向書賈售賣，《小脈望館書目》中記載的前一種五十四冊的《能靜居日記》抄本的散佚可能就在此時，而留下的重抄本《能靜居日記》及《落花春雨巢日記》稿抄本，在1945年售與了武進文獻征存社。這其中還有一個細節，蔣維喬所記武進文獻征存社得到的，其實只是《落花春雨巢日記》稿本與《能靜居日記》抄本兩種，而趙烈文《能靜居日記》手稿本似乎不在其中。李文引曹聚仁《天一閣人物譚》中所記，認為這部手稿本由趙家賣給了南京汪偽政府的要員陳群（人鶴），持這一說法的還有臺灣的高拜石，他也認為該稿本被陳氏購得，抗戰勝利后，陳氏畏罪自戕，日記又流散出去，南京圖書館得以購存至今（《古春風樓瑣談》第六集“趙惠甫才豐用靳”）。有一個側面證據可以證明稿本《能靜居日記》未經武進文獻征存社收藏，即其中并無趙氏其他日記中的“毗陵文獻征存社”朱文印。陳群死后，《能靜居日記》稿本曾在南京頤和路的澤存書庫短暫停留，1949年后隨國民政府去了臺灣，后一直保存在“中圖”中；而《落花春雨巢日記》稿本與《能靜居日記》重抄本，1945年入武進文獻征存社，1952年由沈燮元先生代表蘇南文管會接收，1955年，文管會遷往南京，并入南京圖書館。有趣的是，在此之前，《落花春雨巢日記》抄本也入藏了南京圖書館。

圖7 賀昌群簽條

此本同樣也沒有“毗陵文獻征存社”印，冊末有一“南京古□書店”牌記，內中填有“書號33127 冊數1 定價100、00”，封底有一粘條：“賀昌群先生交來落花春雨巢日記壹冊”（圖7）。賀昌群1950年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1953年調任（蘇健、趙曉虹《國家圖書館學人著述目錄1909—1949》），該抄本可能是由他在這三年間，從南京古舊書店購入再親自交給南圖的，至此，趙烈文最重要的日記稿抄本，由常熟到上海，再到南京合璧，應該也算是文獻流傳史上的一段嘉話吧。只是其中的人事細節，卻早已淹沒于時間的洪流之中，引起后人無窮的興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