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女性詩歌既繼承了新時期以來女性詩歌的部分特質，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出現了一些新的形態。

2025年春，很多刊物以刊發作品的方式體現出對女性、女性詩歌的重視。《詩刊》第3期的“第一現場”欄目刊發了近40位女詩人的新作，“大家閱讀”欄目推薦了女詩人娜夜的作品，“百家詩論”欄目發表了冰馬《中國當代女性詩歌史視角下的1990年代詩歌“斷裂論”反思》，對女性詩歌的發展進行了總結和反思；《詩選刊》第3期設置“新文本·她們的詩”專欄；《詩歌月刊》第3期“新青年”欄目刊發的作品也全部來自青年女詩人。《當代·詩歌》第1期設置了紀念女詩人灰娃的專欄，刊發灰娃作品和孫曉婭研究灰娃詩歌的長篇論文。創作、理論雙管齊下，體現了女性詩歌在當代詩壇的重要位置。女性的聲音不再被淹沒在宏大敘事的洪流中，而是成為了具有女性特色的時代旋律。

當下，女詩人們展開了更多維度的藝術探索，女性詩歌的主體性有了更加多元的呈現方式。許多作品已發展為與女性個體心靈以及歷史、社會、自然等的多維對話，這表明女性確立主體性的方式不再局限在性別視角，而是通過代際對話、與自然對話以及跨文化對話等途徑實現。

除了詩歌中自古已有的愛情表達，“母親—女兒”成為當下女性詩歌關系譜系中的重要取向之一，在母女代際對話中確立主體認同。華姿的組詩《愛是最短的出路》（《星星·詩歌原創》第3期）聚焦于與已故母親的對話想象：“你說的還鄉究竟是什么？”“忽然間，我聽見她在堂屋的墻上/喃喃地問：‘什么時候再回來呢？’”在時間的裂縫里建構起與母親跨越時空的情感聯結。莊凌的組詩《心上的窗戶》（《山花》第3期）寫母親養花：“我無法征服內心的風暴/只能用剪刀不斷修剪/彼此的不認同”，剪刀既是園藝工具，也是母女間差異的象征，揭示了在代際認同上存在的裂痕。蘇桃的組詩《蘇桃的詩》（《詩潮》第3期）甚至回溯到祖母：“池塘邊的桃花樹、青石洗衣板/也一并鑲嵌在祖母的青春里”。這些詩作都體現了女詩人對“母親譜系”的追溯，構筑起當代女性自我認知的新的角度。另外，毛君娣的組詩《幽昧的事物并無二致》（《星星·詩歌原創》第3期）寫到母親望向自己的潮濕目光：“這不是一個母親尋找她的孩子/這是一個女人尋找另一個女人”，更是跳出母女代際書寫的邏輯，將身份置換為兩個獨立的女性個體，指向對女性主體性的雙重確認。

女性詩歌與自然也建立了廣泛的連接，對自然的體察與心靈的共振往往同時發生。金鈴子的《黛湖》（《詩刊》第3期）建構起詩人與自然在生態詩學層面的對話：“什么樣的詩句可以把一潭湖水養成青綠/什么樣的思念，可以讓一首詩/成為千古絕唱”，黛湖的青綠既是巴山夜雨的具象沉淀，又是女子相思之情的液態載體。鄧榮婷在《古河道與墨洛產業園》（《綠風》第2期）中呈現西部沙漠景觀，“漠風的利刃留下滿身龜裂”，但仍然“生生不息地生長著希望”，在貧瘠中搭建起生命哲學的圖景。竇鳳曉的《石頭森林》（《江南詩》第2期）以森林中各種植物為錨點，面對“滯重”和“鋪張”的現實，將“減法”作為一種創造性的生存策略。而劉曉萍的組詩《曠野詩章》（《詩歌月刊》第3期）更是直接與草木禽獸為鄰，將身心完全融入自然，構成女性與自然對話的復調。動物意象在女性詩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葉菊如的《洞庭湖：江豚與小天鵝》（《揚子江詩刊》第3期）聚焦動物書寫，“他們不能把洞庭湖裝在籠子里……我相信，我們都愛洞庭湖”，在生態敘事中將女性主體提升到與自然同等的高度，揭示了女性對自由狀態的共同追求。

女性詩歌對生命體驗的表達呈現出多種向度。當下的女性詩歌在正視身體和欲望的同時，對女性的精神世界傾注了更多關注。詩人們根植于生存體悟而又超越生活本身，在塵世萬象中凝練出思辨的智慧，以心靈的升華實現突破和超越。張鳳霞的組詩《鏡中人》（《詩歌月刊》第3期）借助剝核桃的簡單動作完成對事物表象與本質的思辨與探尋：“別以為雪偶爾有幾分黑，/就否定了它的白和它飛動的白鳥，/就像剝到了核桃的最里面一層，/仿佛充滿間接的月光”；小西的《流水和柳絮》（《中國作家》第4期）在輕盈的文字中融入了沉重的存在之思；錢秋菊在組詩《村莊失落的動詞》（《詩選刊》第3期）中通過一系列極具女性色彩的意象構建起女性主體在鄉土敘事中的精神圖譜。葉玉琳的長詩《大海帶我回家》（《人民文學》第4期）是她長期探索的一次升華，作品超越傳統海洋敘事的男性英雄主義，將海洋化作自己的精神家園：“我有一片海/通往陸地和天空/也通往詩歌和內心”，通過開闊、深沉、蔚藍、悠遠的大海編織起獨特的女性生命與精神經緯。

隨著女性在社會生產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女性詩歌呈現出全面融入社會的特征。《詩選刊》第3期摘錄了張映姝新出版的詩集《她·們》中的部分詩作，不僅有詩人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對女性的細膩觀察，在新疆駐村的經歷更是給她的詩歌增添了新的色彩。詩中還涉及到女環衛工人、女裁縫，也有駐村女干部、景區女經理等女性形象，可見女性已經深度參與到社會生產中。這些作品是女性詩歌從私人化書寫融入社會敘事的有效樣本，展現了女性詩歌發展的新面貌。

女性詩歌以獨特的生命律動與時代的脈搏同頻共振，并以跨越時空的詩性光芒融入當代詩歌的精神版圖。女性詩歌已經突破性別敘事和身體寫作的藩籬，進入到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的新境界，在解構和重構中展開多維度的詩性探索。

（梁詩琪系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碩士研究生，蔣登科系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