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楊聯陞  

“夢幻滄桑不計年，相聞且喜共華巔。居夷克己何嫌陋，侍疾勞伊肯受憐。舊業關心康濟錄，新知醒目管錐編。來書筆健尤如昔，法帖應因懷妹傳。”《和彥威兄》，1980年7月11日。（繆鉞，字彥威，歷史學家、中國古典文學家，四川大學教授，也是楊聯陞妻繆鉁之兄。）

在很多人印象中，成立于八十年前的聯合國是鎂光燈下各國政要和外交官折沖樽俎的舞臺，與一直以來都很小眾的“漢學”沒有多少牽扯。然而聯合國創立初期，在一連串機緣巧合的促動下，有幾位被學術史歸為漢學家的學者進入秘書處工作。其中，就包括后來有“漢學第一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之稱的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楊聯陞（1914—1990）。楊聯陞1946年8月至次年9月間的日記，不僅保留了大量與聯合國結緣的曲折過程、工作體驗的信息，也透露出這位學者在亂世之中的迷茫和無奈。

一

楊聯陞的專業所長是中國古代史，更確切地說，是兩漢至隋唐間的經濟和制度，與外交事務沒有絲毫關系。進入聯合國工作，不僅完全不在其人生規劃之中，而且整個過程也相當跌宕曲折。

1946年春，楊聯陞在哈佛博士畢業之際，先后收到浙大、北大、史語所伸來的橄欖枝。一番權衡后，他決定先在哈佛教授中文半年，然后回北大歷史系執教。這一年6月初，應鄧嗣禹之邀，楊聯陞前往奧克蘭密爾斯學院，教授“中國哲學史”暑期課程。8月初，他收到張隆延發來的航空快信，說聯合國秘書處有意聘請其擔任研究工作，待遇相當優厚。較之哈佛半年1500美元的薪水，聯合國5900美元的年薪高出一倍左右，對于當時家庭負擔較重的楊聯陞而言，如果在此處工作一年再回國，結余的工資無疑會極大緩解肩上的經濟負擔。

8月17日，在張隆延催促下，楊聯陞前往紐約接洽聯合國工作，對方“談譯事部內情及應付之困難”。之后多日沒有眉目。至9月30日，楊聯陞方前往語文處，接受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鮑思齊（Le Bosquet）面試，并順利通過，后者當面向楊聯陞表示，“即將聘請書送上峰批準，大約須候數日”。至此，楊聯陞認為入職已無阻礙，只待走程序而已。然而，兩天后他被告知之前的面試無效，仍需通過考試才能入職。這令楊聯陞氣憤不已，當即向鮑思齊抗議。

或許是沒找到更加合適的人選，也或許是將要召開的第一屆聯大第二次會議需要更多專業人員協助，不久后，聯合國主管官員不再要求楊聯陞參加考試，直接入職。

二

據1946年《聯合國組織工作秘書長報告書》，楊聯陞供職的語文處研究組，“其職務在協助翻譯組及整個秘書處與語文學研究有關之各部門，并從事于標準化聯合國所用之術語。……該組應編印五種正式語文之技術詞匯，并開始五種語文之訓練班”。從日記來看，楊聯陞在研究組的工作，主要是統一文件詞匯，訓練中文翻譯，提供語文支援。

楊聯陞上班首日，馬古烈交代說，統一五種官方語言《聯合國憲章》名詞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并令其負責統一英、法、中三種語言部分。10月18日，工作正式啟動。僅僅五天后，語文處就下令研究組需于九天內完成《憲章字匯》初稿。楊聯陞的中文和英文水平自然不是問題，對于法文也稱得上精通，但這份工作仍然讓他忙碌不已。

在23日、2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看《憲章》，取英、法兩文本”“看已作成之五文《字匯》一遍，抄出處，補漢字，工作甚緊張”。他緊趕慢趕，終于在正式開會前一天完成其負責的部分。較之楊聯陞的認真對待，其他參與此事的人員不僅工作拖沓，而且意見彼此抵牾，工作效率很低。對此，他在12月9日的日記中抱怨道：“午后開會商討五文《字匯》，諸專家皆飯桶，毫無結果。因俄文組全未工作，乃請三組各將卡片移交。不知小子何日能完也！”《聯合國憲章》字數不多，但很可能由于各組進度不一，工作進展較為緩慢。在1947年1月27日的日記中，仍能看到他還在推敲《憲章字匯》名詞用法，“比較《憲章》譯文，整理以前所作與此相關之筆記，可改動者約二三十處”。

聯合國成立伊始，中文即被確定為五種官方語文之一，理論上，重要的聯合國文件均需提供中文譯本。為應對聯合國工作中日益增加的中文翻譯的需求，語文處令楊聯陞主持中文訓練班，培訓中文翻譯。據《楊聯陞日記》，1946年12月18日召開語文訓練會議，決議各語言設立初級班、高級班兩類，初級班分社會、語言兩班，楊聯陞主持中文班，共有學員18名。次年1月底，語文處為節省經費，決定中文初級班、高級班每次各上一小時后，合班半小時，每周二、四上課。但2月初中文班開課后，楊聯陞發現，不僅學員不按時出席，對上課方式提出異議，且中文水平參差不齊。據《楊聯陞日記》，每次來上中文課的人數，多不過五六人，少時只有一兩人。這樣一種局面，不能不使他意興闌珊。

另外值得一說的是，楊聯陞在語文處的職銜是語文研究專員，但從其日記來看，他除了統一《聯合國憲章》名詞和主持中文培訓班，其余大部分精力耗在協助其他部門之上。這些工作事項非常之雜，諸如為中文翻譯組修改稿件，翻譯聯合國各組織機構譯名、《國際法庭規約》《秘書處組織稿》之類。有時候，楊聯陞還被臨時借調，為某些會議擔任同聲傳譯。正式入職不久，他就在日記中寫道：“十一時，傳譯組有人來拉夫，請到萬國郵務專家會議中作漢英傳譯。譯畢又恐續有機會發言，等至二時始散，饑腸轆轆矣！”凡此種種，皆與楊聯陞的專業和志趣相差甚遠，故而日記中頻繁出現“百無聊賴”“甚覺無聊”“心煩，極惡劣”之類的記錄。

除了工作內容上的不適應，語文處不時傳出的裁員消息，更增加了楊聯陞身心疲憊的程度。正式入職僅一個月，張隆延私下告訴他，“語文處將大緊縮，研究組裁撤，中文組亦須減人”，但他會設法將楊聯陞轉為翻譯。而當與同聲傳譯組負責人見面后，楊聯陞了解到他不僅需要參加考試，而且錄取后還要培訓三個月，薪水也減少不少。彼時，楊聯陞已經向北大請假一年，也辭去哈佛的短期工作，萬一研究組遭到裁撤，他將退無可退。此后各方傳出的裁員訊息反反復復，令他更加焦慮。然而1947年春，很可能由于楊聯陞的工作出眾，語文處負責人當面詢問他是否有意接受聯合國的永久聘約。只是已在此初嘗世味的楊聯陞，已經決心舍棄聯合國優厚的薪資，接受哈佛東亞系的聘請，秋季返回哈佛任教。

三

對于當時的楊聯陞來說，心中系念民生艱難的故國，眼前看到的卻是紐約物阜民豐的升平世界，兩者巨大的差異令他神傷不已。或許更令他難過和絕望的是，他很清楚自己只是漂浮在時代洪流中的一葉小舟，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去改變。1947年4月27日，瞿同祖宴請清華社會學教授陳達，請楊聯陞作陪。席間，陳達講述了其所經歷的聞一多被刺、朱自清領銜的“十三教授宣言”事件。盡管楊聯陞對此深有所憂，且在寫給妻兄繆鉞的信中“略發牢騷”，并以“身謀國是兩凄迷”來陳述此刻心境，但在日記中卻“以明哲保身自勉”。

楊聯陞這樣一種心態，更為明顯地體現在7月22日其與游保良、孫毓棠談話中。游保良為語文處同事，而孫毓棠則是途經紐約前往牛津大學。當日楊聯陞在日記中記：“我輩有謀無勇，長于謀己而短于謀國，空談亦無畏耳。”自責、自貶之中，充斥著無奈與絕望，令人不勝唏噓。

1947年9月23日，楊聯陞收到允許其在美國執教的簽證批準通知書，隨即向聯合國遞交辭職信，并于當天午夜乘車前往劍橋，開啟了四十余年的哈佛生涯。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