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代王羲之，以一幅《蘭亭集序》領軍書壇，冠蓋群倫，被人們推崇為“書圣”。可是，王羲之的“書圣”地位，從開始到后來，一直就被人全然認同嗎？并非如此。近日研讀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從中可知，王羲之的崇高位置，是經過了一段時間鍛煉，才逐漸被人推崇公認的。其中情形，一方面可見人們藝術風味的遷變，同時可見這遷變過程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

南北朝時的梁武帝蕭衍，是一位有廣博學問，在書法方面也頗有造詣的帝王。他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說過這樣一些話：“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鐘繇）逸跡，曾不睥睨。……子敬（王獻之）之不逮逸少（王羲之），猶逸少之不逮元常。”三國時期的鐘繇，其所書小楷極精到，為后人推崇，尊為“楷書鼻祖”。王羲之等一些后來書家，也都潛心學習過鐘繇書法。“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梁武帝認為，當時的學者修習書法，尊崇王羲之、王獻之，對鐘繇的書跡，卻未擱在眼里。在他看來，王獻之書法不及王羲之，就像王羲之書法不及鐘繇一樣。他顯然對當時人們的評價有不同看法。

帝王的話，是會對社會產生不小影響的。與梁武帝同時期的一位學者陶弘景，在一篇《與梁武帝啟》的書函中，論及到當時的書壇情形：“使元常（鐘繇）老骨，更蒙榮造，子敬（王獻之）懦肌，不沉泉夜，唯逸少（王羲之）得進退其間。”他說梁武帝對鐘繇的尊崇，使人們得以重新認識這位書家；其指出王獻之書法之不足，也很是及時；對王羲之書法的推重，非常得當到位（“得進退其間”）。“若非圣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若不是梁武帝這一番品鑒推崇，人們會追隨世風，一直沉迷在舊眼光中不能自拔，這是因為當時整個社會，大家都學習王獻之書法，國中不僅不再知道鐘繇的書法成就，甚至對王羲之也不大了然了。

這就和我們今天的認知，差別實在太大了些。按照錢鍾書的概括，當時王獻之極其受人推重，一直到梁武帝的看法出來，才將王羲之位置推高超逾王獻之。

與梁武帝同朝，另一位頗通書藝的學者袁昂，他在對古今書法家評述的文章《古今書評》中，秉承梁武帝的意思，對前面涉及的幾位書家也作出過論述。他首先評述此時盛行書壇的兩位：“王右軍（羲之）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謝家子弟”，指魏晉時望族謝家門中一干子弟，以謝安、謝玄為代表。他說王羲之的書跡，就算不那么平正，卻像謝家子弟那般颯爽縱放，自具風采。“王子敬（王獻之）書如河、洛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河、洛少年，應該指河洛地域一般青少年，有青春氣息，可高雅典貴風度卻稍遜一籌。他的這些評述，多借助形象譬喻，雖寥寥數語，卻給人鮮明印象。

對梁武帝特別推崇的鐘繇，袁昂如此論敘：“鐘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極言其布局得當、行筆飄逸，整幅氣韻“密麗”。這些書法名家的排序，袁昂也費了一番心思：“張芝經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草書大家張芝之外，其他三位雖然都給予了“特絕”“鼎能”“冠世”的極高評價，可他們的前后排名，大致還是反映了梁武帝的看法。錢鍾書認為：“尚不乖圣諭”——還沒有違背帝王的意思。

可以說，梁武帝這番對王羲之的推重，在后世產生了廣泛影響。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貞，在其《藝苑卮言》中議論：“宋、齊之際，右軍（王羲之）幾為大令（王獻之）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申，唐文再評，大令大損。”（王獻之曾官至中書令，世亦稱“王大令”）說當初王羲之名聲幾乎被王獻之遮蔽，經梁武帝推崇后，王羲之地位上升。到了唐代，唐太宗作有一篇《王羲之傳論》，獨尊王羲之。為強化自己觀點，他還貶抑前朝梁武帝尊崇的鐘繇，對王獻之評價尤其不堪：“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攬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認為王獻之“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已經過分，喻為“嚴家之餓隸”，大戶人家中餓貧的小隸，簡直成了人身攻擊。唐太宗描述王獻之，便是一例“說過頭話”的體現。

錢鍾書引證的文字表明，梁武帝的評論，使得王羲之重新出頭；唐太宗再次評價，高抬王羲之之余，更讓王獻之名聲“大損”。清代學者文廷式，也從側面舉例，說《左傳》中有“咸出不端”一句，唐代官修義疏的《左傳正義》中解讀：“‘咸’或作‘減’，王羲之寫作‘咸’”，錢鍾書認為，“謂據羲之字以定經文，唐初尊崇其書有如此者。”《左傳》是我國古代重要典籍，唐代為其注疏的學問家，竟然用王羲之書寫的字來作為考訂其中文字的證據，對王羲之推崇到了這等程度。

其實，推重王羲之書法的，也有早于梁武帝者。《南史·劉休傳》中，有這么一節：“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體微輕，不復見貴。及（劉）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劉休，是略早于梁武帝的一位“多藝能，善隸書的官員”；羊欣是王獻之的外甥，跟從王獻之學書法，隸書、行草均不錯。“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的年號，其時早于梁武帝。就是說“元嘉”時期，由于王獻之外甥羊欣推重，大家都以王獻之為效法對象，王羲之書法不被人看重。而劉休開始喜好王羲之書法，人們追隨他而使王羲之書法漸漸為人重視。由此看去，在梁武帝之前，已有劉休推重王羲之在先，可惜，他職位有限，影響面當然不能多么廣大，帝王才真正有左右一時風尚的能量。

對此，錢鍾書說：“顧帝皇咳唾，尤可以上下聲名，左右風會，輊獻（之）軒羲（之），論遂大定，后世鮮持異議。”

王羲之經梁武帝推重，“后世鮮持異議”，而梁武帝最為推崇的鐘繇，錢鍾書推想定是一時風靡：“鐘繇書經梁武提倡，一時必亦景從草偃。”事實也確實產生了相當影響。與梁武帝同時的書法名家蕭子云，在一篇《答敕論書》中說到自己習書的情況：“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王獻之）……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始變子敬，全范元常（鐘繇）。”他說自己最先追隨時風，學習王獻之，讀了梁武帝的“敕旨”，則全數以鐘繇為書法學習對象。

直到宋朝，學習鐘繇書法者依然不少。著名的詞家姜夔，在《續書譜·真》中，稱：“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鐘元常”；大學者朱熹，在多處說自己以鐘繇名帖《賀捷表》為“楷則”（學書的遵循法則）；元代文人陸友在《研北雜志》中，舉出宋人“習鐘法者五”：黃伯思、朱敦儒、李處權、姜夔、趙孟堅。數百近千年過去，還有這些學人傳承其書法，鐘繇的影響應該說不小了。

可錢鍾書認為，“蓋百世賞鑒之公非大有力者一人嗜好之偏所能久奪也。”千百年人們鑒賞的公論，不是帝王一人推重就能夠長久左右的。

王羲之在書法史的地位，今天依然挺立。筆者以為，亦與我國獨具的精神文化相關。魏晉時期的美學，一直深刻影響著國人的內心世界。誕生于此時的王羲之書跡，流暢、姿媚、側倚、飄逸……給人帶來自在豐饒的審美愉悅。這些，成為人們的集體意識或無意識存留。關于這種現象，錢鍾書也引了宋代詩人黃庭堅的兩句詩來加以描述：“文章藻鑒隨時去，人物權衡逐勢低。”

這一番有關藝術評價的遷變過程，真能讀出人世的多重因素演繹，以及審美趨向的精神力量，這不就是錢鍾書先生所欲表達的意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