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120周年校慶前夕，校檔案館在特藏館舉行了隆重的“特藏陳列展”開展儀式，當場向每位有紀念意義的歷史文物捐贈者頒發了紀念證書。我珍藏了48年的1977年高考準考證，也被校檔案館征收入館，予以保存。

應該說，這張不起眼的準考證在48年前只是一個簡單的證明物——證明持有這個證件的人符合報考高校的基本條件，可以進入考場參加考試，沒有任何別的意義。當時每個報名參加高考的人都持有準考證，否則，進不了考場，也就是說，這張準考證，在這一年的高考結束后，實際上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然而我卻沒有把它扔棄，一直保存著，自以為是一張很有歷史意義的紀念物——畢竟，我是因為參加了1977年這場“史無前例”的高考，才得以跨入復旦大學的門檻，從此成了復旦大學的一個成員，從本科生到研究生，從講師到教授、博導，直至退休。

沒想到，過了近半個世紀，我的一位在復旦檔案館工作的研究生，有一天偶然問我，是否保存有與復旦校史有關的文物，為迎接復旦校慶120周年，學校檔案館要增添新的有歷史意義的文物。我想到了這張準考證，她很興奮地回答，我們檔案館需要！

很不起眼、很平常的一張準考證，于是就被復旦檔案館收入為特藏文物了。可想而知，每個參加1977年高考的人，都有準考證，只是不少人可能沒有很好地保存，已經遺失了，或者雖然保存了，但一時間難以尋找了，而我，則不僅“鄭重其事”地將其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了，且愿意應復旦大學檔案館的征集要求，捐獻出來。

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張普通的準考證，它比起我人生道路上的其他任何一張準考證——小升初、初升高、考研、考博，都更有價值，更有意義，它是我人生道路發生重大轉折的重要標志性紀念物。如果沒參加這場高考，我不可能會有之后的考研和考博，自然更不可能成為復旦大學的教授，長期在復旦任教。

1977年恢復高考，絕對是中國現代史和教育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它果斷地結束了當年中國教育的不正常狀態，結束了動亂年代的荒唐，開始了嶄新的歷史時代——讓中國大地上廣大青年學子迎來了新的曙光，人人可以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奮努力，不受其他干擾，參加相對公平的競爭，獲得進一步學習和深造的機會，進入夢寐以求的高等院校。我就是因為有幸參加了這場意義非凡的高考，由數百萬考生僅錄取不到百分之五的比例中，收到了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此邁入了被譽為“江南第一學府”的大門，開始了三十歲以后別樣的人生旅途。

正如在復旦大學檔案館陳列的我的這張準考證上所寫的：“1977年10月恢復高考后，徐志嘯成為全國首批通過統一考試選拔的大學生。這張上海高考準考證標志著中斷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復，承載這一代人改變命運的集體記憶。”也就是說，這張準考證，不是普通的一張高考準考證，它所記錄的、所象征的，是不可磨滅的歷史，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段永遠難以抹去的歷史記錄。

復旦大學檔案館特藏部特別展示了兩張準考證，除了我的1977年本科（文科）準考證，還有當年的研究生（理科）準考證，兩張準考證，加上配套的報道復旦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解放日報》（頭版），以及復旦大學1977年招生本科生的專業介紹，真實反映了當年令人難忘的史實。

一張普通的高考準考證，正是因為它產生于特殊年代，是特殊事件的真實歷史記錄，如今才會成了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