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加劇的背景下，生態文學已成為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然而，當前生態文學的主流理論體系仍以西方視角為主，側重于對生態危機的宏觀書寫與哲學批判，較少關注地方性知識與文化多樣性帶來的敘事可能。中國民族文學則以其深植地域的敘事傳統和對自然的情感性書寫，為生態文學提供了重要的補充路徑。這些作品扎根于具體的地理環境與文化傳統，賦予自然主體性，在地方化經驗中呈現出人與自然情感交融、命運相依的微觀文學圖景。這種獨特的生態表達，不僅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框架，展現了自然與人類共生共感的價值理念，也拓展了生態文學的敘事空間與倫理維度，成為建構多元生態文化的重要資源。

人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書寫

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文學研究首先要批判的一種思想觀念。美國史學家林恩·懷特在《我們的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中指出，“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他認為西方生態危機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圣經》所建構的人類—自然觀，“所有造物除了服務于人類之外別無其他目的”。而中國眾多民族的創世神話故事，其中就已經蘊藏著人與自然命運與共的價值觀念。在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中，自然界的山川河流、風雪雷電都被賦予了主體性，甚至成為故事的重要角色。自然并不是為人類服務的工具，而是與人類平等地存在。蒙古族的創世神話中，蒼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這種敘述強調人類起源與自然界的聯系。無獨有偶，苗族創世神話中，蝴蝶母親是萬物的起源，而且蝴蝶母親并非單獨偏愛人類，而是公平地創造和對待所有生物，反映了樸素的萬物平等、生命共榮的思想。這些神話故事通過將自然元素擬人化、神圣化或直接賦予其創造生命的能力，強調自然萬物的生命價值，表達了民族文化中人與自然命運與共的價值觀，也為現代社會反思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有力參照。

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人與自然的和諧仍是民族文學的重要主題，自然不僅是人類的生存依托，更是精神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哈尼族作家艾吉的《梯田里的哈批》通過講述后土司時代的哈尼生活，以“昂瑪突”（祭山儀式）等祭祀活動反映了哈尼族將自然視為生命共同體重要成員的意識，強調了人與自然的精神紐帶。彝族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歌融匯民族文化與自然景觀，他習慣將自然要素人格化，凸顯自然界的主體性，展現出濃厚的生態意識和對自然的深情禮贊。藏族作家阿來的《月光下的銀匠》用大自然默默不語的堅強和溫情成全了小銀匠達澤對藝術與信仰的追求，在大自然的恒久面前，小銀匠的悲苦故事最終得到了升華。

在蒙古族文學作品中，草原戈壁意象占據著核心地位。很多作家通過講述人與自然、歷史與文化交織的故事，將草原描繪為蒙古族文化的生命之源。阿尤爾扎納的《藍天戈壁》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狼獾河》不約而同地將草原精神化、文化化，以草原的興衰隱喻人類精神世界的豐盈與匱乏，體現了對自然溫情的深深眷戀。對自然意象的極度珍視不僅是對各民族自然崇拜的文學傳統的沿襲，更重要的是，自然元素已經內化為他們想象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符號，蘊含著少數民族的倫理觀和生態智慧。在眾多民族文學作品中，自然不僅是生命價值的物質載體，更是生命內在精神與意義的生成場域。

“人學”以外的敘述方式

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文學理論的價值指向往往是關注人和人類社會，從人的價值和利益角度思考問題，這有其必然性，也創造了巨大的思想和美學價值。然而，從“人學”的角度來理解文學還遠遠不夠，離開了自然，就無法全面完整地認識人和社會。通過民族文學，恰恰可以發現“人學”以外的價值觀念和敘述方式。大自然在這些作品中不僅是背景，更是具有生命力的主體，讀者從中能夠深刻感受到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密性。

佤族作家張偉鋒的《空山寂》以佤族村寨的山川草木為敘事主體，呈現了自然豐榮與人類精神世界的內在關聯。森林不僅是故事的舞臺，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性靈存在。滿族作家葉廣芩的《老虎大福》建構了一種人與動物的矛盾共生關系，以人們殺死最后一只華南虎后的精神空虛批判了功利自然觀。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父親魚游而去》不斷在人和動物之間轉換身份和敘述視角。仫佬族作家廖潤柏（鬼子）的《八月，干渴的荒野》將大地擬人化，講述了生態的變化與文化的衰退，將大地的聲音和人的敘事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獨特的生態敘事模式，也為在人的價值之外重構審美價值體系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生態主義敘事的核心在于，賦予自然以主體性，使其不再只是被動的背景或資源，而是與人類共同構成生活的整體。這種敘事方式突破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框架，提醒人們重新認識自然的重要地位。在全球生態危機加劇的背景下，民族文學的這種敘事方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地方化與情感性：人與自然的微觀互動

對照西方的生態文學理論，可以發現中國民族文學在強調地方性知識和情感維度上的獨特貢獻。西方生態文學理論通常關注氣候變化、資源過度開發等全球性生態危機，并以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抽象關系為核心議題。中國民族文學則通過扎根于特定地理環境的地方性敘事，展現了人與自然具體生動并充滿情感的互動。這種地方性與全球性的結合，不僅拓展了生態文學的表現范圍，也有助于構建更加全面的生態文學理論體系。

中國民族文學常著眼于地方性的微觀議題，以具體的地理環境和文化符號為依托，通過地方性敘事展現人類在特定生態系統中的生存哲學。這種具體而微的描寫，與西方生態文學的全球性宏大敘事形成互補，為生態文學理論提供了更加立體的視角。瑤族作家光盤的《煙雨漫漓江》通過漓江流域居民的生活敘事，展現了河流在廣西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漓江邊的小人物來展現人類生產活動與河流如何保持和諧。哈薩克族作家朱瑪拜的小說集《藍雪》描繪了游牧文化中人與草場的互動，通過描寫生態退化問題，為現代牧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啟示，也對全球性的土地退化問題提出了批判性思考。

與西方生態文學注重生態批判不同，中國民族文學更強調人與自然間的情感連接，這種獨特的生態視角通過敘事、象征和文化傳統得到了多維度的展現。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的作品《七叉犄角的公鹿》展現了人與動物之間深刻的共生關系。馴鹿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精神信仰的載體，體現了鄂溫克族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活哲學。在同樣展現鄂溫克族生活的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中，主人公與森林、河流、動物產生強烈的情感互動。這種情感互動提供了一種新的生態審美視角，彌補了現代生態文學中常見的抽象化和工具化傾向，為生態文明的構建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表達方式。

中國民族文學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生態觀念，為生態文學理論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不僅在藝術上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還在哲學上深化了生態主義的理論邊界。一是強調自然的主體性，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為建構多元的生態倫理提供了哲學基礎；二是關注地方性知識，通過地方化敘事展現人與自然共生的智慧，為全球生態危機的解決提供多樣化的實踐經驗；三是將生態倫理與人類情感深度融合，通過這種情感化敘述，為生態文學注入人文關懷的溫度。中國民族文學的生態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是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

（作者系天津中醫藥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