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上海高校學者共同發起了“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教育”系列活動工作坊。此前，工作坊分別在同濟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舉辦了三期。

日前，工作坊第四期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召開，聚焦當代“文學青年”，討論和反思他們所親身經歷的文學教育。本文為上海大學中文系本科生陳漁在工作坊上的發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新一代“文學青年”對文學教育系統的困惑和思考。

“不培養作家”的中文系

在“文學青年”這一身份仍舊具有某種文化魅力的當下，很多青年以“寫作之人”的想象懷抱文學理想進入中文系，希冀在這里學習如何成為一個能動的表達者。然而，學院并不以培養作家為目標，課程設置主要圍繞文學史、文藝理論、文本細讀展開，學生被系統性地訓練為詮釋者而非創作者。

在系統的文學教育中，學生接觸的是被歷史篩選、被奉為圭臬的最偉大經典的作品，難免經典面前自慚形穢，感到自己的生活不夠傳奇，語言不夠優美，經驗不夠宏大。創作更多被神秘化、被默認為一種只屬于極少數天賦秉異者的活動，從一種本能的表達欲望，變成一種令人羞澀甚至恐懼的行為。文學教育不鼓勵進行有價值的個人書寫。作品不再是語言實踐的產物，而僅僅是理論分析的對象；學院內文學生產的話語權從“作者中心”向“理論中心”轉移，寫作主體的能動性被擠壓進狹窄的縫隙。

痛苦不僅源于寫論文的疲憊，更是一種對知識生產意義的懷疑

當前的中文系教學體系中，學生的寫作能力被高度等同于論文寫作的能力，而論文是否等同于創作，成為值得追問的問題。表面上看，學術論文需要組織邏輯、構建結構、發展論點，似乎也是一種寫作實踐。但在實際的學術訓練中，它所要求的并不是語言的生成力、表達的生命性，而是一種規范性的闡釋行為，它所塑造的寫作主體往往并非一個擁有表達欲望與現實關聯的作者。學生逐漸學會如何像一個批評家那樣說話，卻再也無法像一個作家那樣寫作。

目前中文系強調學術創新，選題新穎、視角獨特、理論跨界，而對于本科生來說似乎很難找到所謂的研究空白，轉而選擇如何拼接觀點，如何運用并不熟悉的理論話語建構方法，如何“挖”出沒人寫過的文本。但是這種創新并非出自真切的問題意識或強烈的寫作沖動，而是來自考試和升學的篩選標準，一種體制邏輯下的“形式創新”，是生存與競爭的必要技能。

很多同學痛苦不僅源于寫論文的疲憊，更是一種對知識生產意義的懷疑，一種想為自己的寫作勞動找一個真實而能被自己相信的價值錨點的強烈沖動，這篇文章真的在和現實、人、生命發生關聯嗎？它解決了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嗎？當文學被抽象為概念的集合，語言不再“響亮”，文本不再“可感”，文學的公共性與情感能量被大幅壓縮，學術論文不再是回應世界的產物，而是與現實、普通人、寫作主體逐步斷裂的內部文體。

如果停止創造，那才能就變成了品味，而品味本該是服務于創作的感知能力，在失去表達通道后變成了評判的武器，在某種程度上會讓人拒斥與自己經驗不同的表達方式，在語言中失去了真正的問題意識與開放性。當研究脫離了語言實踐，當論文訓練不再追問“我為何寫、我在表達什么”，我們所留下的往往只是更熟練的拆解工具，卻沒有能力建構意義、發出自己的聲音。

文學不是死在理論里，也不只是活在文本里

中文系學生之所以陷入寫作的倦怠與主體性的壓抑，或許也可以看作一種時代與社會結構的癥候。相較于之前學長學姐所描述的那種漫游式的中文系生活，自由地寫作、無所顧慮地大量閱讀，在不確定與松弛中緩慢生成個體的文學感受力與思考路徑；在我們這一代所面臨的“僧多粥少”的資源焦慮與強升學導向的驅動下，我們仿佛被困在一個“時間的懸置”中：現在被未來牽引，成為某種“為將來服務”的工具時間，于是將最大化的時間投入到一套標準化可量化的考核升學機制中，陷入疲憊、忙碌與倦怠。寫作的實踐被工具化，主體的經驗和欲望被邊緣化甚至消隱，而鈍化的感受與缺少創作實踐體驗本身就不是讓創作發芽的土壤。

在AI大模型迅速發展的當下，寫作的自動化不僅意味著效率提高，更可能意味著寫作者主體性的進一步邊緣化。當一篇理論完備的論文可以在數秒內被生成，我們開始懷疑：寫作是否真的還需要“我”？

在教學與寫作實踐中，我們常常學習各種理論解構文本、話語、傳統，但解構之后何以建構？什么是你的文學？什么是你相信的寫作？什么是你認同的知識？

我想，好的文學教育也應該承擔起引導建構的責任，建構一種對“真”的信仰——不僅是對現實的追索，更是對個體在寫作中作為“人”的自我確認。我們渴望的不是規范的寫作，而是“人”的寫作。它來自一個具體的、受限的、帶著問題意識和情感經驗的寫作者。無論是創作還是論文書寫，這原本應是意義生產的過程，是人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文本和理解世界的路徑。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于我們是否要反抗規范，而是我們是否厭倦了那些脫離經驗與身體的、僵化而機械的表達和陌生化晦澀理論的堆砌。

規范本身并非洪水猛獸，在最理想的狀態下，學術規范像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一樣，承擔起組織內容、喚醒意識、傳達情感的功能，迫使我們界定概念、厘清問題、尊重前人，在寫作中建立一種清晰而負責任的對話關系。在這樣的規范內，如果我們能夠留下思想的痕跡、表達的勇氣與問題的深度，那么規范就是助力。

所以，文學不是死在理論里，也不只是活在文本里，而是要找到進入現實的方式。那么今天的寫作是否仍能成為個體進入世界的方式？應當最具有人本主義的中文系如何在文學教育中幫助引導確立文學青年對“真”的信仰，以至于在未來某一天，我們仍能在經驗混沌與現實荒蕪中，守護好自己的靈魂，抵御世界的輕慢、冷漠甚至暴力與自身的迷失？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好的論文，而是更真實的寫作者，需要的是培養一種以寫作為居所、以思考為生存方式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