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文學新批評”今日推出王翠艷的《新大眾文藝的“兩個傳統”與文藝介入生活的新方式》。作者認為，“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具有更廣泛的包容性，它既強調文藝創作的全民參與性，更關注非腦力勞動者的創作，又容納了接受主體的全民性與大眾性特征，涵蓋了專業人士創作的微短劇、《黑神話：悟空》與《哪吒之魔童鬧海》等文藝現象。“新大眾文藝”既是肇始于左翼文藝的“人民文藝”傳統的延續，也承接著源遠流長的中國通俗文藝傳統。本文系“文學新批評”平臺首發，感謝作者授權發表。

自2024年7月《延河》雜志刊發《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提出“新大眾文藝”概念以來，“新大眾文藝”即作為“潛力無限的文藝新形態”成為文學界、藝術界、傳媒界廣泛討論的熱點話題。與幾乎同時興起的“基層寫作”“勞動者寫作”“素人寫作”等概念一樣，“新大眾文藝”強調文藝創作的全民參與性，其更關注王計兵、范雨素、“沂蒙二姐”等非腦力勞動者的寫作行為以及依托抖音、快手、B站、小紅書等新媒體平臺產生的“人人都是創作者”現象；但與“基層寫作”“勞動者寫作”“素人寫作”不同的是，“新大眾文藝”同時也容納了接受主體的全民性與大眾性特征，由專業人士創作的微短劇、《黑神話：悟空》與《哪吒之魔童鬧海》等文藝現象也被作為新大眾文藝納入討論（如《文藝報》2025年2月17日刊載的楊宸的《新大眾文藝何以可能——〈黑神話：悟空〉與〈哪吒之魔童鬧海〉的啟示》與《光明日報》2025年6月7日刊載的陶慶梅的《新大眾文藝興起與中國新型文化產業發展》兩篇論文）。事實上，這兩種“新大眾文藝”觀，承接的是兩種不同的文藝傳統，前者更近于自左翼文藝到延安文藝再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人民文藝”的延續；后者，則更接近源遠流長的中國通俗文藝傳統。兩者之所以共同被“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所包容，在于其共同彰顯的與精英文藝的對話、互補姿態以及所昭示的文藝全方位介入生活的新趨向。

新主體與大眾生存體驗的自我書寫

人人皆可成為文藝創作者，這一點是“新大眾文藝”概念的最初所指。正如《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一文明確指出的：“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新技術的興起，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這就是新大眾文藝”，“新大眾文藝”指的是人民大眾“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中”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的文藝現象。在這一意義上，以范雨素為代表的皮村“新工人文學”寫作小組，以王計兵、胡安焉為代表的外賣作家群體，以及東莞打工作家群、湖南清溪的農民寫作、深圳寶興醫院的透析詩人群體，乃止活躍于網絡平臺的“李子柒”“沂蒙二姐”以及數以千萬計的up主們的短視頻創作，都可視為“新大眾文藝”的典型代表。這種并非受過專業訓練的普通大眾的文藝創作，系“勞者歌其事”的古老文藝傳統的復蘇，也是自左翼文學提出“文藝大眾化”、開展工農寫作運動以來的新收獲。所不同的是，從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再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農兵寫作運動，都是政治動員自上而下的成果，而這一次的新大眾文藝運動，則是依托新媒介革命由基層自發的產物。

無論將上述新大眾文藝現象稱為“勞動者寫作”或是“基層寫作”“素人寫作”，都彰顯了新的寫作主體的產生以及對傳統腦體分工界限的跨越。普通大眾成為創作主體，其意義不僅在于創作主體的多元化拓展，更在于普羅大眾的生活經驗與生命體驗由此進入文藝表達的中心。范雨素“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王計兵“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的意象表達，都既具有文學性又滿載著普通大眾的直感生命體驗。這些作品不僅通過“在生活中寫作”的方式夯實了文藝的現實基礎，同時也改變了幾千年的“知識分子為大眾代言”的文學傳統、實現了普通大眾由“被書寫對象”到“書寫主體”的身份躍遷。這一點，是新大眾文藝最重要的特質與貢獻。

新媒介賦權與通俗文藝新形態的產生

除去創作主體的拓展和去精英化以外，新大眾文藝還有另一維度的重要意義——其乃依托數字技術與新媒介革命而產生的新的文藝形態。教育的普及與數字技術的發展降低了創作門檻，人機協作、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得普通大眾可以掌握過去僅專業文藝工作者方能具備的創作技能。這種新媒介賦權，不僅使“人人都是創作者”“人人都是傳播者”成為可能，同時也使長期以來以流行音樂、網絡文學、動畫漫畫、網絡游戲、商業電影、綜藝節目為代表的大眾通俗文藝類型實現迭代升級。一方面，微短劇、微紀錄片、沉浸式戲劇等新興藝術類型涌現；另一方面，網絡文學、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等網絡藝術形式的互動性顯著增強，文字、圖像、音頻、視頻等跨媒介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在當下大眾文藝消費中，像《紅樓夢》

《西游記》《鬼吹燈》《三體》等小說、影視劇、舞臺演出、游戲、動漫、有聲作品、短視頻、文旅周邊聯動的現象比比皆是。就這一意義而言，新大眾文藝不僅繼承了通俗文藝的大眾性與親和力，同時還借助數字技術實現了更廣泛的藝術傳播與更深層次的交流互動。

與此同時，新大眾文藝對于彌合嚴肅/精英文藝與大眾/通俗文藝的界限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應。在以詩文為正宗的中國古典文學中，戲曲、小說被視為“誨淫誨盜”的“小道”而難登大雅之堂；新文化運動之后承載了“啟蒙”“救亡”宗旨的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小說、武俠小說之間也形成了涇渭分明的雅俗分立狀態；上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興起之后，雅俗之間出現融合滲透的趨勢，但二者的界限依舊分明。新大眾文藝的出現部分改變了這一局面，其既吸收經典藝術的文化營養，又融入大眾文化的流行元素，使作品既具備藝術價值，又形成強大的傳播能力。遲子建、余華等精英文學作家和《人民文學》《收獲》等文學名刊與“與輝同行”的聯動，爆款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現象級游戲《黑神話：悟空》以及被稱為文旅融合的典范的“只有紅樓夢·戲劇幻城”的出現，都具有這樣的特點。此外，B站、抖音、小紅書上大量對《紅樓夢》《西游記》等電視劇的戲仿與拼貼之作，也使得經典電視劇經由粉絲狂歡式的“二創”取得超強的傳播效果，成為雅俗互滲的另一表現形式。

“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審美的日常生活化”

新大眾文藝是一種以大眾為中心、以新媒介技術為依托、形式多樣、互動性強的新型文藝形態，它不僅提示了新的文藝創作方向，也締造了新的文藝生態并重新定義了文藝在大眾生活中的位置。通過“人人皆可成為藝術家”的主體拓展，新大眾文藝推動了文化的民主化進程、實現了文藝創作的平權化；而人民大眾“在生活中創作”的具體實踐，也激活了文藝與現實對話的強大潛力。快遞員、保潔員、網約車司機等基層勞動者發表的文字作品，與百度、抖音、快手、小紅書上的各類短視頻，一起構建起令人矚目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景觀。與此同時，數字技術與新媒介賦權提升了大眾欣賞文藝的便捷性與自由度，人們借助手機可以零障礙、無壁壘地接觸到海量的審美文化資源。文藝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與頻率廣泛介入并深度滲透進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審美的日常生活化”現象，也建構起影響深遠的“參與式文化”景觀。

無論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抑或是“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新大眾文藝都打破了精英知識分子對文藝話語的壟斷，對于實現文藝創作與大眾生活經驗、情感結構及價值觀念的同頻共振具有不言而喻的意義。依據馬克思的人的全面發展理論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審美活動與藝術消費皆內在于人的自我需要，就這一點而言，新大眾文藝在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繼而實現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方面無疑有著積極的價值。需要充分注意的是，新大眾文藝對專業壁壘的打破，在某種程度上也伴隨著降低文藝審美品質、消解其思想深度的風險，如何在新大眾文藝的“大眾性”與“文藝性”之間尋求平衡、充分發揮文藝在豐富與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的作用，是未來各界均應積極探索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