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城市各處留下了當年的抗戰歷史遺跡。尋訪上海抗戰遺跡，回望80多年前中國人民浴血奮戰的那些時刻。

若是以上海的公園作為線索，也會浮現出一段屈辱與抗爭交織、傷害與堅韌并存的抗戰史。

公園是上海抗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戰時期，上海的公園充當著避難所和民眾集會的舉行地，也有一些被日軍征用為集中營或駐地，還有不少公園在戰火中被毀，只能從文獻和記憶里找到它們的歷史。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盧永毅主要從事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在她看來，承載戰爭記憶的場所多種多樣，僅以“抗戰建筑”難以涵蓋，若用“抗日戰爭紀念地”這樣的名稱，既可以包括四行倉庫這樣的紀念建筑，也可以指各種類型的避難所，甚至是更多已經消失的重要建筑與構筑物遺址地。

“在城市中挖掘更多有特殊記憶的抗戰紀念地，形成追溯歷史的行走路線，是很好的構想。這非常不易，因為城市建設帶來劇變，許多建筑已經消失，太多痕跡已被淹沒”，盧永毅說，“不過我們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例如，抗戰時期上海的大量公園都曾用作臨時避難所，她建議，“是否可以以立牌或鋪地設計等形式喚回記憶？”

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公園為例，盧永毅指出，它既是戰爭紀念地，也是非常出色的戰爭紀念館。寶山曾是兩次淞滬抗戰的主戰場。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中，位于友誼路1號的寶山孔廟的大部分建筑被日軍炸毀，只剩下大成殿幸免于難。1956年，在孔廟舊址上擴建起了一座長江邊的公園。2000年時，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在公園內落成開放。2014年，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201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公園進行改建，納入更多淞滬抗戰的內容，并從“臨江公園”更名為“上海淞滬抗戰紀念公園”。

2015年，改建后重新開放的上海淞滬抗戰紀念公園采用館園合一的模式，將紀念館與公園環境有機結合。走進公園，能看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碑，還有“匯聚”“歷史漣漪”“結-1937”“歷史之門”“警示鐘”等一系列室外紀念藝術裝置。紀念館內則展出了抗戰時期的電文、手令、戰役總結等文書，以及官兵家書、嘉獎令、電影膠片，以及軍械、軍服等物件，還原了當年的抗戰場景。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碑

盧永毅認為，抗戰初期的老城廂、閘北地區和江灣地區，都因日軍轟炸遭受嚴重破壞，對于那些戰時重要事件的發生地，“即使沒有任何遺跡留存，也可以結合公共區域、社區空間甚至商業環境，設計安排紀念地標志。”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

記憶里的公園

“文廟公園——在小西門文廟路，系將文廟舊址改筑而成，故名。園占地不廣，而池沼花木，點綴得當，可供游覽，園中有演講廳，每日演講通俗故事。此外有圖書館、一二八戰跡陳列館，及衛生標本陳列所等，昔之祭堂仍保持原狀，陳列各種禮樂祭器。園之對面為市動物園。”民國時期出版的《上海市大觀》里記載了文廟公園的建立和布局。這段史料出現在《上海公園：1868—1949的城市景觀與日常生活》一書中，作者王繼峰介紹了近代上海公園的各個側面，其中也包括抗戰時期的公園所承擔的用途。

文廟公園舊影

抗戰前，公園是上海市民重要的娛樂和社交場所，曾有露天音樂會、夏季夜晚避暑的“夜花園”、賽龍舟等各種活動和游樂項目。戰爭爆發后，公園里充滿活力的日常生活都被連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與戰爭的正面交鋒。抗戰勝利后，熱鬧鮮活的公園圖景或許隨著公園被毀而消失，但至少還留在當時人們的記憶里。如同《上海公園》里所記錄的南市居民對文廟公園的回憶：“城南毀了，流寓上海長久了的人，對于文廟公園，一定會有著深刻的懷念的，我相信。尤其在城南居留過的人更不會忘記文廟公園那清新的風景所給予的好感。”

1931年，文廟公園內籌建市立民眾教育館，這一建設因1932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而一度停頓。1932年6月1日，上海市立民眾教育館及市立圖書館在文廟公園正式成立開放。圖書館為市民讀書看報、學習知識提供了理想場所，平均每日到館閱讀人數大約有六七百人，誕生于抗戰烽火下的民眾教育館則舉行過不少民眾聚集的抗戰活動與教育普及活動，文廟公園深受當時的市民喜愛。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南市遭日軍飛機轟炸，文廟公園和圖書館被炸毀，民眾教育館停止活動，只有廟宇幸免于難。

同樣在南市，由沈家花園擴建而成的半淞園原是游人如織的公用私園，1918年10月1日《申報》曾報道其“花木溪山應有盡有”，開放時“必有車水馬龍之盛也”。半淞園東南瀕黃浦江，西至西藏南路、苗江路，北達中山南路。抗戰爆發后，半淞園被炸為廢墟，抗戰勝利后一度成為棚戶區，后來改為工廠和民房，如今只留下一條半淞園路來追憶。

半淞園舊影（圖片來自《江南園林志》）

從戰爭紀念地到抗戰紀念館

在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朱宇暉看來，抗戰建筑大致上可以從功能和事件的角度進行劃分。“有些建筑的功能專門為戰爭服務，或者說在那個時候承擔過跟戰爭行為緊密相關的功能。比如松江的醉白池，池上草堂被改成了日式建筑，供日本駐軍享樂。”

1937年11月9日，松江淪陷，醉白池被日軍占用。除雪海堂、寶成樓外，所有堂軒亭榭都改成日式。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醉白池重新修復，將日式裝修拆除，恢復原貌。

“另一類建筑是和抗戰的重要事件緊密相連”，朱宇暉說，“比如轟動一時的虹口公園爆炸案。”1932年4月29日，日軍在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慶祝日本天長節，當時的日軍侵華總司令白川義則、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等7人都在閱兵臺上。韓國抗日義士尹奉吉假扮日本人混進會場，突然朝臺上投擲一枚炸彈，白川義則和上海日本居留民團行政委員河端貞次直接被炸死，另外五人被炸傷，爆炸發生后，尹奉吉被日軍逮捕，最終在日本金澤就義。

虹口公園最初是以體育活動為主的綜合性公園，1937年八一三事變后被日軍占領。后來由于魯迅墓的遷入和魯迅紀念館的設立，改名為魯迅公園。1994年，為了紀念抗戰義士尹奉吉，公園里設立尹奉吉義舉紀念地，建有梅亭、梅樹和碑石，因尹奉吉號“梅軒”，其紀念館取名“梅園”，占地8500平方米。

公園里的“和平之道”

在今天的虹口區霍山公園里，有一條“和平之道”。2015年，為紀念猶太難民避戰的歷史，霍山公園完成改建，這條“和平之道”在公園里誕生，兼具游覽、紀念、文娛活動三種功能。此外，霍山公園里還安放了一座“二戰期間猶太難民居住區”紀念碑，用中、英、希伯來語三種語言紀念中猶人民互相支持、共同迎來抗戰勝利的歷史。

霍山公園里的“和平之道”

霍山公園位于今霍山路118號，已有百余年歷史。二十世紀初，許多西方僑民與虹口居民共同在這一帶生活，其中14戶僑民聯合籌集資金，租賃了匯山路（今霍山路）和惠民路之間的一個小角落，將其打造成了孩子們的游樂園，之后在工部局的批準下改作公園，起名“斯塔德利公園”。20世紀20年代初，因公園對面辟建舟山路，而改名舟山公園，1944年6月更名為霍山公園。

霍山公園銘牌

1943年，日本占領當局發布有關“歐洲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的公告，以猶太難民“無國籍”為由設立隔離區，該區域西起公平路，東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猶太人無法走到隔離區以外的地方，而處于隔離區內的霍山公園（當時仍為舟山公園）對他們來說彌足珍貴，霍山公園也成為了猶太難民重要的避難所和集會場所。霍山公園見證了和平的來之不易，如今又成為了當地居民的休憩場所，承載了幾代人的回憶。

在虹口，另外還有一些經歷過戰火的公園，如今都已經以各種形式獲得了重生。虹口區的匯山公園和霍山公園一樣，曾是戰時猶太難民的避難和休息場所，1950年，公園改為互動工人俱樂部。昆山公園曾經歷過多次破壞，在1940年時被日軍占為臨時集中營。上海解放后，重新平整土地，修復道路，向市民開放，之后又經歷過多次改造設計與重建。在昆山公園的中央，一棵150多歲的皂莢樹始終立于原地，見證了這里的滄桑巨變。

昆山公園老照片

昆山公園的皂莢古樹 圖源：微信公眾號“上海虹口”

“建筑的重建具有象征意義。建筑可以被用來修補建筑環境，使被粗暴撕裂的傷口固定下來，或者將原來的生活線條重新編織在一起，恢復以前的生活。這樣做為保存共同記憶樹立了新對照物。”在《記憶的毀滅：戰爭中的建筑》一書里，作者羅伯特·貝文論述道，通過重建，日常建筑被賦予了紀念性，“重建就使它們成為紀念建筑，為了讓人們銘記導致它們被毀的事件。”這一點，也能在上海很多公園的重建里體現。而在抗戰勝利80年后的今天，重新提起這些昔日的公園，也是對那個時代的一種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