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杰（1904—1977）是著名的文學史家，他的代表著作《中國文學發展史》，一共出版過四個版本。在他逝世47 年后，當我們共同紀念他誕辰120 周年，回看這部著作的四個版本，可以相對客觀冷靜地給予重新評價。

劉大杰先生早年從事文學創作、文學翻譯和歐美文藝思潮研究，他涉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初興趣是對《紅樓夢》、晚明小品和魏晉思想的涉獵。他從1938 年著手《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寫作，上卷寫成于1939 年，1941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下卷完成于1943 年，1949 年1 月方得出版。全書出版，恰趕上時代變化，也為20 世紀前半期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畫上合適的句點。在他動手以前，各種中國文學史已經出版86 部（據陳玉堂統計），劉著后出轉精，關鍵不僅因他前此已經有豐富的文學實績和對世界文學的充分了解，更在于他對歐洲文學思潮，特別是法國進化論和社會學派文藝理論的深入掌握。他特別贊賞朗宋《文學史方法論》所講，一個民族的文學，“便是敘述種種在政治的、社會的事實或制度之中，所延長所寄托的情感與思想的活動”（《中國文學發展史》初版自序），因而特別重視文學的社會屬性和淑世功能，重視社會政治制度和地理環境變遷對文學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也認識到文學作為人類心靈活動的記錄，也因作家個性不同而呈現出紛繁復雜的面貌。他也承認深受丹納《藝術哲學》及達爾文進化論影響，認為藝術發展取決于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因素，其間有規律可循。他受佛里契《藝術社會學》影響，關心巫術藝術及神話人類學的探討，受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影響，特別重視浪漫主義文學的積極作用。他那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在討論藝術起源時，曾引用布哈林的《歷史的唯物論》和普列漢諾夫的《原始民族的藝術》。對國內前輩，他最推重的是王國維、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胡適、胡小石等人，其中對民間文學的重視、對新樂府和佛經與文學關系的論述、對明清小說的評價，深受胡適《白話文學史》和小說論著影響，以唯美詩來概括六朝詩和晚唐詩，則看到梁啟超的影響，論述殷周社會狀況，評價唐宋詞及宋元劇曲，多承王國維之說。他將李白、杜甫分別歸入盛唐的浪漫詩和中唐的社會詩，則受他在武昌師大老師胡小石的啟發。

雖然有以上中外論說與一流學者的前期工作，他深感這一工作“艱難而危險”，艱難是指年代久遠，材料復雜，難以做好取舍，危險則在如何避免主觀武斷，發生“不應有的偏袒或譴責”（同前自序）。涉及前者，他的視野不局限于歷代文學作品，舉凡歷代政治舉措、社會變遷、宗教信仰、藝術氛圍等皆加以關注，不僅廣征四部典籍，且對清末以來有關歷史、哲學、宗教、藝術、考古的成果，皆有所參考。涉及后者，他秉承朗宋所云文學史家“切勿以自我為中心。切勿給予自我的情感以絕對的價值，切勿使我的情感超過我的信仰”的訓條（同前自序），始終保持客觀性與歷史性，始終以審慎冷靜的態度去分析文學現象，給以公允周延而又不失個人獨見的評述。

雖然堅守以上原則，劉先生絲毫不掩飾他對抒發個人懷抱的浪漫詩歌的情有獨鐘。他認為魏晉文學“完全離開現實的社會人生，充分地表現一種超然的神秘的浪漫情緒”，他認為盛唐詩人“眼里沒有皇帝王公，沒有禮法名教，唯一的中心，便是個人的放縱與自由”，他認為李白是“當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學的總代表”，“狂字在這里絕無半點罪惡的意味，是一種勇于破壞、追求自由的浪漫精神的最高表現”，他認為晚明文學“與‘五四’時代的文學精神完全相同”，“精神上是浪漫的，態度上是革命的，一反傳統的拜古思想，而建立重個性、重自由、重內容、重情感的新理論”。在評價具體作家時，他多用生動活潑的文學語言，傳達作家的獨特個性和人生遭際，如述屈原、李白、杜甫、柳永、張岱諸段，都很精彩。

《中國文學發展史》初版上冊完成時，劉先生自省“人類究竟是容易流于主觀與情感的動物”，他雖牢記朗宋的三個切勿，但最終仍認為自己是個失敗者，希望讀者“給我將來一個修補的機會”。50 年代初環境改變，劉先生在思想和學術上都希望努力跟上時代的變化。他在30 年代已經接觸的蘇俄唯物史觀和文藝思潮，這時以新的面貌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他開始認真反思自己先前的學術思想，也看到許多先前忽略的新史料，這就有了1957年12 月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先生在1957 年版《新序》中說：“我早就計劃，想把這部書重寫一遍，增加內容，分為四卷，起于上古，止于一九四九年。”也就是說篇幅擬增加一倍，下限則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因忙而難以實現，“這次印出來的，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動，體制內容，仍如舊書”。現在對比二本，可以看到改動涉及以下幾點：一是刪去一些內容，如初版大量引用的胡適的論述，以及偶爾引及的布哈林論斷；二是補充了一些新見史料與四五十年代學者的較新見解，如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譚其驤對《招魂》所涉地理的研究、趙景深的元明戲曲研究等；三是修改了初版的一些提法，如將“唯美文學的興起”改為“形式主義文學的興盛”，將屈原改為具有“愛國愛民的深厚感情”的偉大詩人。對于初版中大量憑藝術直覺所作的帶有強烈個人色彩和才情的批評描述，這一版也有較多刪落；四是增寫了《司馬遷與史傳文學》，元散曲增加了馬致遠、睢景臣、劉致的專節，雜劇增加了關漢卿、王實甫的專節，明清小說提高了對《水滸傳》的評價，將清代“平話小說”改為“俠義小說”。

1957 年版可以認為是劉大杰先生出于適應新時代變化而改寫舊作，希望跟上時代節奏，但他的苦心并沒有得到承認，反而遭致大規模的批判。其中復旦師生的批判點，可歸納為此書體現“資產階級庸俗進化論的思想”，不理解“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是文學發展史的基本規律”，表現“人性論”以及“評價標準的錯誤”，歸結到最后是“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皆見《〈中國文學發展史〉批判》，中華書局1958 年版）。劉先生在當時，也曾做通盤的深刻檢查，在文藝氣氛稍微寬松時，也曾再三撰文表達自己的見解。1959 年他撰《文學的主流及其它》，對“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的歷史”之說，表示不能茍同，堅持認為“現實意義不等于現實主義，現實文學不等于現實主義文學”，斥責前述公式“是一種新的形式主義，實際也是一種庸俗社會學的變形”。他在《關于〈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批評》（《文學評論》1959 年4 期）一文中，以《詩經》《楚辭》為例，認為“談論它們的特色，除思想內容外，還要注意民族形式，只是單單地提出民間創作、文人創作，單單提出現實主義、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看起來似乎很新，其實并不能解決問題”。

1962 年，《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次修訂本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與上一次修訂本做比較，這一次的修訂幅度較大。初版中大量引用的西方學者論述，差不多被刪削掉了。在論述文學發展過程和評價作家作品時，保存了原書的大體框架和主體思路。其中明清兩代文學的敘述，有大量新的補充。與當時通行的幾種集體編寫的文學史著作相比較，劉著的個人色彩仍很顯著，在體系完整、論述深刻及文筆華麗諸方面，也顯然有優勝之處。

劉著第四版，其實包含先后出版的兩冊書。一是1973 年2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書首有劉先生1972 年7 月的《前言》，稱1962 年版后“又作了一些修改”，以此本與1962年版目錄比較，第二章總題《周詩發展的趨勢及其藝術特征》，“藝術”改“文學”；第三章《社會的變革與散文的勃興》，后二節介紹歷史散文與哲學散文，標題皆增“的發展”三字，將原論述各部分列為細目，刪去了《周誥》。改寫了此章的結語，刪去原引章學誠的論述，加入“這一切都顯示出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立場和觀點”，將“后代的歷史家”改為“封建時代的歷史家”。第四章，《楚辭的特征》改為《楚辭的民族性特征》。第五章談漢賦，刪去《漢代以后的賦》一節。第八章增加《魏晉的賦》一節。第九章《從曹植到陶淵明》改為《魏晉詩人》，具體則三曹并述，對曹植頗多貶詞。最后兩章談南北朝的文學思潮與詩人，刪掉了隋代詩人。從大端來說，有適度的改動，沒有很大的變化。我記錄購此書于1973 年9 月，當時罕有可讀之書，像此冊對上古到唐前文學做完整系統的介紹，更屬難得。當時曾仔細閱讀，雖不盡能理解，但大約獲得一模糊的認識。對當時已經在農場度過第五年的我來說，堪是一段珍貴的回憶。

第二冊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版權頁所寫為1976 年8 月第一版，我則購于1977 年4 月，當時已到復旦大學讀書。此版從出版到上市恰好經歷了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書的前后也沒有作者的說明文字。就本冊言，以37 萬字的篇幅專言唐一代文學，1962 年版此部分僅218 頁，現在增加到512 頁，是完全徹底的改寫。1978 年，批判劉先生時，主要針對此本。劉先生已于前一年去世。這一年我報考唐宋文學研究生，此本仍作為重要的參考書。今日客觀分析，此冊是迫于時事，受委托而新著。其附會時政，隨處皆有痕跡，即改變先前對士人及其儒學立場的客觀評價，處處體現尊法貶儒的筆觸。同時也可看到，他對唐代文學所有大小作家，以及正統與通俗文學的全方位觀照與評價。就我認識，當時還沒有一部唐代文學專著，有如此完整的論述。1962 年版，涉及唐代文學者僅五章，即《唐代文學的新發展》《初唐的詩歌》《盛唐詩人與李白》《杜甫與中晚唐詩人》《詞的興起》，此版則增加到十三章，新增或改寫較大的部分有：《陳子昂與劉知己》對陳大力表彰，增寫陳的追隨者，劉知己部分顯然從批評史導入。《邊塞詩人與田園詩人》對盛唐詩人有全面分析。《柳宗元與古文運動》將原書首章涉及古文運動部分，大幅度擴寫，推崇柳宗元與劉禹錫的成就，韓愈僅淪為附庸地位。《白居易與新樂府運動》《唐代的短篇小說》《李賀、李商隱及晚唐詩人》《唐代的說唱文學》《唐代末年的文學》五章，幾乎完全新寫，許多內容都是當時一般文學史不涉及，或涉及而論述不夠的。我隱隱約約有種感覺，劉先生早年在初版出版時的倉促、主觀、用情，他一直有為最后完成四卷本古今會通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做足全面準備。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年歲漸增、身體多病時，他適應時風，有迎合的論述，也借此將多年積累的認識做一完整的表達。偏頗是難免的，牽強也不斷出現，但也部分表達了他的新見。如果天假以年，歲月靜好，以劉先生的銳悟，是可以有另外的認識與總成。我們每個人都從那個時代過來，不必苛求也不必掩飾。

最后，我想引用《文匯讀書周報》1998 年7 月11 日刊躲齋《關于舊書重引》中對《中國文學發展史》初版的評論來作結：“因為它最真誠，它是在作者處于最佳心態時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