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中國現代漫畫藝術的開創者豐子愷“寧當流浪漢，不做亡國奴”，攜家眷10余人由浙江崇德（今桐鄉）石門灣辭別緣緣堂，踏上逃難之路，走過10余省，行程近兩萬里，歷經艱辛，飽嘗戰亂之苦。這位擅長以詩意的筆墨表現人間情味的藝術家，在顛沛流離的日子里，一改往日溫情的筆調，以筆為槍，積極投身到抗戰宣傳工作之中。

在漢口，豐子愷加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為會刊《抗戰文藝》設計封面題寫刊名，并發表抗戰題材漫畫作品多幅；在桂林，他與弟子合編《抗戰歌曲》兩冊，為抗戰鼓與呼；在遵義，他親自走上街頭，指導青年繪制巨幅抗戰宣傳畫，編繪抗戰題材漫畫集《戰時相》；在重慶，他積極參加“抗敵畫展”，舉辦個人畫展……

豐子愷堅信抗戰必勝，其漫畫作品灌注必勝的信念，充滿鼓舞人心的力量。他曾說：“古語云：‘眾志成城’，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他的漫畫作品尺幅小，題材微，卻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比如《生機》和《戰場之春》，主角均為一株小草，纖細柔弱，一棵從灰暗的斷壁中探出頭來，一棵在冰冷的鐵絲網邊昂首向天，寥寥數筆，生機立現。《戰場之春》中題詩曰：“誰言爭戰地，春色渺難尋。小草生沙袋，慈祥天地心。”殘酷的戰場上，小草頑強生長，印證著天地的慈祥之心，好生之德。

1938年春，豐子愷在武昌鄉間看到一棵大樹，被人斬伐過半，只余一干，而新生的枝條在春風中昂揚向上，生機勃發。他深情撰文《中國就像棵大樹》：“中國就好比這一棵樹，雖被斬伐了許多枝條，但是新生出來的比原有的更多，將來成為比原來更大的大樹。中國將來也能成為比原來更強的強國。”他最小的兒子豐新枚出生于逃難途中，取名靈感即來源于此。他以大樹為題材創作多幅漫畫作品，其中一件題詩曰：“大樹被斬伐，生機并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畫中大樹的老干雖然殘損，但是粗壯昂揚，怒放的新枝蓬勃向上。畫家用筆簡潔爽利，充滿力量。他還將抗戰題材漫畫集命名為《大樹畫冊》，寓意抗戰必勝。豐子愷說：“人間的事，只要生機不滅，即使重遭天災人禍，暫被阻抑，終有抬頭的日子。個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國家、民族的事也如此。”春天的小草、重生的大樹，均是不滅的生機和永恒的希望。

堅定的必勝信念與積極的樂觀思想，使得豐子愷抗戰題材漫畫作品具有令人莞爾的諧趣。《警報作媒人》畫的是一對青年男女在山洞中躲避空襲，因此而成就一世良緣。茵茵綠草地，一對佳偶不像在躲避警報，而像是春游踏青。畫面所營造的恬靜安寧，是對敵人的藐視，對戰爭的控訴，對和平的向往。

豐子愷堅信藝術可以救國，源于他對藝術本質的深刻認識。他認為：“藝術不是技巧的事業，而是心靈的事業；不是世間的事業的一部分，而是超然于世間之表的一種最高等的人類活動。”因此，他撰寫《藝術必能建國》一文：“大家有藝術，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抗戰期間，他以漫畫作匕首投槍，刺向敵人，振拔民心。他以悲憤之筆，畫下《轟炸》系列作品：喂奶的母親頭顱被炸飛，懷中的嬰兒依舊在吃奶；躲避空襲的母親在飛奔，背上的孩子已無頭……畫家以直白的畫法直面慘烈之狀，摒棄自己一貫的雋永之風。在日寇的惡行面前，豐子愷必須改變風格，他說：“我們中華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難，就好比一個健全的身體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劇藥、針灸和刀圭，文藝當然也如此。我們要以筆代舌，而吶喊‘抗戰救國！’我們要以筆當刀，在文藝陣地上沖鋒殺敵。”和平時期，豐子愷以詩意的筆調表達對眾生的大愛、對人間的深情；戰爭時期，豐子愷以犀利的筆法表達對敵人的仇恨、對和平的呼喚。以筆為槍，并不違背他一貫的護生之旨。他說：“我們為什么殺敵？因為敵不講公道，侵略我國；違背人道，荼毒生靈，所以要‘殺’。故我們是為公理而抗戰，為正義而抗戰，為人道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我們是‘以殺止殺’，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為護生而抗戰。”

對于抗戰藝術，他亦有獨到見解：仁愛的內容與淺顯的形式相結合，可以發揮最佳效果。《天使》中，小天使雙手攔截空中的炸彈，護佑著地上的祖孫三人，畫中題詩：“愿作安琪兒，空中收炸彈。”大膽的想象，超現實的手法，令人感動！《萬世樂太平》中，廢棄的炮彈殼成為花瓶，戰爭武器變成了花的容器，花瓶諧音平安，荷花象征祥和，“萬世樂太平”寄寓著畫家美好的祝福。

抗戰期間，豐子愷以他極富感染力的漫畫作品揭露日寇的暴行，控訴戰爭的罪惡，鼓舞軍民的士氣，表達必勝的信念。愛與和平，是他藝術的主題，也是他畢生的追求。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到來之際，重溫豐子愷的抗戰題材漫畫作品，感受先生的愛國熱忱與文人風骨，對于愛國主義教育和當代藝術創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