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文如磐石——林賢治序跋集《青蘿集》讀后

《青蘿集》是林賢治新出版的序跋集，文章長短不一，可深談的地方不少。這使我想起林先生的樣子，三十余年間，我們的聯系斷斷續續，然而印象深刻。他是很有個性的人，見面的時候，彼此有時候會發生一點爭論，他對于我的一些寫作，雖多有鼓勵，但偶持批評態度。比如我對于“苦雨齋”的研究，他就不以為然，并提醒我警惕學院派的趣味主義。林先生不喜歡四平八穩，寫作之于他，是一種思想的燃燒，而非自得其樂。他有一個觀點，文人者也，過于象牙塔化，可能脫離現實，這樣就遠離了本真。所以他雖在文化界，卻并不在熱鬧的地方。

序跋集一般都能夠看出寫作者的軌跡，也是了解一個作者最好的參考文字。我過去讀一些人的前言后記，覺得一本書的題旨大抵能夠了解一二。好的序跋也可以作書話來讀，是有文章之道的。黃裳、鐘叔河的許多文字，都可以看出舊式文章的痕跡。但讀林賢治的文字，完全沒有書齋里的談吐，有時如石擊地，砰然有聲。那些短短的文字，也同詩一般散著熱氣，閃爍的意象飄動起來，有回旋的意味在。

我最初讀到的他的幾本書，都與魯迅研究有關。林賢治的寫作一直在魯迅的背景里，可以說辭章間不乏先鋒意味。魯迅影響他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批判意識，即對于流俗里病態遺存的鄙夷，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的文本殊多。二是世界主義的眼光，所編輯出版的外國文學作品數量可觀，像東歐文學的讀物，就曾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力。三是對于現代經典的研究與出版，與一般的出版人不同，他的編輯理念，延續著五四那代知識人某些思路，關注創造性的思想的流布與人文精神的普及。四是行文中傳染了《墳》《且介亭雜文》的陽剛之氣，峻急與剛勇相間，也就是說，是深味文章之道的人，舊式文人的溫吞之感是沒有的。

看得出，林賢治寫書與編書，其道一以貫之，那就是完成五四那代人的未竟之業。所寫的《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五四之魂》《娜拉：走出或歸來》等，都非學院派的講稿，而是有著野性之力，不被概念所囿，于反慣性的思維里打量遠去的遺存。他很贊同以賽亞·柏林的觀點，叔本華與尼采高于康德和黑格爾，因為前兩人“反體系而返身于自由書寫”。他對于中國知識界過于教條化的學術研究頗為不滿，主要是看到詩與思的脫節，藝術與學術的隔膜。在他看來，如果不能在其間找到一條通道，還不如“返回創作，返回詩，擺脫灰色的理論，拋棄長期以來用邏輯語言建構的形式”。這也就與魯迅思想重逢了，因為這位先驅者的寫作與翻譯，都是在激活思想，而非自囚己身。

在林賢治的寫作里，知識分子的話題從來沒有消失過。他自嘲說，“不是知識分子而談知識分子”，與自己是“不相宜的”。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一文中強調的是超越于利害的重要，而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可貴，大概就在這里。五四運動，其實是中國覺醒的知識人的一次偉大的啟蒙運動。他在《五四百年回顧叢書總序》里說，五四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創世紀”，一個從未有過的時代就此開啟。他禮贊五四的原因有多個，一是人的發現，二是世界的發現，三是批判性，四是創造性，五是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他將那個時代的知識人比作夸父式和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都不無道理。理解了這些觀點，也就看到了他的寫作與編輯的使命是什么。而這五點也在他的文字中成了底色。

一個人的寫作，總要經歷多次的變化，或漸染雜色，或更為老成。林賢治則屬于變中保持不變的人，外在的因素很難干擾自己的信念。也由此，他成了五四的護法者。《曠代的憂傷》《時代與文學的肖像》《一個人的愛與死》等書，都仿佛從《新青年》那里流出的聲音。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他雖然力主知識分子的精神，但不忘平民的根性。這使他一直與紳士、士大夫意識保持著距離。但這并不妨礙其精神的高貴之氣的表達。在多年的寫作中，他的資源主要不在古代文脈中，而是從五四和域外文學中獲取靈思。他對于域外文學的興趣很廣，從莎士比亞到卡夫卡，從拜倫到波德萊爾，都能道其所長。而他自己就編輯了《哲學船事件》《流亡者之旅譯叢》《曼陀羅譯叢》等。域外文學中對于現實的穿透力的表達，和陌生化的詞語的閃動，刺激了他對于生命叩問的嘗試。

也因為這種開闊的眼光，和近于挑剔的詞語表達，他的書寫未嘗沒有唯美的痕跡。在他眼里，好的文章便是清透的思想的表達，惟有美的句子才配得上美的思想。閱讀他的文字便會感到，很注重氣韻的表達，句子起伏，情思流轉，有時傾盆而下，有時則冷視片刻，那種不卑不亢的語調，有著一往無前的決然。域外的思想邏輯隱含在詞語的背后，而翻譯體的生硬感卻被克服了許多。這種書寫顯示了他的獨創性，一些作品翻閱片刻，即可知此為林氏文體也。

林賢治對于有著突圍意識的寫作者充滿敬意。他與邵燕祥、王得后的友誼，便屬此例。他們見面的時候，不都是和和氣氣，有時候也有觀念沖突，不過都能理解對方，彼此互鑒。2018年，他編輯了隨筆六種，收有王得后《刀客有道》，趙園《讀人》，錢滿素《覺醒之后》，筱敏《灰燼與記憶》等。這些作品在林賢治看來，作者們大抵有相近的價值取向，主張誠的寫作，和思想的追問。他們有的是雜文家，有的是學者，但文字都氣韻生動，“沒有絲毫陳腐的學究氣”。像筱敏的書，“所涉神話、傳說、歷史、人物和事件，包括閱讀種種，充滿隱喻，在人性道德的最高意義上，閃爍著詩意的光輝”。在他看來，隨筆是思想的漫步，也是從俗諦中解放出來的神游。那些不規訓的走筆，釋放了精神能量，未被僵硬的思想所縛，這也正是中國最稀缺的一種表達。可以發現，林賢治編輯這套叢書，也是同行者的一次合唱。在中國知識界，這種來自內心深處的聲音是極為可貴的，因為其間也可以看到當代另一種知識人的集體人格。

有幾位朋友對于林氏的筆法持保留態度，主要是多見冒犯讀者的地方，出語過重。我私下與朋友說，林賢治的偏執，也是他的書寫策略。在遠離流行語的地方凝視生活，給與世間的，往往是冷然之思。雖然峣峣者易折，但他卻從風雨中一路走了過來，變成行路人的堅硬之盾。我們常人的選擇與他有時大抵相左，親近的是有些彈性的表達，覺得不必打開了一扇窗戶又關上一扇窗戶。但在經歷了各種生活后，想起他的人與文，我有時也暗思，林賢治也許是對的。知識人不是水中的浮草，隨波逐流，便會背叛曾鐘情的信念。想起世上還有這種以魯迅是非為是非的人，便覺得在我們的周圍，文字的磐石并未消失。石在，火種怎么能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