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21日，《紅色中華》報公開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在江西瑞金發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民主政權第一份抗日檄文，標志著我們黨及其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公開對日宣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率先扛起抗日大旗的歷史擔當。

民族危亡時刻的正義宣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蓄意炸毀南滿鐵路并嫁禍中國軍隊，隨即進攻中國駐軍，之后數月東北三省相繼淪陷，3000多萬同胞淪為亡國奴。九一八事變爆發次日，中共滿洲省委就發表了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號召全國工農兵勞苦群眾武裝起來，將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退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之后，中共中央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連續發表宣言、決議、文告等，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嚴重危害，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表明中國共產黨堅決抵抗日本侵略的鮮明立場。

1932年1月28日，日軍悍然進犯上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彼時，毛澤東卸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請病假在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毛澤東雖然正在養病，但始終關注中日戰爭發展態勢。當他從報紙得知日軍在上海的暴行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抱病起草了《宣言》，憤怒控訴日軍“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的滔天罪行，代表新生的蘇維埃紅色政權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宣言》比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早了9年多，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決反抗外來侵略、堅定捍衛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強烈決心。1932年4月21日，這份宣言在《紅色中華》報公開發表，經進步報刊轉載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成為抗日救亡的最強音。

揭露賣國行徑的正義聲討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國民黨政府采取不交涉、不抵抗政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英法等列強操縱的國際聯盟（簡稱國聯）。1931年9月19日，南京政府代表施肇基在國聯會議上，聲淚俱下控訴日本侵略行徑，乞求國聯“裁決”。9月23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國民書》，稱：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沖突。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申訴，西方列強也僅限于口頭譴責日本，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國聯主導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甚至還荒謬地提出將中國東北地區國際化，由各大國共同管理東北的主張。

相較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退讓，蔣介石先后糾集重兵，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軍事“圍剿”和嚴酷經濟封鎖，妄圖扼殺新生的紅色政權。《宣言》鄭重申明：“要不是國民黨軍閥集其全力來進攻蘇區與紅軍，蘇區工農勞苦群眾與紅軍早已與抗日的英勇士兵和義勇軍站在一起直接對日作戰了。”并向全國工農兵及一切被壓迫民眾提出：“要真正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直接與日帝國主義作戰，必須首先推翻幫助帝國主義壓迫民族革命運動、阻礙民族革命戰爭發展的國民黨反動統治。”

毛澤東還親自起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于動員對日宣戰的訓令》，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在蘇維埃的紅旗之下，一致起來積極參加和進行革命戰爭”。1933年1月17日，毛澤東、朱德等人發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共同抗日。1934年7月15日，在反擊國民黨軍“圍剿”的緊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名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宣布“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不辭一切困難，以最大的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蘇區人民踴躍參軍抗日，瑞金僅用20天的時間就完成了兩輪共計7000名的擴紅任務。

《宣言》深刻揭露了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賣國本質，讓廣大民眾認識到只有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真正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抵御外來侵略，捍衛民族尊嚴，維護民族利益。

喚醒全民抗日的正義火種

《宣言》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各地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各界群眾紛紛要求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會，宣告成立東北熱河后援協進會，抗日救國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呼聲。同年3月，國民御侮自救會在上海成立，會長宋慶齡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國的蘇維埃政府不但已對日本帝國主義宣戰，并且提議與任何軍隊合作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呼吁“中國的一切男子、一切婦女與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農民、學生與義勇軍一齊聯合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為進一步加強對抗日斗爭的領導，中共中央先后選派羅登賢、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優秀干部奔赴東北，組織領導東北民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1933年夏，中央蘇區革命互濟總會開展了“募捐3萬元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活動，蘇區軍民慷慨解囊，募集了一批抗日經費和物資。蘇維埃政府雖然自身經費不足，但仍從牙縫里擠出經費援助各地民眾的反日斗爭，單是上海滬西紗廠工人的反日罷工運動，就援助了16000元。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指出，“所有這些事實都在指明：只有蘇維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對帝國主義的政府”。

在民族危亡之際，國民黨部分愛國官兵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感召下，沖破國民黨政府的妥協退讓政策，毅然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早在1931年12月，在紅軍反“圍剿”勝利影響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推動下，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寧都舉行武裝起義，17000余名官兵加入紅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1933年5月26日，愛國將領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幫助下，于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7月初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多倫等察北四縣，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提振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

《宣言》猶如黑暗中的一粒火種，點燃了全國各族人民抗日反蔣的愛國熱情，使人們認識到只有聯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敵，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宣言》所倡導的聯合抗日理念，為此后《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治主張，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作了重要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