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英國作家艾禮凱和愛爾蘭作家露西·考德威爾等齊聚滴水湖畔的朵云書院

作為上海書展的固定節目，每年總有來自不同國家的作家們來到滴水湖畔的朵云書院，面朝東海之濱的夕陽，探討當代跨文化背景下的寫作。高溫天的晚霞似燦爛錦緞鋪滿水平如鏡的滴水湖，今年這場“作家圓桌”的主題格外貼合“水”的意象，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英國作家艾禮凱和愛爾蘭作家露西·考德威爾的對談始于“鰻魚溯游一生回到大西洋海域”這一自然現象，引申到文學主題“沿著記憶流域，發動故事引擎”，他們回顧各自徘徊在“故鄉和他鄉”之間的人生經歷，從跨文化的經驗中獲得觀察世界的特殊角度。

三人的寫作主題以及風格毫無共性，但他們殊途同歸地在寫作中看清：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是圍繞著太陽不斷旋轉的同一種生物，文學的作用就像詩人葉芝形容的“不斷收集人生的破布碎片”，恰是這些微小之物聯接著不同時空、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與人。露西·考德威爾甚至透露了一個幾乎不在公眾場合討論的“文學秘密”，她最愛的詩歌不是英語詩，而是一首英譯的中文詩，那是埃茲拉·龐德用英語翻譯的李白《長干行》。“我與李白詩中寫到的悲傷共鳴，李白不會想到，千年之后，在遠離中國的地方，有我這樣一位讀者在另一種語言里讀他的詩，與他悲傷的心靈世界相通?！?/p>

“離家500里”

斯文松所著《鰻魚的旅行》是一本國際暢銷書，已經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在全世界的銷量計數百萬冊。少年時與父親一起釣鰻魚的經歷，構成斯文松刻骨銘心的一段記憶，父親去世以后，他回望幾十年的父子關系以及他成年以后主動離鄉遠游，意識到個人史的痕跡與自然界的鰻魚的生命軌跡發生某種程度的重疊。作為科普愛好者，他投入地研究過鰻魚奇異的“魚生”：它的生殖秘密是至今未解的生命科學之謎，沒有科學家能親眼見證鰻魚交配，全世界的鰻魚似乎來自同一片海域，即北大西洋靠近北美海岸線的“馬尾藻海”，鰻魚卵孵化的魚苗將順著洋流游弋到全世界的江海，如果它們逃過被人類捕食的命運，將在生命盡頭回到出生的海域，在馬尾藻海產卵然后死去。斯文松發現，鰻魚的生命從20年到50年不等，它們但凡自然死亡，必定用一生輾轉回到出生地。“我從鰻魚的生命之旅聯想到自己，聯想到更多人類，人們在漫長的、離散的旅程中塑造自己，如此度過這一生，終點卻總是回到來處?！?/p>

《大理一年》的作者艾禮凱形容自己“是一條旅途中的鰻魚”。艾禮凱的父親是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提莫西·阿什，他任教于牛津大學，艾禮凱在大學城長大。他很坦率地說出：“我在一個有特權的地方長大，那里籠罩著文化的光環，無論外部世界發生怎樣劇烈的變化，牛津不被影響，延續了幾百年的學院和庭院仿佛脫離時間，不會發生任何變化。”盡管現在他每次回到家鄉，依然情不自禁地為牛津感到自豪，但他同時強烈地渴望離開那個“時間停滯的地方”。他從20歲起旅居國外，在中國度過近14年的時光，其中有七年是“北漂”，2020年初至2022年底的三年，他移居大理，游弋在中國西南的山鄉之間，觀察社會變遷的同時，與個體內心對話，寫出《大理一年》。大理不是他離鄉的終點，而是開啟新一段旅程的起點，從大理遷居紐約，他說：“我是一條還在遠離家鄉的鰻魚，對我來說，必須盡可能遠離故土，才有可能看清我認同的是什么?！?/p>

露西·考德威爾的成長經歷和艾禮凱截然相反。她出生于1980年代的貝爾法斯特，由于北愛爾蘭和平爭議，她從小被教育“貝爾法斯特是沒有希望的地方，孩子唯一的希望是離開”。但是當她成功逃離家鄉、來到劍橋求學，在這個“文化特權”之地，她回想被暴力摧殘的貝爾法斯特以及處在宗教壓抑下的愛爾蘭，反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強烈的文化與身份認同。她在劍橋宿舍里開始寫貝爾法斯特的女孩們，那一刻，她想起喬伊斯在亞得里亞海邊的里雅斯特，回想他早已遠離的都柏林，寫下《尤利西斯》；也想起埃德娜·奧布萊恩因為一段成為丑聞的婚姻，被迫離鄉，在倫敦書寫愛爾蘭姑娘們如何對抗狹隘的民間觀念。她說：“也許這是全世界作家的共性，但在愛爾蘭作家身上表現得特別突出，我們總是要足夠遠離故土才有勇氣寫那里的故事。”

在他鄉認故鄉

斯文松談到，寫作《鰻魚的旅行》靈感來自鰻魚苗的形狀，當他反復看著柳葉形的鰻魚苗，回想起在瑞典和父親共同捕鰻的季節，正是北歐的仲夏，這是一年里柳樹最茂盛的季節，海中成群的鰻魚苗，恰似瑞典夏日白夜里風中飄蕩的柳枝。艾禮凱和露西被“柳葉和鰻魚苗”的描述吸引，他們聯想各自的經歷，感慨地理的距離、文化的距離、甚至虛構與真實的距離，就像“柳葉”和“鰻魚苗”之間，那條看似不可抵消的鴻溝其實很容易模糊。

艾禮凱回憶在大理看到當地人過火把節，那是白族和彝族一年里最重要的節日，老鄉們告訴他，火把節是為了慶祝豐收的儀式。他由此聯想家鄉的圣誕節：“英語世界的人們特別重視圣誕節，并不只是因為它的宗教意義。更多是為了抵抗冬日寒冷，出于家族聚集的需要。”參與火把節的經歷，使他對自己原初的血脈根系產生了更親近的維系，當他因為疫情無法回到牛津和母親團聚，他在大理按照母親老家東歐的習俗再現圣誕風俗，那一刻他格外清晰地意識到：人類的本質是同一種圍繞著太陽旋轉的生物種群。

露西則不止一次強調，人們應對恐懼、渴望、被壓抑的情感時表現的共性，遠勝過種族和文化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