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南遷路上，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山河板蕩之時，又有哪些曲折迂回的心路？作家祝勇首部長篇小說《國寶》以詩意的筆觸和學術的嚴謹講述一個家族文物南遷的悲歡故事，于煙火漫卷的民間立場展現近代中國的宏大敘事。這既是一部守護文物的文明史和心靈史，也是一首磅礴大氣的史詩樂章，還是獻禮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的最好禮物。

萬里征程，融史識于詩意

長篇小說的首句，往往提綱挈領決定故事的命運走向。《國寶》開篇寫道：“不管過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丈夫那文松在薄霧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是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此句“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暗合著那文松一家聚少離多，護送文物到南京僅半月時間，孰料從此天涯路遠，一家人開啟“在路上”的漂泊之路，歷時二十載、跨越二十省市的數萬里征程，國寶南遷路橫跨大半個中國。作家祝勇以學者型散文躋身文壇，在我看來，此書是厚積薄發的跨越式里程碑，亦是文學敘事的思想革新，延續他的散文集《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之美》《故宮文物南遷》等獨特風格和精神格調，很好地融合“史”的膽識和“詩”的功夫。博爾赫斯說過，散文是詩歌的一種復雜形式。他把散文曳進小說，同時又從散文創作的慣性中“連根拔起”，經過冶煉和提純，把詩性思想融入小說，打通了文學創作的“任督二脈”，該書創作不啻于他的一次精神飛躍。

近年來，關于文物南遷題材的文學作品大量涌現，以非虛構紀實作品居多，祝勇的書寫填補南遷的歷史空白，作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他寫文物南遷擁有“得天獨厚”的專業特長與材料優勢，但是，寫好并不容易，寫出新意更是高難度“動作”，極易用力過猛，走向刻意。仔細通讀全書，能切身感受到他的自我節制，即文學批評家布魯克斯提出的“審美自治者”。他不是毫無取舍地把文物知識和歷史故事統統揉進小說里，而是有見地的剪裁、加工。文物也是有思想的人，他將“人在，文物在”的精神信仰貫穿小說始末。某種意義上說，守護文物，也是守護我們自己的精神家園。

內憂外患的社會背景下，國寶南遷路上的爭奪戰是生與死的精神較量，面臨敵機與槍炮并存，天災與疾痛相隨，同時也是人心與時代的制衡。書中有句話令我記憶深刻，“你們有槍有炮有錢有地盤，要什么有什么，有一樣東西沒有：人心。”寫世道人心就是挖掘人性，于變化中尋找不變。祝勇在小說里內嵌一條文學“金線”，那就是中國人“家”的精神鏈條——從正月離家、回家不得、以他鄉為故鄉、輾轉回家，字里行間涌動著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和團圓愿景。譬如，他描寫北平百姓除夕守歲的場景，“……很多年后，每當那文松憶起民國二十二年北平的春節，都覺得那么遙遠、恍惚，好像做了一場夢。”小說開篇部分敘事相當精彩，夯實全書的精神基調：那文松從老家沈陽被迫出走來到北平，一身乞丐打扮卻不輸骨氣，被梅從云看中留在店里打雜，與其女梅遇影成婚，后來陰差陽錯進入故宮工作，為護送國寶埋下伏筆。之后，那文松護送國寶南下，沒想到此去經年，從北平至上海、南京，后又分南、中、北三路，水陸并進向西南大后方疏散。文物先后分別輾轉至貴州安順、四川重慶、陜西漢中，最終轉移至巴縣、樂山和峨眉臨時庫房存放。那文松蹲監獄、受重刑、當壯丁，飽嘗噬骨的饑餓與無盡的屈辱，他死里逃生，追上隊伍護送十面石鼓等，終于等來抗戰勝利之期。

祝勇采用雙線敘事并進的手法，把歷史重大事件與家庭日常并置，展現“具體而微”和“一鏡到底”的生活場景。那文松離家護送國寶歷盡千難萬阻，與此同時，岳父梅家在戰亂中走向衰落，梅遇影拖著孕身去南京投靠丈夫，動亂年月又入“狼豺虎穴”，夫妻之間的聯絡方式僅靠電報里的只言片語，那張《九九消寒圖》上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描了又描，成為全書的“春信”和活著的“確據”，也是獨屬于中國人的浪漫“情書”，寓意愛情與故宮文物一樣不朽。

小說里的兩大陣營人物群像引人注目：第一陣營人物是梅從云、丁鐵竹、蕭桂花、易東籬、馬衡嶺、那文松、唐知微、遲笑然、呂醫農等故宮相關人士；第二陣營人物是王濯纓、余墨菲、郎山岳、常知白、許初梨等民間人士，國難當頭選擇“叛變”，但祝勇沒有把他們寫得一無是處，他把人性深處的脆弱、猥瑣、卑賤、貪婪刻畫得淋漓盡致，凸顯普遍人性和共性經驗。

生生不息，文脈相牽民族

導演小津安二郎有個觀點，“電影以余味定輸贏。”這部長篇小說也是如此，讀完“后勁很大”，其中莫過于祝勇巧妙運用“電影式”長鏡頭的構圖法，有幾處鏡頭令我記憶猶新。當蕭桂花死在敵人手下，梅從云強抑憤恨與悲痛，把收藏的書畫送人處理，待女兒外出時，用煤油點燃家具，坐在紫檀繞枝蓮紋圈椅上離開了這個世界。無獨有偶，郭之南營長護送國寶發生車禍犧牲后，新婚妻子沈芷伊收拾行囊卻沒有離開曲靖，懷著身孕毅然沉江而死，以這種決絕的方式與長眠地下的丈夫在一起。結尾處一句“我們這個家，永遠不會散”留下一個大時代的空鏡頭，同時也與開頭那文松從北平離家首尾呼應，將中國人刻進骨血的“家文化”推至高潮。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李文儒曾說過，“故宮博物院最大的價值，在于希望人們在了解傳統文化時要有反思、有鑒戒、有以歷史為鏡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國寶南遷九死一生，多年以后重返北平，這條史無前例的“流亡路”也是全體中國人的精神“成人禮”。祝勇的書寫從大處著手，從小處著眼，使“萬丈深淵”的境遇與“一豆燈火”的日常相映成趣，無論是途中西安、重慶、四川等地的沿途風景，還是以人文地理勾勒文物版圖。他擅長“外圍”環境烘托法，把人物內心景觀和盤托出，以“山水美學”輝映“苦難詩學”。譬如那文松的淚水，“步行前往西安，炊煙在農舍上升起，孩子在田壟間奔跑，河流反射出銀箔似的光，世界仿佛又恢復了它應有的色澤——那文松流淚了，他發現遠離了硝煙、殺戮、獸性的世界，竟然如此靜美。”不著一字家國情懷，卻把他骨子里的熱愛和悲憫寫得感人至深。寺廟里曬文物也有一處場景引人情感共鳴，“在他看來，晴日里晾曬的那些古籍，是先人們伸過來的手，他必須等他握住他們的手，盡管他的手有些殘疾。”那只受傷的手，讓我想起老舍先生《四世同堂》里小羊圈胡同里的祁老人托著死去妞子的手，也是托舉中華民族希望的手，彰顯一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和民族氣節。

書中人物的名字搖曳別樣風雅，內蘊中國哲學和儒家正道。那文松與梅遇影，“松”與“梅”象征中國人百折不撓和傲然挺立的精神。兩個孩子的命名也是古意頗深，兒子那小簠和流浪兒那小罍，“簠”意為古代盛谷物的器皿，“罍”意為古代盛酒或水的青銅器，有糧有酒象征物質豐盈，體現“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一個是南遷路上走失的兒子，一個是年幼失親撿來的孤兒，兩人破碎的家庭以這種方式走向圓滿。日本投降后，那文松梅遇影帶著那小罍去拍全家福照片，后來又叫來郭之營、沈芷伊補拍一張，這張特殊的全家福成為絕響。孩子寄寓民族的希望，也是大地守藏人的血脈傳承。記得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有個精妙比喻，孩子是“戰爭圖書館一個書籍的索引”，同樣《國寶》中兩個孩子的命名也是如此，飽含著精神傳承和賡續文化薪火之意。

看懂國寶，就是看懂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底；讀懂《國寶》，就是讀懂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讀過《國寶》的人，再去博物館欣賞文物，必會擁有不一樣的感受和審美。祝勇簡明扼要以《國寶》命題，深掘藏在文物背后的人性、人心，探尋文明變遷和精神來路，傳遞出雙重的精神意涵：文物有情，文脈相牽，大國器物之上凝結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