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山海關淪陷，在日軍槍炮與轟炸的包圍下，故宮文物危如累卵。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作出了艱難的決定：將故宮部分文物分批南遷。這批文物共有13427箱又64包，其中，書畫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余件，玉器無數，文獻3773箱。

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從神武門廣場起運。自此，文物跟隨著故宮人踏上了穿越大半個中國的遷徙路途。故宮人憑借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喊出了“人在文物在”的悲壯宣言，以文弱之軀扛起了保存文化血脈的重任，在戰火紛飛中實現了世界文明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

今年，是故宮文物南遷啟程90周年。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寫下了一部厚重的《故宮文物南遷》，記錄了這段崢嶸歲月。

作為新一代故宮人，他如何看待文物南遷的歷史？這段歷史對他有怎樣的啟示？南方日報專訪祝勇，跟隨他走入故宮文物南遷歷史的更深處。

“老一輩故宮人，誓與文物共存亡”

南方日報：您一直研究故宮內的文物，如故宮里的書畫等，是什么契機讓您對故宮文物南遷這段歷史產生興趣？為什么？

祝勇：這段歷史是故宮文化傳承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近年來漸漸引起了大家的關注。2010年，故宮博物院發起了“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南遷路”考察活動，那時便有學者專家留意到這個話題了。

到了2019年，以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為首席專家的“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學術項目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有幸擔任其中一個子項目的負責人，次年我和幾位學者跟隨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實地考察南遷路線，這些工作經歷，讓我對這段歷史越來越感興趣。

此外，2025年，故宮博物院將迎來100周年紀念。以北京故宮博物院為例，故宮文物自1933年開始南遷，到1958年陸續回京，整整用了25年時間，占據了這100年間的四分之一。這是世界文明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影響持續至今。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整地敘述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有著重要意義。

南方日報：當時提出把故宮文物遷離北京，持贊同或反對意見的人都不在少數，您如何看待這兩種聲音？回看結果，您是否覺得利大于弊？

祝勇：人們對文物的認知各不相同，當時有許多官員和知識分子認為，這些文物是封建王朝的映射。事實上，故宮博物院業已建立，清宮舊藏117萬件文物歸國家所有，開始向大眾提供服務。那時還有不少知識分子擔憂，文物離開北京，會瓦解軍民的抗日斗志。

但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從火燒圓明園、東方圖書館被炸毀、沈陽故宮及所藏文物被日軍控制等事件中，吸取了慘痛教訓，文物損失了，就再也回不來了。于是，理事會成員力排眾議，以多數票通過了故宮文物南遷的決定。從結果來看，這個決定使得掌管文物的主動權盡可能地握在自己手里，進而保護了大量文物，延續文化命脈，堪稱未雨綢繆。

南方日報：據您考察，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祝勇：幾乎處處都是困難，看似不起眼的文物打包就是其中一個。不同類別的文物有不同的保存方式，要確保文物在顛簸的遷徙中完好無損，難度是非常高的。經費也是一個難題，在故宮文物南遷的整個過程中，一直存在經費不足的窘況，輾轉到西南后更是如此。

當然，最大的困難還是交通工具的匱乏，一開始政府還調撥了火車，“可隨著全國抗戰的爆發，尤其是淞滬抗戰、南京保衛戰爆發后，機關、學校、工廠、軍隊等都在從東部向西部撤離，交通工具變得越來越緊張。有時甚至會出現“千軍萬馬搶一條船”的情況，交通工具成為了南遷過程中的緊箍咒。當時馬衡院長等故宮人要在這般極端的條件下尋找交通工具，不知道花費了多少力氣。

南方日報：老一輩故宮人對文物的付出讓人動容，您在考察這些資料的時候，有沒有一些特別深的感觸？

祝勇：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承，一方面靠技術，但最重要的，還是得靠人。試舉一例，南遷的文物總共有19,000多箱，除了故宮的13,000多箱，其他是頤和園、中央研究院、國子監等機構的文物。在撤離南京時，有2000多箱文物沒能來得及撤出，故宮的前輩并沒有丟下文物自己去逃生，而是選擇與文物共存亡，他們直到最后的時刻，都還在尋求文物撤離南京的可能性。

我在寫書時，翻遍資料也查不到他們的下落，估計兇多吉少。這種用生命來守護文物的精神十分悲壯，非常打動人。老一輩故宮人，不像戰士那樣轟轟烈烈，前赴后繼，而是以一種細致、專業的精神，日復一日地勞動，默默無聞地堅守。

例如，當文物抵達貴州后，故宮人的生活條件愈發艱苦，米飯里頭都有很多蟲子和沙子，但沒有人選擇放棄。在他們看來，只要戰爭不結束，使命便沒有完成。

“查找故宮文物南遷的資料就像蓋房子”

南方日報：剛才也提到，關于文物南遷的史料可能沒那么細致和充分。您在考察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么困難？有沒有受到資料缺失的困擾？

祝勇：《故宮文物南遷》是非虛構的，它必須建立在文獻資料的基礎之上，才能把歷史框架建構起來。這段歷史的資料的確非常零散，就像蓋房子一樣，需要一塊磚一塊磚地碼起來。所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科里保存了大量資料，不過它們不是按照故宮文物南遷的編目排列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檔案中，所以查找的過程仍然像大海撈針，大浪淘沙。

此外，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所長徐婉玲等學者寫了不少關于文物南遷的文章，為這本書提供了較好的學術基礎。在前往各地考察時，我也格外留意當地檔案館、圖書館的資料。例如在上海圖書館，我從民國報紙中找到了不少關于文物南遷的報道——什么時候文物抵滬、什么時候抵達南京，途中辦了什么展覽，馬衡院長發表了什么講話……通通都有記錄，它們彌補了之前我們沒有關注到的一些史料內容。

南方日報：聽說您最近在寫小說，接下來有怎樣的創作計劃？

祝勇：寫小說和寫非虛構作品不一樣，寫非虛構時，我通過實地考察、查找文獻中的蛛絲馬跡，慢慢將歷史的真實搭建起來。但是搭建以后發現，對這段歷史的闡釋還有非常宏大的敘事空間，我感到意猶未盡，便想通過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

在小說中，我們可以把肩負艱巨使命的故宮人置于更為復雜的歷史空間里，并把文物南遷的歷史納入到整個抗日戰爭的民族史詩當中，展現出更加廣闊的抗戰圖景。

這部小說是三部曲，大概一百萬字左右，目前我已完成了前兩部，估計會在明年上半年推出。我從1931年開始寫起，主要通過一個家族幾代人的故事，敘述中國文物在近一百年間輾轉的命運，從而彰顯中華民族百年來壯闊的奮斗史。我非常期待能夠完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