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原校址離我的工作單位不遠，跨過兩條小街，進入現云南師范大學老校區，便可瞻仰校園東北側由聞一多篆額、馮友蘭撰文、羅庸書寫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在這塊文采斐然的紀念碑背面，刻有西南聯大自抗戰以來從軍學生姓名，共計834人（實際有1100余名）。遺憾的是，我在這塊碑上沒有看到最令我眼熱的一個名字——穆旦。這個既是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生，又當過聯大助教，還參加過中國遠征軍的詩人，他頗具傳奇色彩的一生，總是令我一再懷想。

我一直想弄清穆旦投筆從戎的真實原因。1942年，滇緬戰場開辟后，中國遠征軍遠赴緬甸作戰。西南聯大掀起又一輪從軍熱潮，穆旦已是留校的青年教師，卻自愿報名參加了遠征軍。那時他剛24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好年華，大可過安穩的生活，潛心寫詩做學問。但穆旦從軍心切，通過自己一個親戚和聯大知名教授吳宓的引薦，才得以加入遠征軍。

西南聯大校園內的青年詩人們，大都很崇拜現代詩人威斯坦·休·奧登。1937年，奧登曾赴西班牙參加西班牙人民反對法西斯的戰爭，發表過長詩《西班牙》。穆旦是否也希望自己能像奧登那樣呢？要知道，穆旦不是一個只顧打磨詩歌技藝的象牙塔里的詩人，他的思想活躍得多，也復雜得多。作為一個生活在戰爭年代的詩人，他抓住了時代的主要矛盾：抗日的滾滾鐵流。還在從軍以前，他就寫出了“我要趕到車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車開向最熾熱的熔爐里”。他的詩人的激情讓他渴望在“國破山河在”的艱難歲月里，要“像大旗飄進宇宙的洪荒”。

今年初夏，應浙江省嘉興市南湖區文旅局之邀，我來到這座歷史文化積淀豐厚的城市。穆旦是嘉興海寧人，我想去海寧看看。沒想到人們告訴我，穆旦雖然祖籍海寧，但與海寧查氏家族（穆旦原名查良錚）并沒有多少關系，他甚至都沒有回過一次海寧。不過，嘉興有不少穆旦的研究者，其中還有查氏家族后人，對穆旦的家世譜系研究甚深。

查玉強是個年過七旬卻精神矍鑠的老人，自言除了沒當過兵，從事過幾乎所有的行業，現在嘉興鬧市區自辦一家占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嘉興五四文化博物館”，潛心研究地方文化，傳承先賢功業。在海寧查氏譜系中，查玉強還高穆旦一輩。從清康熙年間起，查氏族人或以入仕，或因經商陸續匯聚到北方重鎮天津。1918年4月，穆旦出生在天津北馬路恒德里查氏家族老宅。雖然從小在北方長大，穆旦及其家族的人，卻認定自己的祖籍在海寧，連穆旦在自己的履歷表中都這樣填。

我還是希望去海寧看看。從南湖到海寧，一路綠樹成蔭、鳥語花香，洋房棟棟，仿佛行進在一個大花園里，已看不出城鄉差別。查玉強說穆旦的祖籍在海寧袁花鎮，那里已經沒有任何穆旦祖宅的痕跡了。倒是海寧另外兩個名人金庸的故居和徐志摩的墓值得一看。我問穆旦和金庸生前有無交集？查玉強說，他們年輕時各自天南地北的，無緣謀面。倒是多年以后，曾有記者問金庸，對徐志摩和穆旦的詩歌怎么看？金庸很謙遜地說：我對新詩沒有研究，志摩又是我表兄，他和穆旦的詩我哪里敢評價。足見金庸對兩位詩人是很敬重的。

查玉強的私人博物館里收藏有一幅穆旦的書法作品，據說是穆旦唯一留存于世的毛筆字。略帶個性色彩的楷體字，大體可見其家學功底。穆旦雖出自大家族，但到他父親這一輩，已然式微。穆旦小時候家境不好，他聰穎好學，刻苦用功，一路讀進南開中學，再入清華大學，進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和翻譯家。

我們說見字如面，而讀一個詩人的詩，則更應知其人。當下研究穆旦的著述不少，僅穆旦的個人傳記就有好幾種。在查玉強的博物館，我見到了嘉興詩人、學者鄒漢明，他剛在譯林出版社出版了《穆旦傳：新生的野力》，在學界和文壇反響甚佳。鄒漢明潛心研究穆旦近20年，從穆旦的人生行狀、詩歌創作以及他身處的那個時代入手，全面還原了一個鮮活可親的穆旦。至少對于我來說，穆旦過去是個遙遠的背影，現在他轉過身來，沉靜地向我們微笑。

穆旦當時雖為西南聯大助教，但薪資不高。抗戰最為艱難時期，昆明物價飛漲，穆旦一月的薪水不過100元，而1940年昆明一石米的價格就要120元。一個貧窮困頓的青年詩人，穿著簡陋的粗布衣衫，踟躕在昆明的街頭，為是否該買一本稿紙而猶豫（那時一份新聞紙就要1元錢）。現實給他“豐富，和豐富的痛苦”，這是他人生的幸與不幸。

青春本是一場盛大的演出，一個注定要成大器的詩人，必定要站在宏闊的舞臺上，按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他必須“在現場”。戰火的硝煙不斷催生著詩人的報國情懷。清華大學輾轉遷徙至長沙臨時大學時，穆旦身邊的部分同學放棄學業、直接投身抗戰第一線，又經過數千里徒步從長沙到昆明，再到西南聯大求學期間在“跑警報”躲避日機轟炸中求學。山河破碎，國恨家仇，一個生性敏感、內心豐沛的詩人怎能置身事外？“凡是優秀的都出去當兵了。”這是多年后一個西南聯大從軍學子的回憶。對西南聯大校史頗有研究的作家張曼菱曾這樣評價西南聯大的從軍學子：“當挑戰來臨，最先站出去的，作出實際反應的，總是那些最優秀的人……苦難和考驗最先選擇的總是那些優秀者，他們比任何精英都純粹。”穆旦就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在史詩性的抗日救亡中，他早就發出了自己的吶喊：“在恥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個主動將自己融入抗日洪流的詩人，是那個時代最無畏的“桂冠詩人”，集隱忍的浪漫冒險精神和對腳下這片土地熾熱的愛于一身。他不是西南聯大以寫現代詩著稱的“白馬王子”，更不是不問家國大事的一介書生。他憂憤而多情，勇敢又浪漫，同時，他內向深沉、不善言談。鄒漢明說穆旦不是一個會講課的好老師，在西南聯大的詩社里他也不是一個活躍分子。他的一雙無邪的眼睛總是充滿善意，讓人感受到他的“豐富”。這個詩人總是用他火熱的眼眸關注著家國、社會、人生，以赤子之心和浪漫情懷投身于國家民族的救亡與振興。奔赴滇緬戰場讓他吃盡苦頭、九死一生，他奇跡般地從野人山這個人間地獄里撿回一條命。詩神繆斯還需要他活著，讓他為我們留下一段傳奇和一篇傳世佳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作為一名戰爭年代的現代詩人，穆旦不僅僅是一個吶喊者、參與者、思索者、抨擊者，更是一個書寫者、記錄者。他的詩名注定要用戰火和苦難來錘煉。而他豐贍的詩意書寫，為我們最生動地詮釋了一個中國詩人“上馬能殺賊，下馬會賦詩”的豪邁與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