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間《笑呵》手稿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田間《〈給戰斗者〉寫作前后》手稿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1982年，田間參加《詩刊》座談會發言修訂稿 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1937年冬，武昌的一間小旅館，長江的濕冷浸透薄窗，油燈在寒風中掙扎。青年詩人伏案的脊背如一張拉滿的弓，投影在斑駁的墻上。從九一八撕裂關外的鐵蹄，到盧溝橋彌漫的硝煙，再到南京城頭泣血的火光，同胞倒下的悶響日夜撞擊著他的耳膜，那短促熾烈的詩句如箭矢般迸射：

人民！人民！

高高地舉起

我們

被火烤的

被暴風雨淋的

被鞭子抽打的

勞動者的雙手，

斗爭吧！

在祖國炮火連天的日子里，詩人田間用這首《給戰斗者》，發出了雷霆般的號召，擂響了時代的戰鼓。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我由上海來到武漢，準備北上，前赴延安。住在武昌的一家小旅館里，一夜之間，一氣寫成這首長詩。”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的手稿《〈給戰斗者〉寫作前后》中，田間這樣回憶了那個多年前的夜晚，這份回憶也帶我們走進了“擂鼓詩人”田間的創作故事。

抗戰的呼號者：到延安去

田間，原名童天鑒，1916年出生于安徽無為縣農村，少年時曾受到古典文學和新文學作品的熏陶。1933年，田間赴上海光華大學學習，次年加入“左聯”，參加《新詩歌》和《文學叢報》的編輯工作。這位熱情而有覺悟的青年懷著一顆赤誠之心，積極主動地融入了革命文學的洪流，開始認真創作詩歌、研究詩歌。

在這一時期，他出版了詩集《未明集》《中國牧歌》《中國農村的故事》等，這些詩大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描繪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殘酷壓迫之下，中國城鄉的凋敝與民眾的掙扎。田間在詩歌中發出了抗爭的呼喊，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與關切。

從踏上詩歌創作道路起，田間就把目光投向了勞苦大眾，要求以革命改變舊社會。他曾在《幾次探索——我的寫作簡歷》中談道：“一九三四年，我是十幾歲，在上海讀書時，參加‘左聯’，便正式學習寫作。由于有黨的影響，知道寫作是為革命。”雖然在這一時期，田間的詩歌創作還不成熟，也缺乏一定的實踐鍛煉，但“人民性”與“革命性”已成為他詩歌創作中不可磨滅的基因。

1937年初，田間的詩集被國民黨反動派列為“禁書”，本人也遭到了搜捕，為擺脫險境，他前往日本東京，在那里他接觸了裴多菲、拜倫、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這些經歷深刻塑造了田間的革命詩學觀，正如他在《〈給戰斗者〉寫作前后》手稿中講到的：“我之所以能寫這首長詩，是因為我已經在上海參加了革命組織左聯，受過一些革命的教育，讀過一些革命的書籍，包括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詩到廣場去。”7月，盧溝橋的炮火撕碎了九一八以來脆弱的寧靜，斗爭的烽火燃燒著田間的愛國熱情，他毅然返回祖國，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奔赴民族的希望之都——延安。

北上途中，日本侵略者肆虐的暴行與焦土之上的遍野哀鴻，深深刺痛著田間的心，時代的激流與胸中的赤誠，洶涌的憤怒與噴薄的呼喊，終于凝成了武漢一夜的那首長詩——《給戰斗者》。詩中，他怒斥侵略者的暴行：“吃了肉的/殘忍的野獸/用它的刀，/嬉戲著——/人民的/生命，/勞苦的/血……”他發出爭取尊嚴與生存權的吶喊：“我們要活著，/——在中國！/我們要活著，——永遠不朽！”他用最直接、最強勁的力道發出了戰斗的召喚：“我們/必須/戰斗了，/昨天是忿怒的，/是狂呼的，/是掙扎的/四萬萬五千萬呵！”字字如鼓點，句句如號角，叩擊著每一個不愿做奴隸的心靈。田間將這首詩概括為，民族危亡之際的“召喚”——“我召喚我祖國和我自己，伴著民族的號角，一同行進。”

時代的擂鼓者：到街頭去

懷著對國家和人民熾熱的愛，朝著革命圣地延安，向著中國共產黨，田間繼續前進。

1938年初，田間和聶紺弩、艾青等人一道前往山西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任教，戰火使得學校被迫撤退，任教未能成行。田間在此加入了丁玲領導的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成了一名戰地記者。

由于對小資產階級文人氣質的反感，在相識之初，丁玲對田間能否勝任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持懷疑態度。丁玲在為《呈在大風砂里奔走的岡衛們》所作的序言中談道：“我并非對‘田間’有成見，也并不是對年紀輕寫詩的人有成見，是因為有過一些不知怎么就出了一點名的人，這些所謂詩人的，小說家的，就頂上那眩人的桂冠，滿身也不忘記時時放射著藝術風味，實際還是‘司丹康’和‘法蘭絨’西裝，于是趾高氣揚，徜徉過市。”但田間用行動贏得了丁玲的信任。他虛心接受文章的修改意見，對待工作毫無驕氣；他熱心參與各項工作，抬道具箱子，印刷說明書和特刊，在戲院門口張羅叫賣，不喊苦不叫累。他積極地加入黨的文藝事業中，高興地穿著灰布軍裝充滿信心地走在行列里，一直走到延安的街頭去。

1938年春，田間隨西北戰地服務團到達延安。戰爭使紙張短缺，受戲劇改革影響，田間想到詩也要有一些新的創作方式，正如馬雅可夫斯基的名言“詩到廣場去”。8月7日，田間、邵子南、柯仲平等詩人共同發起了街頭詩運動，他們在《街頭詩運動宣言》中高喊：“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我們要在爭取抗戰勝利的這大時代中，從全國各地，展開偉大的抗戰詩歌運動。而街頭詩運動，我們認為，就是使詩歌服務抗戰，創造大眾詩歌的一條大道。”一時間，延安城的大街小巷貼起了、寫上了一首首街頭詩，詩人們用詩推動群眾團結起來，走向斗爭。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的骨頭說：/‘看，/這是奴隸！’”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是街頭詩的代表，他以匕首般的銳利直刺民族危亡的核心——假使不去打仗，刺刀終結的不僅是生命，更是民族的尊嚴。田間曾回憶到，大約是1939年，他在一個村莊的門樓上，看見了這首詩，用很大的字寫著，這讓他感到了街頭詩的力量，也感到了人民的鼓勵。因此，他以飽滿的熱情投入街頭詩創作，用詩歌作為武器奔赴抗日戰場。他寫義勇軍掛著敵人頭顱的槍桿，寫“多點糧食，/就多點勝利”的生產運動，寫破壞敵人鐵道的不懈斗爭。聞一多曾在《時代的鼓手》中熱情地評價田間的街頭詩：“只是一句句樸質，干脆，真誠的話，（多么有斤兩的話！）簡短而堅實的句子，就是一聲聲的‘鼓點’，但是響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

1938年8月，田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年底隨著西北戰地服務團到達晉察冀邊區。一路上，田間和詩人們提著標語筒，用白粉筆和黑炭木，在門窗邊，在巨石上，在被轟炸過的墻壁上，頑強地寫著，戰斗著，敲響這時代的鼓聲！

《講話》的實踐者：到群眾中去

1982年，田間曾在《詩刊》組織的座談會上回憶這場四十多年前的詩歌運動：“我在延安入黨后就到前方去，一路上和邵子南等同志一起繼續搞街頭詩，那時很活躍一陣子……當時我們只知道為群眾，對‘如何為’我們也經常討論，也有不同意見，但誰也說不服誰……后來毛主席‘講話’發表了，大家一起學習，有的問題就比較清楚……當時忙于戰爭，學習也不深，收獲深淺不一樣。但大家都希望下去，到群眾中去。”1942年，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照亮了革命文藝運動的前進道路，也深深影響了田間的思想和創作。在《講話》的號召下，田間到基層從事黨委和群眾工作，深入到人民群眾的斗爭實踐中去。

1943年，田間任盂平縣委宣傳部長，在一個臨河的村子里，他結交了農民朋友——村干部老張。老張是一個貧農，又是一位民間藝人，在結伴開展工作的過程中，他常常編寫簡單順口的民歌。他動員入伍的新戰士，就寫“我兒生在青春，希你入伍打先鋒”，他跟著老鄉勞動放羊就寫“羊羔吃奶用頭攻，羯羊強糊來講話，山坡羊快長大，不久咱們可就吃胖啦”。總之老張做什么就寫什么，他寫的就是他做的，他寫下了就一定去做，通俗易懂，貼近生活，群眾接受度高，傳唱度也廣。這給了田間很大的啟發——“不知在什么時候，我也有過這種想法，覺得革命的詩人應該是：自己寫的自己就要做，這樣創作和行動才能一致，詩歌才能有生活實感。”（《下鄉二題》）在這條實踐的河岸上，在農民老張的身上，田間找到了創作源泉，他決意用詩歌擁抱具體的人，用具體的行動描寫人，從人民的斗爭生活中汲取創作養分。

于是，越來越多的貧苦農民成了田間詩歌的主角，他們被舊社會遮蓋的面容逐漸清晰，他們有了自己的姓名。以一位普通站崗者命名的詩歌《王良》，寫下了王良在敵人的圍攻下，決不屈服的胸膛；勞動英雄劉萬成種的莊稼，苗根如大杯口粗，苗葉如寬帶，田間寫下《賀劉萬誠》，夸他的 地像紅氈，玉蜀黍似老虎。這一時期的田間更加注重詩歌的流暢性和口語化，他充分吸收了民歌的特點，寫下了長詩《戎冠秀》，講述了農村婦女戎冠秀反抗舊社會、帶領群眾翻身解放的故事。另一首長詩《趕車傳》則塑造了一位貧農英雄石不爛，他跟隨共產黨反抗地主壓迫，趕著時代的列車，一直奔向共產主義。

從上海灘到晉察冀，從武昌旅館的孤影到群眾的“知心人”，從奔走呼號的熱血青年到以人民為師的實踐者，田間用堅決的行動回應著時代的召喚，用不懈的創作踐行著對人民的初心。正如他在《給戰斗者》的《小引》中所寫的那樣：“我們不要只記得過去，更要緊的是前進，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進。并努力作新時代的主人！”這吶喊，至今仍在歷史的山谷回響，而填寫時代答卷的筆，交到了我們手上。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