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火記》（作家出版社）的獨到之處，在于它找到了一個扎根故土的敘事支點——章丘鐵匠。這些世代與鐵砧、爐火為伴的手藝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以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赤誠為錘，蘸著硝煙與熱淚，在歷史的鐵砧上將自己鍛造成抵御外侮的血肉長城。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章丘人，牛余和通過對以何一鉗為代表的章丘鐵匠這一群體的塑造，復活了這片土地的抗戰(zhàn)記憶。由此，長嶺山不僅是實際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抗戰(zhàn)戰(zhàn)場，更上升為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自我淬煉的精神熔爐。

小說對英雄兒女的傳奇敘事令人印象深刻。所謂“無兒女情必非真英雄，有英雄氣斯為好兒女”。《蘸火記》中活躍在長嶺山一帶的三股抗日力量的首領尚邨英、梁鐵峰和盧毓奎都是有兒女情也有英雄氣的人物。作者讓革命與愛情成為人物成長的土壤而非標簽。何葦杭與何一鉗的隱婚是小說最動人的設計。他們那被戰(zhàn)火封印的愛情和婚誓在生死抉擇中愈發(fā)熾烈。這種“以革命為婚約”的情感模式，讓私密情感與家國大義形成微妙共振。何一鉗的就義凸顯了為革命犧牲的悲壯，也展現了革命者如何在隱秘中守護人性的溫度。同樣，“儒匪”梁鐵峰與飛鏢女俠夏侯雪，他們的情感在刀光劍影中升騰，既有熾烈的江湖義氣，又逐漸融入革命洪流的壯闊，從中可見亂世中普通人尋求依偎的訴求。“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牛余和的筆觸始終貼著人物的血肉，讓英雄氣與兒女情互相成全，在金剛怒目與柔情繾綣中充分展現人物心靈的層次。

在情節(jié)上借用推理懸疑等類型小說的敘事元素，是小說敘事的另一亮點。總體來說，《蘸火記》講的是長嶺山章丘抗日武裝對敵斗爭的故事，不過除個別地方寫了反日軍圍剿的戰(zhàn)爭場面，正面描寫戰(zhàn)爭的筆觸不多，小說將重點放在了“鋤奸”上——日軍安插的代號為“梟”的特務如同暗夜游魂般潛伏，破壞著抗日斗爭。在推理小說中，有一個說法叫“敘述性詭計”，指敘事者利用障眼法以及讀者的慣性思維和先入為主的觀念，巧妙地將讀者的判斷引向他處，最終通過揭示真相制造反轉與震撼。優(yōu)秀的敘述詭計需平衡隱藏與提示，既讓讀者感到意外，又能在復盤時發(fā)現伏筆的合理性。“敘詭”不是欺騙，而是邀請讀者走入一場精心設計的思維迷宮，是敘述者與讀者間的智力博弈。小說中，“梟”埋伏得很深，而敘事者也有意把讀者的目光帶向翟玉昆等人。當真相撕開偽裝，讀者驚覺的不僅是劇情反轉的震撼，更在恍然大悟中看清了信仰與背叛的暗線糾葛。其中的苦斗和犧牲，并不遜色于硝煙遍布的戰(zhàn)場。包括前文談到的何葦杭與何一鉗的秘密婚姻，在小說中也是以敘述性詭計的方式呈現的，前半部分敘說鐵匠何一鉗游走四方，且據傳其生活輕浮，一直到故事的高潮部分，何一鉗為換取情報以身犯險，這一懸念才最終揭曉。那些看似輕浮的生活經歷，實則是革命者用生命織就的偽裝。這種“延遲真相”的敘事手法凸顯了地下工作者的犧牲與智慧。

小說在敘事節(jié)奏的把控上也很講究，這首先體現在作者穿插了大量的風景描寫。書中對長嶺山的四季風物進行了飽滿的呈現，尤其在慘烈的戰(zhàn)事后，小說通常會安排一段沉郁舒緩的風景描寫，如一首山間回蕩的長歌，又像電影中寥廓的空鏡頭，起到凈化情緒和安撫心靈的作用。其次，小說插入了何葦杭的數段日記和回憶錄，有效調節(jié)了小說敘事的張弛度，它們不但帶來了不一樣的抒情調性，而且把抗戰(zhàn)記憶綿延至幾十年后，產生了奇妙的回響，也凸顯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血脈在當下延續(xù)的意義。

當時光濾去戰(zhàn)爭的煙塵，今天的讀者也早已不再熟悉鐵匠鋪的風箱聲，但《蘸火記》提醒我們：一個民族的精神淬火永遠不會停止。那些藏在章丘鐵匠口訣里的堅韌、化入曲星河傳說的犧牲、刻進長嶺山巖層的骨氣，正是中華文明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的密碼。只要民間大地的爐火不熄，民族精魂的鍛造就永遠保有鋒芒。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