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期間，當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戰(zhàn)火蔓延至華南，偏居一隅的香港成為連接內(nèi)地與世界的文化橋梁，也成了愛國知識分子隱蔽而堅韌的抗爭陣地。在這片被英國殖民者統(tǒng)治的土地上，一位出身臺灣愛國志士家族的作家、學者——許地山，在1935年至1941年執(zhí)教于香港大學期間，以教育為根基、以文化為武器，構起一道獨特的精神防線。這位以筆名“落華生”和散文《落花生》為人熟知的著名作家，既是課堂上的學者，也是秘密抗日活動的組織者；既是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者，也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塑者。這位跨越海峽的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的夾縫中，以文化之光照亮民族救亡的征程。

許地山 資料圖片

血脈里的抗日基因

許地山原名許贊堃，字地山，筆名落華生。1893年生于臺灣臺南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家庭。許地山的父親許南英是清代臺灣33位科舉進士之一，更是甲午戰(zhàn)爭后臺灣民眾抵抗運動的領導者。

1894年甲午戰(zhàn)敗，清廷于次年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消息傳來，臺灣民眾“哭聲達于四野”，誓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tǒng)治。時任臺南籌防局統(tǒng)領的許南英，毅然投筆從戎，率領義軍在新竹、臺中一帶與日軍血戰(zhàn)。據(jù)《臺灣通志》記載，許南英組織鄉(xiāng)勇在彰化八卦山阻擊日軍，后雖因為武器落后居于下風，但其英勇壯舉，已成為臺灣抗日史上濃墨重彩的重要篇章。

1895年，面對日軍的懸賞通緝與殖民統(tǒng)治的多重壓迫，許南英不得不散盡家財，帶著許氏家族內(nèi)渡大陸。這段顛沛流離的抗日經(jīng)歷，不僅刻進了許地山的童年記憶，更成為家族代際傳遞的精神基因。許地山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是臺灣抗日志士林祖密的妹妹，而許氏家族與丘逢甲、汪春源等內(nèi)渡愛國人士一直保持著密切往來，這些內(nèi)渡家族，構建起一個始終心系臺灣回歸的跨海文化圈。

輾轉流離、四處奔波的許南英，希望子女們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去外面闖蕩。而出外闖蕩、增廣見聞的最終目的，是進一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這樣的家訓，也深深影響著許地山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抗日行動。

青少年時期的許地山，親歷了國家破碎的切膚之痛。他在自述中寫道：“入世以來，屢遭變難，四方流離，未嘗寬懷安枕。”這種憂憤，不僅源于家族記憶，更來自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zhì)的深刻認知。比如許地山早期作品《黃昏后》的主角關懷，在甲午戰(zhàn)敗后心灰意冷，帶著兩個幼小的女兒避居硇洲島，沒料到該島竟然又被法國殖民者占領。這個虛構卻又真實的情節(jié)，正是許地山少年時代目睹列強瓜分中國的心理投射。小說的主角除了深情地思念亡妻，也時刻直面被列強殖民的羞恥和家國破碎的隱痛。許地山滿懷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悲憤，有意識地透過歷史場景，敘述甲午戰(zhàn)爭帶給同胞們的傷痛，也讓讀者明白：當一個民族連腳下的土地都守不住時，所謂的避世“安枕”，不過是自欺欺人。

1935年9月，許地山與夫人周俟松攝于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辦公室露臺。資料圖片

對帝國主義的警惕

1917年，許地山赴北平求學，考入燕京大學文學院，同時與燕京大學進步學生瞿世英、北京俄文專修館的瞿秋白、北京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等人志趣相投，結為莫逆之交。1919年11月，許地山與朋友創(chuàng)辦《新社會》旬刊，以筆為刀，解剖當時的社會弊病。

從燕京大學文學院畢業(yè)后，許地山又繼續(xù)在該校攻讀比較宗教學。1921年，許地山和鄭振鐸、王統(tǒng)照、茅盾、葉圣陶等人共同發(fā)起了“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文學，是新文化運動中成立最早、影響貢獻最大的文學社團。

1923年起，許地山先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他的研究領域廣泛，橫跨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與文學。異國的求學經(jīng)歷，絲毫沒有動搖許地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反而增強了他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警惕。

1925年2月13日，北京《晨報》刊登了一篇題為《勸華商勿參加不列顛帝國展覽會留英學生之意見》的文章，“許贊堃”的署名也在其中。文中，許地山與幾位留英學生直言不諱地批判展出殖民地土特產(chǎn)的英帝國展覽會，認為那不過是“夸耀帝國主義”的展覽。而香港華商卻爭相報名，渾然不覺這是被殖民者對宗主國的拙劣諂媚。許地山與眾留學生呼吁同胞：莫要為了一時虛榮，成了帝國主義炫耀暴力的工具。

許地山對帝國主義的警惕，不僅針對英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的殖民政策，許地山更是深惡痛絕。1930年，蕉農(nóng)（宋斐如）翻譯日共創(chuàng)建人山川均《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臺灣》，許地山為其寫序。在序言中，許地山擲地有聲地說：“我們不要忘記漢族底子孫有一部分已經(jīng)做了別族奴隸，做了所謂被征服的劣等民族，做了亡國奴！這一部分中底最大部分便是臺灣人！羞恥和悲憤應當時常存在住在中國底任何國民底心里。” 在序文中，許地山詳細說明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臺灣人民沒有參政權，也沒有平等教育權，并大聲呼吁全體中國人民關注臺灣的苦難。而為了支持臺灣的抗日力量，許地山在燕京大學期間也秘密參與臺籍人士陳其昌、謝南光、翁俊明等人組織的抗日團體，與臺灣同仁們共同謀劃讓臺灣回歸祖國的路徑。

許地山與瞿秋白、鄭振鐸、耿濟之等人交情深厚。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初，他們就一起創(chuàng)辦了《新社會》旬刊，是志同道合的患難兄弟。許地山更與瞿秋白合作，創(chuàng)作中國最早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歌曲之一《赤潮曲》：“猛攻，猛攻，搥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還創(chuàng)作了愛國歌曲《衛(wèi)護我中華》，強調(diào)要永保先人功業(yè)和民族光榮。這些實踐表明，許地山的反帝思想已從文化批判升華為行動號召——不僅要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更要用各種媒介與渠道，喚醒人民群眾的反抗意識。

1927年，許地山學成歸國，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之后陸續(xù)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兼課，受到青年學子的熱烈歡迎。1935年，許地山在燕京大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當時的平津遭受日軍鐵蹄踐踏，籠罩著血腥恐怖的氣氛。8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向全國同胞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主張。許地山和許多進步人士奮起響應，堅決擁護。

許地山還時常在救亡會、演講會上為學生分析局勢，講解學生運動應有的方向。然而這些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積極支持學生抗日救亡活動的行為，讓許地山被當作異己，遭到燕京大學教務長司徒雷登等守舊派人士的排擠，最終被解聘。

此時，香港大學登報招聘中國文學教授。許地山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學位，研究領域涉及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歷史學與考古學，擁有豐富的海內(nèi)外學術人脈；而他幼年隨父抗日輾轉四方，能說非常流暢的英語、粵語、國語、閩南語，在香港教學、生活完全無障礙。香港大學文學院也正需要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來執(zhí)掌。于是，經(jīng)胡適引薦，許地山在1935年9月1日抵達香港，前往香港大學就任文學院院長，開始進入香港文化圈。

1920年5月，許地山在《新社會》雜志發(fā)表文章《“五一”與“五四”》。資料圖片

夾縫中的隱蔽抗爭

香港在1841年鴉片戰(zhàn)爭后就被英國殖民統(tǒng)治，島上同時存在多重政治勢力。英語是當時香港的官方語言，中文被視為“土話”；教育體系以教會學校為主，課程中充斥著對殖民歷史的粉飾；更關鍵的是，港英政府不愿對日本采取敵對姿態(tài)，抗日活動難以公開進行。但許地山敏銳地意識到，越是這種被殖民統(tǒng)治的地區(qū)，就越需要努力延續(xù)中國文化的火種。

就任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后，許地山做的第一件事是“拆墻”——拆除殖民教育的思想圍墻。他考察之后發(fā)現(xiàn)，港大的中文教育仍以八股文為主，課程設置脫離現(xiàn)實，學生對中國歷史與民族命運缺乏具體的認知。于是，他參照內(nèi)地高校的課程體系，將傳統(tǒng)的中文系拆分為文、史、哲三系，并增設“中國近現(xiàn)代史”等課程。許地山深知單靠自己的課堂無法喚醒民眾，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學術圈的影響力，先后引薦陳寅恪、馬鑒等知名學者到港大任教，并積極推動港大與內(nèi)地高校建立學術交流機制。

與此同時，許地山以香港中英文化協(xié)會主席的身份，在殖民政府與民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1938年，在他的斡旋下，中英文化協(xié)會成功舉辦了一場“英、美、中三國書畫藝術展覽會”，邀請到香港總督夫婦出席。這場展覽表面上是單純的藝術展覽，實則是宋慶齡領導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簡稱“保盟”）爭取合法性的關鍵一步。

“保盟”是宋慶齡在香港組建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旨在向海外華僑與國際社會募集物資，支援內(nèi)地抗戰(zhàn)。但港英當局對“抗日”字眼極為敏感，甚至禁止使用“抗敵”稱謂（因此香港的“中華全國文藝界協(xié)會香港分會”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在全國唯一沒有“抗敵”二字的分會組織）。許地山利用自己的學術權威地位與社會關系，多次通過舉辦茶話會、藝術展等活動與港英官員溝通，消除他們的疑慮，最終促成保盟獲得信任，成功開展接下來的抗日活動。

表面上看，許地山在港期間沒有正式擔任保盟的職務，但他積極參與保盟的活動。保盟的領導成員之一貝特蘭，就長期借住在許地山家中，開會時也時常與許地山夫婦一起商討募集醫(yī)療器械食品等物資以及運輸路線等事宜。而其他來自香港大學的成員，也在保盟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據(jù)愛潑斯坦回憶，正因為有了香港大學教師和中英文化協(xié)會的暗中支持，“港英當局對我們不錯，雖然監(jiān)視我們，但不妨礙我們的工作”。

保盟在香港做了大量的抗日募捐工作，部分用以購買藥物，支持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jù)地，甚至新四軍的通信設備也是保盟募捐的。其中，少不了許地山以中英文化協(xié)會主席身份進行的暗中幫助。此外，在抗日戰(zhàn)爭進入持久戰(zhàn)的重要關頭，臺籍抗日人士如謝南光、宋斐如、翁俊明、謝東閔等人在香港展開情報工作，許地山對他們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自始至終，在香港這塊抗日工作極難開展的區(qū)域，許地山都堅持著他的理念，沒有絲毫懈怠動搖。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許地山聯(lián)合400多個香港的文化人發(fā)送電報至重慶國民政府，反對槍口向內(nèi)。2月1日，香港文化界發(fā)表共同宣言，呼吁團結和平停戰(zhàn)，許地山第一個在宣言上簽名。之后，許地山又撰寫雜文批評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公器私用，把國防變成黨防。在《七七感言》等文中，許地山以“吠家狗”“饕餮貓”隱喻漢奸與腐敗分子，呼吁國內(nèi)文化界應該進行“打狗轟貓”的內(nèi)部凈化，體現(xiàn)文化抗戰(zhàn)的尖銳性。凡此種種，都可看出他一心抗日、主張槍口對外的憂憤之情。

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許地山打破了殖民思想的桎梏，透過隱蔽而曲折的方式把香港打造成抗戰(zhàn)的文化前哨。而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許地山這位跨越海峽的知識分子，同樣也通過大量文學創(chuàng)作、公共演講與文化活動，在“孤島”之中重構民族認同，以筆墨為刀鋒，劃破殖民統(tǒng)治的陰霾。

香港《大公報》于1940年7月7日，刊發(fā)了5個版面的文藝綜合特刊，首篇為許地山的《今天》，文章標題系許地山親筆書寫。資料圖片

以筆為劍的精神吶喊

作為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人和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qū)者之一，許地山在港期間，自然也以大量的文學創(chuàng)作來傳達他的抗爭精神。

比如許地山在香港創(chuàng)作的小說《鐵魚底鰓》，主角雷先生是中國最早的公費留學生，回國后滿腔熱血卻報國無門，只得在割讓島上的外國船塢里隱姓埋名打工。雷先生窮畢生之精力，發(fā)明出具有“人造鰓”的潛艇，但怎么都找不到奉獻的對接渠道。小說最后，雷先生和他的發(fā)明藍圖一起消失在海中。小說中這個有“鰓”的“鐵魚”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許地山通過潛艇發(fā)明者雷先生的悲劇，揭露了戰(zhàn)時腐敗的官僚體系對國防新科技的扼殺，并隱喻只有突破海洋封鎖，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民族復興。這篇小說，被郁達夫轉載于新加坡的《華僑日報》，給予極高評價。

如果說《鐵魚底鰓》是對當時中國“硬實力”缺失的反思，那么獨幕劇《女國士》則聚焦“軟實力”的動員。作品將傳統(tǒng)薛仁貴從軍的故事，重構為一曲女性參與的抗戰(zhàn)動員令。劇本中，深明大義的薛妻柳迎春，成為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當丈夫薛仁貴猶豫是在家中種田還是從軍時，她立場堅定地表示，國家沒有男子當兵萬萬不成，并以回娘家去施壓相逼，展現(xiàn)出比丈夫更高的思想覺悟。通過對故事的改編，許地山動員女子投身抗戰(zhàn)，讓香港大學女學生會募款支持抗日將士。據(jù)記載，該劇排演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給內(nèi)地傷兵，許多女學生看完演出后，更是主動報名參加戰(zhàn)地服務團。

除了通過《女國士》傳遞“男女同責”的抗戰(zhàn)理念，許地山還將顧一樵的《西施》改編為粵語話劇，將“美人計”的傳統(tǒng)敘事轉化為家國大義的現(xiàn)代詮釋；又把《木蘭》擴展為五幕劇，突出花木蘭“替父從軍”背后的女性自覺與民族擔當。這些本土化的抗戰(zhàn)戲劇，不僅豐富了抗戰(zhàn)時期香港的文化生活，更通過粵語方言的改編，把抗戰(zhàn)從口號變成了可感可知的行動，讓當?shù)赜^眾產(chǎn)生強烈共鳴。

許地山提倡，抗戰(zhàn)時期要寫帶彈腥味、帶汗味的群眾文學。除了小說創(chuàng)作和鼓舞人心的抗戰(zhàn)歷史戲劇，他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針砭時局、具有深刻批判意味的雜文。在《英雄造時勢與時勢造英雄》一文中，許地山強調(diào)，戰(zhàn)爭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一種賭博，但今日我們渴望的是真正的英雄，戰(zhàn)爭是正義的最后保障，我們應該為正義而戰(zhàn)。他還在《七七感言》里痛陳：暴虐日本雖帶著王道面具，卻具足了畜道的特征。我們除了對外抗日，同時也應該在內(nèi)部進行自我清理，并呼吁知識分子不可意志薄弱、悲觀迷途。《國慶日所立底愿望》指出：我們要自立自強，不要期望有其他人來輔助我們。“靠別人建立的國家，那建立者一樣可以隨時毀掉它，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別人是絕對靠不住的。”在《今天》中，他強調(diào)要好好地清算七七事變的“血賬”，尤其是不可依靠外國勢力。“我們底命運固然與歐美的民主國家有密切的聯(lián)系，但我們底抗戰(zhàn)還是我們自己的。”這些呼吁振聾發(fā)聵，許多觀點即便是放在今日，仍具深刻意義。

公共空間的文化啟蒙

雖然抗日活動受到了港英當局的阻撓，許地山在港期間仍進行了多維度的文化抵抗，展現(xiàn)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民族擔當與文化使命感。

首先，是重視公共演講的啟蒙作用，以演講喚起民眾的民族意識。許地山在港期間舉辦50余場文化講座，主題內(nèi)容包括移風易俗、學術研究、抗戰(zhàn)宣傳等等。許地山一再強調(diào)，在特殊地區(qū)辦教育要注重民族意識，所以他演講主題常常緊扣著民族未來以及文化傳承。如《青年對于人類之使命》《抗戰(zhàn)中文藝寫作應取方針》《作家的責任》《中國之命運與青年》，這些演講主題富有強烈的時代感又能鼓舞人心，尤其是將國家存亡與香港命運緊密結合，破除了“孤島心態(tài)”。許地山批判殖民教育，多次強調(diào)“香港與內(nèi)地血脈相連”，主張香港人不能做孤島之民，應該與內(nèi)地同胞同呼吸共命運，共赴救亡圖存之路。許地山的演講，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說教，而兼具學術深度與戰(zhàn)時動員性，深受人民群眾歡迎。這些在港大禮堂、香港青年會、九龍勞工子弟學校等處舉行的講座，聽眾既有高校學生，也有碼頭工人和家庭婦女。

除了大量的公開演講，許地山也擔任許多青年文學社團的文學指導，作文比賽、演講比賽、論文比賽的主考、評閱人，還會利用晚上時間給流亡青年補習。這些公開演講和課余活動，喚起了香港社會的民族意識，發(fā)揮了啟迪民智的重要功能。

作為香港文協(xié)的主席，許地山推動了許多文化活動。概括起來：一是創(chuàng)辦報刊，推廣抗戰(zhàn)文藝創(chuàng)作；二是開展文藝理論論爭，如“文藝大眾化”“民族形式”“抗戰(zhàn)詩”等文藝理論的討論；三是推廣文藝通訊員運動，動員大量香港青年；四是開展紀念魯迅先生活動，以及為郭沫若先生祝壽的活動。在港期間，許地山不但團結了以左翼作家為代表的南下文人進行抗戰(zhàn)宣傳，也團結了國民黨等各方面文人，共同推動文化抗戰(zhàn)。

1939年，香港成立了中國文化協(xié)進會，選出理事27人，與香港文協(xié)交集的人有許地山、楊剛和戴望舒。如果說香港文協(xié)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寫作者的團體，那中國文化協(xié)進會關注層面更廣，致力于文藝、學術、教育、繪畫、新聞、戲劇、音樂、電影、社會服務等多方面。全面抗戰(zhàn)期間，中國文化協(xié)進會在香港取得的成果，包括建立圖書館，舉辦藝術觀賞、廣東文物展、歌詠比賽、學生征文、現(xiàn)代畫展、文化講座，編印廣東叢書等。

許地山是香港文協(xié)的主席，也是中國文化協(xié)進會的理事和宣傳組主任。以“研究鄉(xiāng)邦文化，發(fā)揚民族精神”為宗旨，協(xié)進會在香港舉辦了“廣東文物展覽會”。在為這個展覽會所寫《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的長文中，許地山敘述了英國殖民者如何通過兩次鴉片戰(zhàn)爭強行割去香港和九龍半島南端，以及甲午戰(zhàn)爭后英國殖民者如何強行租借整個九龍地區(qū)。文中也特別揭示了英國強行侵占香港的強盜邏輯，和借以發(fā)動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亞羅號事件的真相。透過這種有理有據(jù)的學術梳理，許地山還原了歷史，重構了香港的文化認同。

許地山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貢獻，是使香港的殖民教育向中華文化本位回歸。當時香港學校的教育體系不重視中國的歷史地理，許地山來香港之后，特別注重對歷史地理的考察研究和宣傳，以大量的翔實史料，說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抨擊英國帝國主義強占香港的惡行。后來，許地山把這篇長文改寫成《香港史地探略》。

盡管遇到許多阻礙，許地山仍然奮不顧身地重構香港的文化認同和強化民族意識。1941年，出于對珍貴文獻保存的使命感，許地山接受鄭振鐸委托，協(xié)助把港大圖書館建成戰(zhàn)時的文獻庇護所，以免文物受到戰(zhàn)火波及。7月，許地山與郭沫若、茅盾、胡風、巴金等作家聯(lián)名寫信給世界知名作家賽珍珠、羅曼·羅蘭、埃德加·斯諾等人，呼吁國際輿論支持中國抗戰(zhàn)。信中寫道：“我們的抗戰(zhàn)不僅是為生存而戰(zhàn)，更是為人類正義而戰(zhàn)。請用你們的筆，讓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這封信后來被收錄于《國際反法西斯文學通訊》，成為號召海外支援中國抗戰(zhàn)的重要文獻。

許地山在港期間，致力于溝通中西，竭盡所能地批判殖民地風氣，重塑文化認同，凸顯民族精神，并促進香港與內(nèi)地以及國際間的文化交流。

1941年8月4日，許地山因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fā)，在香港寓所逝世，年僅48歲。臨終前，他仍惦記著未完成的文化抗戰(zhàn)工作。今天，當我們回望這位跨海峽知識分子的一生，會發(fā)現(xiàn)他的抗爭從未局限于一時一地。從家族的抗日精神傳承，到北平、英美等地的求學啟蒙；從燕京大學的課堂，到香港大學的講臺；從小說創(chuàng)作的隱喻，到公共演講的吶喊。許地山用一生詮釋了何為“文化抗戰(zhàn)”：不僅是對外部侵略的抵抗，更是對民族精神的喚醒；不僅是對當下危機的應對，更是對未來希望的播種。

許地山對于中華民族必須擺脫外部勢力、戒除懶惰、自力更生有著極為清明的警醒。正如他1941年元旦在香港《大公報》發(fā)出的《民國一世》所言：“過去的二十九年，在政治上、外交上、經(jīng)濟上，乃至思想上受人操縱的程度比民國未產(chǎn)生以前更深。現(xiàn)在若想自力更生的話，必得努力祛除從前種種愚昧，改革從前種種的過失，力戒懶惰與依賴，發(fā)動自己的能力與思想……我們不能時刻希求人家時刻之援助……更要記得援助我們的就可以操縱我們呀！”許地山所強調(diào)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仍是照亮我們民族昂首前行的精神燈塔。

（作者：呂明純，系黃岡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