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聊齋志異》的改編勢頭不減，流行歌、動畫片不斷翻新。光是聶小倩故事，去年底至今就有老片新片在大銀幕搬演三次，最新的《聊齋：蘭若寺》甚至將其背景設定為民國。聊齋人物如此深入人心，將來或許會像哪吒一樣成為文化輸出的品牌。

早在六十多年前，張愛玲就想在美國傳播“聊齋”故事。1959年6月3日，她在致好友鄺文美的信中透露，自己曾向出版經紀人提出“聊齋改編TV”的構想，卻遭到對方否決：“她說一切fantasy〔幻想作品〕都沒銷路，（science fiction〔科幻片〕已不是fantasy）但鼓勵我想個方法在TV西部劇中灌入東方色素，如最近有個西部劇中夾進一個日本武士切腹。”

這一回應折射出當時西方對東方文化的表面化想象，他們需要的并非深層文化敘事，而是獵奇式的符號點綴。張愛玲后期英文寫作屢屢遇冷，也意識到那時美國市場對中國故事的狹隘期待：要么是賽珍珠筆下的農民，要么是開洗衣店的華人。張愛玲不愿妥協去重復這些刻板敘事。

張愛玲是堅持自我風格的作家，作品大多基于真人真事，喜歡寫有親身體悟的細節。她從小愛讀《聊齋》，晚年對狐鬼狂想曲興趣漸淡，更喜從中窺見人情世理。她坦言連《夜雨秋燈錄》《閱微草堂筆記》這類聊齋仿作都反復閱讀，興趣點總落在那些反映社會風氣、真實感強的故事里。

回溯張愛玲在美國的經歷，可知她想改編“聊齋”電視劇不是一時興起。1955年剛抵紐約，她就對電視劇本創作產生興趣；1957年眼見自己的作品《秧歌》被改編為拖沓的電視劇，很可能更堅定了她要親手把握敘事的決心。至1959年正式提出構想，實為多年醞釀的結果。

張愛玲與賴雅，1957年在美國

她對“聊齋”題材的鐘情，可在1956年7月找到端倪。張愛玲當時已與美國作家賴雅（Ferdinand Reyher）定下終身，他們興奮地談論下一步寫作計劃，張愛玲提出兩個英文題目：Bridge of Filial Piety，The Corpse Driver——這是傳記作家司馬新披露的，可能得自賴雅日記。司馬新將它們譯成《孝橋》《僵尸車夫》，認為取材于中國古代文學。

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認為，Bridge of Filial Piety可能是“野史里清朝乾隆年間孝子王安為母建橋過河去跟和尚通奸的故事”，可譯作《孝子橋》。The Corpse Driver則顯得詭異，譯成“僵尸車夫”使他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僵尸電影，他認為應改譯《趕尸人》，指湘西“趕尸”傳說，宋先生好奇道：“寫法會不會像她喜歡的《聊齋》那樣呢？”

確實是《趕尸人》更合理。香港友聯公司于1956年3月出版發行過一本配有大量劇照的《湘西趕尸記》（英譯名：The Case of the Walking Corpses）電影小說，同年6月張愛玲也在友聯出過書，不知她會不會關注到此片？她當時雖在美國，但兼任香港“電懋”公司編劇，需要廣泛搜集素材、留心影壇動態，好友鄺文美也常寄贈香港報刊予其靈感。

而關于《孝子橋》，有個更確切的出處，也是在張愛玲閱讀經驗范圍內的：清人韓邦慶著《太仙漫稿》小說集，《和尚橋記》一篇便是記敘這故事。

韓邦慶還撰有長篇小說《海上花列傳》，對張愛玲影響極大。她赴美前還寫信給胡適，發愿今后要英譯《海上花》。她確實做到了，并把書中的滬語對白譯成國語，大力在中西方推廣這部小說。

張愛玲從小閱讀的《海上花》是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新式標點本，由汪原放點校，胡適作序，劉半農評介。此版細節如標點樣式及書末“幾頁字典”，她到晚年都記得很清楚。

亞東版也附錄了《太仙漫稿》及相關《例言》，相信張愛玲不會錯過。

韓邦慶曾在《申報》做廣告，介紹《太仙漫稿》是“翻陳出新，戛戛獨造，不肯使一筆蹈襲聊齋窠臼。”但時人仍認為它“筆意略近聊齋”。

《和尚橋記》不長，抄錄給大家品鑒：

余友曹子甡孫，自郾赴新鄭，道經長葛之孝子橋。或曰：是和尚橋也。蓋乾隆末年，里有郭孝子，為和尚筑是橋云。

孝子幼喪父，母與某寺僧有私。孝子數幾諫，母內自慚，然不能絕。孝子知母之不能絕僧也，陰禁不令通。僧故善媚，捧匜沃盥，惟母所欲；母亦昵事僧，無所不至。自絕僧后，母日思望，居不安，食不飽，寢以成疾。孝子懼，反招致僧以奉母，而母始瘳。

里故鄭地，溱洧環村北，阻僧所居寺。僧祁寒夜來，不免厲揭；既就孝子家宿，脛股若冰雪。母謂僧為己故，益痛惜之，自以腹熨貼令暖，齒震有聲，聞于孝子。孝子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為母也。今若此，不為之所，且重得疾。”于是鳩工作橋。“孝子橋”以是名。他村相謾者，乃曰“和尚橋”。

既而母卒，孝子既哭而息，仰天嘆曰：“吾之忍而出此者，凡所以為母也。母今死矣，吾將有以報吾父。”乃以諷經召僧。僧至，即靈前手刃之，首官請罪。官廉得情，擬流三年。嗚呼！孝矣。

一說：僧即孝子父。父故無賴，以事遣戍，祝發而逃。孝子請返初服，不許，然猶時歸家信宿，孝子陰衛護焉。橋當孔道，名“濟眾橋”，孝子藉其家財以筑之，非有他也。

張愛玲會選擇這一題材并非偶然。《和尚橋記》中郭孝子與母親復雜微妙的關系，與她自身經歷形成某種映照。張愛玲在《小團圓》中寫母親蕊秋的多段戀情時筆觸寬容，沒有把她當作“風流罪人”去審判，甚至帶有一份理解與悲憫，從西方小說、劇本里找到很多像她一樣的母親形象，去為她辯白：“她不過是要人喜歡她。”若張愛玲真的改寫成《孝子橋》，想必不會簡單批判倫理越界，而是透視人情深處的無奈與掙扎。

《和尚橋記》原版插圖，初載1892年《海上奇書》第二期

韓邦慶筆下的這座橋，有三個名字，可代表不同主題：“孝子橋”突出身為人子的孝行，“和尚橋”是別村人眼中的奇聞艷事，“濟眾橋”則有替父贖罪的意味。

直到今天，河南省長葛市仍有一個以橋為名的“和尚橋鎮”，據《長葛縣志》記載，當地清潩河上昔有石橋一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間，因和尚募化，得名“和尚橋”，萬歷年間曾改名“濟眾橋”。對于韓邦慶所寫故事，當地文史研究者不太欣賞，認為是道聽途說。還有人認為，全國的“和尚橋”不止一座，很難考究這“附會的傳說”起自何地何時，又說明代小說已有這故事，但未列出證據。（見路志純主編《長葛史話》）

其實，韓邦慶并非要坐實這個悖德故事，他在末段也記下了完全不同的版本：孝子父親犯了事遭流放，削發為僧逃回來，勸他還俗也不肯，時常在家留宿兩三日，孝子暗中掩護。孝子出資建造“濟眾橋”，因處關口要道，受惠的是大眾，不只方便他父親。殺僧情節自然是不存在了。

《和尚橋記》的動人之處在于，正文寫實展現了郭孝子的內心掙扎變化，從多次勸諫到暗中阻止，母病兒憂，只好主動招僧來。他心疼母親，她憐惜僧人，三人關系由一座橋聯結，母亡不啻橋斷，最終發生悲劇。

正如魯迅評《聊齋》“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韓邦慶也自謂“于尋常情理中求其奇異”，張愛玲則始終踐行著自己所說的“在傳奇中尋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尋找傳奇”。她想要的“聊齋”相關改編，注定不是離奇鬼話，而是逾越常軌的人間悲歡。雖然張愛玲未能將“聊齋”搬上西方熒幕，但她的嘗試提示我們：真正的文化對話，從來不是投喂異域想象，而是講述那些跨越時空地域的人性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