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借了戴爾德麗·貝爾（Deirdre Bair）的《巴黎歲月：貝克特、波伏娃和我》，剛開始沒靜下心，讀不進去。第二次撿起書再讀，就很難放下，一口氣讀完了。今年，活字文化出《巴黎歲月》的中譯本，譯文暢達，讓我重溫了曾經的感動。

《巴黎歲月》2019年在美國初版，是一本關于貝爾寫作生涯的半自傳體回憶錄；揭示一個記者出身、誤打誤撞開始寫傳記的生手如何在幾乎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完成兩本重量級傳記的過程。書問世即獲普遍褒揚，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此書涉及兩個名聲如雷貫耳的大家：諾獎得主、愛爾蘭作家兼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和哲學家兼女性主義先驅之一西蒙·德·波伏娃。貝爾是兩位巨擘的傳記作者。她人生的華年因為和這兩本書緊密糾纏，成了最為動蕩的歲月。自貝爾27歲始，每本傳記耗時七年完成，幾乎十年磨一劍地鉆研兩個深邃多面的靈魂，非常人可為。

《巴黎歲月》其實在講一個女性學者和寫作者的生存故事。她寫自己如何在20世紀70至80年代“厭女癥”嚴重的法國知識圈被冷眼相待；在學術界被男性同行排擠；又如何在采訪中一次次被拒絕、誤解甚或羞辱。她堅忍著記錄下一切。寫傳記，貝爾以嚴謹的記者職業素養和學者的學術態度對待信源，努力得近乎執念地接近真實。她成為集人妻、人母、教授、記者、傳記作家身份為一體的多功能角色，常在凌晨四點起床寫作，因為白天要照顧孩子、備課、改論文。“我不是在巴黎的咖啡館里沉思，而是奔波在廚房和洗衣房之間。”讀到這些，有過媒體和研究領域經歷的自己，很難不共情。

貝爾和貝克特的關系，是本書最讓人著迷的部分。極為在意隱私又令人難以捉摸的貝克特答應讓無名小卒貝爾寫傳記，條件是“不能告訴任何人我同意”。他們1971年第一次見面時，貝克特對她說了那句后來廣為流傳的話：“我不會幫你，也不會妨礙你。我的親友會協助你，而我的敵人很快會找到你。”（"I will neither help nor hinder you. My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assist you and my enemies will find you soon enough."）聽似許可，實含警告。最難的是貝克特不讓她在采訪中做筆記或錄音，前數碼時代，一切口述靠她采后追記。貝爾接受了挑戰，開始了長達7年的資料搜集和采訪。書中寫到，某次她剛從貝克特那里拿到一些信，在學術會議上卻被一群貝克特學者（霸）圍攻，有人當面罵她是“bitch”（賤人）。她沒有反擊，只默然承受。至于暗示她靠和劇作家上床獲得寫傳記機會的謠言，不少，她也一律不作回應。

她表示：“我只是低頭聽著，咬緊牙關。”她清楚，在那個環境里，沉默是金，任何反擊都會被當作“情緒化”或“自證其罪”。她說：“我不想讓他們有機會說我‘反應過度’。”

幾十年后，貝爾終于在《巴黎歲月》中提及這些往事。為什么這時才提？是因為“太多關于我和他們的故事被扭曲了，我想把事情講清楚，讓后人自己判斷我是不是一個可靠的敘述者”。原來《巴黎歲月》乃雖遲必到的“正名”和洗冤錄啊。

我呢，正是在讀完《巴黎歲月》之后，好奇心大起，迫不及待去圖書館找兩本傳記。奧克蘭圖書館只有一本館藏《塞繆爾·貝克特傳》在地下室，不可外借。電子版也不可得。無奈，只好先借了波伏娃傳記。

貝爾十分尊敬她寫的兩位傳主。她認為自始至終和貝克特保持客觀距離是傳記成功 （即接近真相）的關鍵。兩相比較，貝爾對波伏娃感情更深，她們的關系更復雜、更放松，卻也更微妙。

貝爾完成《塞繆爾·貝克特傳》的時間是1978年，被當時蜂起的嫉妒與惡意攪擾得不想再動筆寫作。當面臨生計壓力，不得不繼續下一個項目時，她起意要寫個完美駕馭事業與生活的女性楷模，波伏娃便是她眼中的不二人選。波伏娃一開始對她很冷淡，甚至誤叫她“Darred”（戴麗德）。然而，是緣分躲不掉：波伏娃和貝克特住同一街區卻互相憎惡；波伏娃在讀完貝爾寫的貝克特后，對《塞繆爾·貝克特傳》贊賞有加，也很快就接受了貝爾的采訪請求，還堅持要她“既做筆記也錄音”。不過，波伏娃的開放是有條件的，她希望貝爾只是她的傳聲筒，把她想說的內容整理好、潤色一下，原封不動地傳出去。

出版于1990年的《西蒙·德·波伏娃傳》是一本700多頁的大書。貝爾費時五年采訪波伏娃，傳主卻在書即將出版前病逝。貝爾當即決定對初稿大改，又花兩年才完成全部寫作。這本書于是同一般傳記迥異，無大膽假設，但精心求證，仿佛一場無所不包的漫長對話，有溫度，細致翔實，也不免落入絮叨，讀得人精疲力盡。讀書過程中，常會冒出感慨：貝爾成為傳主“傳聲筒”的預期沒有變成事實，一生強勢的波伏娃若泉下有知，不曉得會大為光火不？！

《西蒙·德·波伏娃傳》中提到有一次波伏娃突然情緒爆發，對貝爾大喊著提到她和養女西爾薇為外界議論的關系，貝爾沒有在正文中大肆渲染，只在腳注里輕描淡寫地點了一句：“她的性身份是復雜的。”這種克制令人佩服。

貝爾在寫波伏娃傳的過程中認識到人生的完美楷模不再。先后讀過貝爾的兩本書，我對波伏娃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學生時代我曾奉她為女性主義燈塔，但貝爾讓我對人性豐富的灰度有了實在的理解，看到這位至今光彩奪目的20世紀女杰的另一側面：一個政治態度曖昧，私人生活矛盾重重且知行不一的波伏娃。尤其是波伏娃對“薩特的女人”的態度解構了我的固有認知。她鼓勵一個個女子獻身薩特，自己則在情感上保持距離，甚至說她冷酷亦不為過。于波伏娃而言，為一個天縱英才薩特君，犧牲弱小女性無可厚非，棄舍自己同美國作家阿爾格倫的真愛也是必要。理論上的女性思想解放者波伏娃，樂于安排“王的女人”，成了實踐中的控制狂、情感的掮客和不平等性關系的推手。貝爾在傳記中列舉事實，未替波伏娃辯護，亦未批判她，仍是一以貫之的克制。

在油管上聽晚年貝爾回曾經任教的學院作演講，回憶曰：“我不是文學評論家，也不是哲學家，我只是一個記者。我做的事情，就是問問題，然后聽他們怎么回答。”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已年屆八旬，聲音不大，穩穩當當。不把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二創或獵奇，始終守住“記錄者”的角度；堅持、克制與誠實，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動人的基礎。這種謙遜而不懈求實的專業態度，在如今人們爭相表達、尤其為證明“女性表達”和“女性力量”而不惜變表達為表演的浮夸時代，顯得古樸而珍貴。

我愛讀《巴黎歲月》，因為它正是那種“以書注我”的書，可以多角度切入，讀出豐富的意味。它關乎寫作，關乎學術操守，關乎生存，關乎歷史，關乎話語權，關乎記憶，關乎女性意識，關乎成長認知。

讀完《巴黎歲月》，最好接著讀貝爾寫的波伏娃和貝克特傳記，彼此印證，有意思得很。貝爾一生共出版了七部傳記和一本回憶錄，涵蓋自貝克特、波伏娃、榮格、安娜伊斯·寧到阿爾·卡彭等極具爭議和復雜性的人物。她的傳記作品以嚴謹的方法、對傳主的尊重以及不妥協的寫作倫理著稱，屢屢獲獎。《塞繆爾·貝克特傳》獲得1981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是當年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傳記之一。《西蒙·德·波伏娃傳》被《紐約時報》評為年度最佳圖書之一，盡管在法國學界引發爭議，但在英語世界被認為是最全面、最具資料價值的波伏娃傳記之一。

戴爾德麗·貝爾2020年去世。《巴黎歲月》恰成她生之終章。

歲月有涯，感激有她的書讓我們不拘于歲月，識得無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