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一切如常：烹飪，寫作，山里散步，做些編輯工作，以及在網上授課。和以往一樣，我與山里的野生動物一起住在院里。”

逃離大都市，去一個大理那樣的地方躺平的念頭，可能或多或少地在每個打工人的心里冒出來過，然而大部分人會覺得不太現實，或者采取一條最有效的鐵律——“忍忍再說”，然而，也有一些忍不下去的人，他們啟程了，并住下來了，還將大理的一切所思所想為我們記錄了下來。其中一位是旅居中國的英國作家艾禮凱（Alec Ash），近期他攜《大理一年》在上海國際文學周和烏鎮閱讀節與讀者見面交流，他的“逃離文學”頗受大城市讀者歡迎。對于缺乏勇氣的大部分人來說，這本書的閱讀動機或許在于：下次想要“逃”的時候，可以先深度預覽一下大理的生活，不至于措手不及。

讀者友好型生活紀實

2020年，即將步入34歲的艾禮凱，既感受到了生存大環境的動蕩，也經受了個人情感生活的破裂，在這個“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時刻，朋友圈的大理美圖召喚了他，讓他決定做出改變，放下北京的一切去大理開啟新生活。長期擔任編輯的艾禮凱深諳讀者友好乃非虛構文學的鐵律，紀實文學作品《大理一年》結構清晰但不失詩意，按照線性順序，分為序章（出發大理之前）、四個季節命名的四章（大理一年的經歷）和后記（一年后的反思）構成。作品的敘事松弛但不至游離，讀者可以輕松地跟隨艾禮凱平實真切的敘事，聽他娓娓道來在大理的所觀、所感和所思。

艾禮凱對大理的觀察和呈現，某種程度上，類似一部紀錄片的制作，既有客觀克制的白描，也有片段情節的捕捉，還有情感溫度的氤氳。在《大理一年》中，向往或好奇“大理福尼亞”的讀者可以為自己好奇的幾個問題找到答案——如何在大理定居生活？大理的生活是怎么樣？其他生活在大理的人是怎么樣？

定居，顧名思義，要在大理“居”住，當務之急是找一個住所，畢竟大理低廉的房租，加上窗外就是蒼山洱海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對大都市移民的誘惑力可是不小。而現實給初到大理的艾禮凱不小的沖擊，“我的房間布局方正，正對著院子……房里只有一桌一床一椅”，“椅子旁邊放了個桶，接著從房梁下麻雀窩中落下的糞便”。在幾經周折后，艾禮凱搬進了大理的新家，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天清早，作家居然是被推銷高價口罩的村長敲窗吵醒的。接下來的日子，隨著除草種菜、翻新房屋、學習廚藝、趕集采購、爬山環海慢慢填滿艾禮凱的生活，“詩意地棲居”的模樣似乎又慢慢清晰了起來。艾禮凱不僅翔實地記錄自己，也冷靜地觀察著大理和其他大理人。在書中，讀者可以看到原生態的大理和“香格里拉化”的大理之間的橫沖直撞，高價手沖咖啡店和低價本地水果集市緊挨著，向往大城市的大理本地居民發現“田園美學”擺拍經濟遠比種地賺錢，擺拍的“新大理人”想用精心制作的“田園牧歌”收割向往大理的人。在艾禮凱筆下，為了逃離消費主義來到大理的人，再次被卷入“城市病”的漩渦，透著幾分魔幻現實主義的“大理福尼亞”，凝聚了癡迷于物質、科技、速度、效率和消費的“欲望社會”洪流的縮影。

心靈的旅途行記

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尼克在三十歲生日那天想道：“我三十歲啦——眼看又是十年的孤獨，單身的朋友將會逐漸變少，澎湃的激情必將緩緩淡薄，而我的頭發也會日漸稀疏。”在大理迎接新年的艾禮凱感受到了類似的孤獨：“在這場盛大的狂歡里，孤獨卻像潮水般向我襲來，比我之前所意識到的更為強烈。”艾禮凱發現，來到大理的人，不論是定居還是短游，不管是為了逃離大城市的“內卷”還是霧霾，都是為了獲得打破規則的自由。

艾禮凱也敏銳地發現了“自由”的兩面性。有人在自由中逃避，這樣的自由終會在空虛中迎來夢醒之時，在這份自由中又感受到深深的孤獨。他清醒地知道香格里拉只能存在于人的心里，又希望大理能有所慰藉。換言之，對自己精神歸屬的探索，即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與自己相處，是艾禮凱來到大理的根本動機，也是作家花大筆墨的省思之處。

艾禮凱對自己的精神探索是作品另一條重要的“向內”敘事線，他想在“上山”和“下山”、“出世”和“入世”之間平衡，既不愿被物質世界完全裹挾，也做不到十成的厭離之心，認清自己“中庸”的艾禮凱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種方式重塑“精神性”：一是充分感受大理慷慨饋贈的自然與原始；二是通過心理治療重塑自己與情緒的關系；三是在大理與其他人建立簡單而真實的聯結。因而，作品時而如《瓦爾登湖》一般呈現超驗的自然詩意的傳遞，時而像弗洛姆《愛的藝術》一般坦蕩地記錄和剖析赤裸的情緒、翻騰的情感和誠實的欲望，時而又像《鄉土中國》一樣平鋪展開日常與真實。

《了不起的蓋茨比》里，初到紐約的西部小伙子尼克，在窗外看著暮色中的街道和行人，感懷自己既身處夢幻之中，也在觀察著這個夢，說出了一句經典的臺詞：I’m within and without，中文版譯作“我既在里面也在外面”，如同在大理的艾禮凱，他以獨特的身份標簽“新大理人-英國人”展開敘事，既置身其中和中國青年一起涌向大理的山海，也能保持局外人的冷靜與克制，觀察“大理情結”的肌理的褶皺，這和作家對于中國觀察的深厚積累分不開，作家于2017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許愿燈：中國的“千禧一代”》，濃縮了中國年輕人的夢想與掙扎。作為“新大理人”的艾禮凱的敘事以第一人稱展開，口吻真誠親切，而作為“旁觀者”和“外國人”的艾禮凱的觀察和討論則以無主語形式展開，語氣客觀冷靜。這兩種敘事在全書中水乳交融，自然交織，前者為更好奇大理生活的中國讀者展呈了大理的深度體驗，而后者則為英語讀者打開了了解中國文化與民俗的一扇窗。這類漢學家和“中國通”寫的關于中國的非虛構作品，正在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中的有力一環。

（作者系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