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口不談《異秉》《受戒》《大淖記事》，就不敢說了解汪曾祺。最近十來年，因為一些熱心人的奔走相告，汪曾祺1983年夏所作短篇《星期天》的知名度不斷飆升。如今不讀《星期天》（汪氏平生回憶上世紀40年代后期上海生活的唯一小說），好像也不配自稱“汪迷”了。

《星期天》開頭介紹原型為致遠中學的“這所學校”地理位置，為眾多“汪迷”們津津樂道：“這是一所私立學校，很小，只有三個初中班。地點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福煦路始筑于1910年，初名長浜路。1920年改用法國陸軍元帥斐迪南·福煦姓氏為路名（Avenue Foch），中文叫福煦路。1943年改為洛陽路。1945年抗戰勝利后又有了新名中正中路。1950年正式定名為延安中路。

另外三條馬路也都有新舊路名的沿革。霞飛路是法租界西區繁華主干道，始筑于1900年，初名西江路，后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1922年以法國將軍約瑟夫·霞飛（Joseph Jacques Césaire Joffre）之姓改稱霞飛路。1943年一度更名泰山路。1945年以國民黨元老林森之名改為林森中路。1950年定名淮海中路。

靜安寺路即今南京西路在1862年至1945年間的舊稱。

南京路即今南京東路，始筑于清咸豐元年（1851），初名花園弄（諧音譯作派克弄）。咸豐四年擴建后，俗稱大馬路。同治四年（1865）上海公共租界當局為紀念《南京條約》的簽訂，改稱南京路。1945年更名為南京東路，沿用至今。

汪曾祺執教致遠期間，上述四條馬路均有新路名（中正中路、林森中路、南京西路、南京東路）。但上海居民叫慣了舊路名，一時很難適應新路名。“滬漂”汪曾祺入鄉隨俗，也跟著身邊的上海人叫這四條馬路的曾用名。1983年夏在北京家中“揮汗”創作《星期天》，仍堅持沿用他當年在上海時對這四條馬路的習慣性稱呼。

所謂“當年”，不僅指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西南聯大肄業生、青年作家、初中國文教員“汪曾祺先生”旅居滬上的一年零七個月，還包括1939年夏來自蘇北高郵的高中生汪曾祺從上海出發去云南報考西南聯大時，對這座遠東大都市投去的匆匆一瞥。那時候上海這四條馬路的路名，跟小說《星期天》的叫法完全相同。

寫哪段歷史，就尊重哪段歷史的生活真實，絕不任意馳騁想象。僅此一點，足見汪曾祺創作態度之謹嚴。

路名如此，另一個細節也頗能說明問題，那就是關于校長趙宗浚（原型為高宗靖）住家的描寫。小說提到學校的“后樓”，“上面兩層是校長的住家”，校長“一天八小時，守家在地，下了樓，幾步就到他的小王國——校長辦公室，下雨連傘都不用打。”言下之意，這位當時還打著單身的校長只有校內這一個“家”。

但小說又提到“他有個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大胖子（我們見過他的遺像）”。單身的校長并非孤家寡人。小說既提到他已故的父親以及在五金行做事的弟弟，說明他還有別的家人。雖然他們跟小說講述的“這所學校”關系不甚密切，只是一筆帶過，但“趙校長”的家人們既然不住學校，那就必定住在小說未作正面交代的學校之外的某個別處，亦即趙校長真正的“家”。

《萬象》1942年第9期報道高宗靖剛當上致遠中學校長，“夏風（話劇演員高宗靖的藝名）雖在戲劇界中資格很老，而在教育界中卻是得意異常。今年已經榮任校長，門墻桃李，他對學校事務似乎重于戲劇工作。因學期結束，許多事情都要在這幾天辦理。雖在暑假，他仍是住在校中的。在三樓一間像是大家閨秀的閨房，便是他的臥室。”這篇新聞報道和《星期天》有關細節完全對得上：校長趙宗浚的原型高宗靖有兩個“家”，一是并未在小說中正面出現的某處（住著他的家人），另一處在校內（僅住高宗靖一人）。

現存高宗靖最早一份檔案（1961）顯示，高家住址為愚園路750弄“愚園新邨”某某號。承高宗靖之侄高霖老先生見告，其祖父早亡，生前經營藥材生意，育有三男一女，高宗靖為長子。上世紀40年代后期（高霖先生開始記事之時）全家從延安中路393號中德醫院隔壁某處（毗鄰致遠中學）搬遷至愚園新邨。高宅是上海人所謂新式里弄，但并非townhouse（多棟連排別墅），乃系duplex（兩棟四層樓公寓背靠背建在一起）。兩戶人家分兩個門洞進出，門前各有獨立小院。高家兄妹四人跟當時尚健在的高母一直住在這棟公寓，八九十年代才逐漸散居各處。

汪曾祺執教致遠期間，或許因本家老屋有點擁擠，高校長不得不另辟臨時居所。正好學校也有這個條件。盡管《星期天》未作正面交代，但字里行間頗多暗示。從這個細節也可見《星期天》紀實與虛構交融的特點，以及汪曾祺一絲不茍的創作態度與高超的“留白”技藝。他既寫出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也善于啟發讀者進一步想象那隱于水下的冰山的本體。

汪曾祺“復出”之后，有大量散文寫高郵、昆明、北京、張家口等居住之地。也有不少散文說到短期旅游和訪問所經的新疆、徽州、溫州、香港、愛荷華等處，卻始終沒有單篇散文專門寫他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只在一些文章中零星提到）。1983年夏，他突然愿意借虛構小說《星期天》，一次性集中濃縮地將其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生活娓娓道來。這究竟是為什么？“汪迷”們不妨嘗試做一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