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單朵桂花，米粒般纖小細弱，四瓣十字花形，毫不起眼。色淡者如象牙或淺金，色濃者似蜜蠟。而當它們密密簇擁在一起，源源不斷散發特有的甜蜜香氣，便擁有了濃稠的吸引力。唐人說“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飄”，美雖美矣，我卻覺得“飄”字略顯輕逸，桂花的香是有質感的，仿佛凝在空氣中，舒緩地流動。

桂花的好，還在能點化吃食。桂花藕粉、桂花糖藕、桂花拉糕、桂花酒釀圓子，江南的糕點有了桂花，色香味都得以升華。還有一尾清蒸鰣魚，星星點點的桂花恰是神來之筆。這是江南煙火里的芳華。

某年仲夏，遇到蘇州產的糖桂花醬，買了一小瓶，迫不及待地品嘗。甜蜜濃香里滲著一絲絲鮮咸，應該是先用鹽腌，再用蜂蜜浸泡調制的，有著獨特的口感。往酸梅膏沖調的冰飲里加上少許，別有江南風味，秋意竟似提前漫了過來。

后來國慶長假得空，去了崇明，有些出乎意料地在崇明學宮撞見成片的桂花樹。先前因工作來過數次，居然對這里有桂花毫無印象，想來還是太過匆忙了。所謂“人閑桂花落”，是需要閑情與心靜，才能聽見桂花簌簌落下的輕響。那個秋日午后，在古舊崇明學宮的院落里漫步，游客不多，桂花正好，溫暖透明的陽光下，桂花給了我無限欣喜。我拍下它們與灰瓦白墻互相映襯的身影，也記下了它們適宜沉靜的芬芳。那香氣細細碎碎，撫慰人心。

又一個秋日外出工作，工作結束后路過瑞金賓館，正遲疑著是否進去走走，桂花香已不由分說擁抱過來，仿佛某種溫柔的期待。于是，沿著紅墻綠茵一路緩行，優美的雕塑、沉穩的樹木、些許滄桑的建筑，都是那么貼近我的性情；還有一陣又一陣的桂花香，讓我再三駐足。無論怎樣奔忙，這座城市的生活中有太多細枝末節引人流連，恰如這瑞金賓館里的桂花。較之國慶假日所見，這次遇見的桂花的顏色更加淺淡，甚至有接近白色的。這才頓悟，崇明學宮所見是金桂，而瑞金賓館所遇多為銀桂。至于丹桂，則要于數年后方在魯迅公園得以相逢。

二

真正區分清楚金桂與丹桂，是在魯迅公園。在魯迅紀念館工作數年后的秋天，隨著工作不斷理清，內心漸漸安定。這才發現館內庭院、靠近甜愛路的圍墻邊，桂花開得真好。小小花朵，色澤在黃玉與蜜蠟之間，香氣濃郁，卻不擾人。而漫步魯迅公園，在鄰近紀念館西北角處的花圃里種植著樹干粗壯的金桂與丹桂。丹桂的香不及金桂強烈，橙紅色的花朵卻讓人看著格外愉悅。翻讀論述魯迅與花木的文章，知曉紹興魯迅故居內有株著名的四季桂，魯迅曾描述：“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著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說的就是這株四季桂。于是又去了解四季桂，它在桂花樹中是香氣最淺淡、花期最長的，可以花開四季。也隨即想起，曾在植物科普書籍中讀到過：色澤鮮艷的花朵通常不香，而顏色素雅的花朵則常常香氣撲鼻。那是造物主的相對公平——讓不同物種擁有各自的優勢。

轉眼又是秋天，我已是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數日里的午間，伴著忽遠忽近的桂香，從魯迅紀念館出發，在甜愛路、四川北路、多倫路、長春路與山陰路間往返。探訪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左聯會址紀念館、木刻講習所、大陸新村，追尋這些魯迅在上海生活的舊跡，遙想人到中年的魯迅，發須蓬亂，行色匆匆，雙目炯炯地行走在90多年前的上海街頭。如果也是在秋天，是不是會有桂花香消減他的煩憂？也猜想，頗愛花卉樹木的魯迅，在北京西三條后院親手種植過丁香，在上海大陸新村住宅的天井里種植了石榴，為何沒有種植帶有童年美好記憶的桂花樹？或是北方氣候寒冷使然，或是上海天井逼仄的不宜。

魯迅是否就此歇了對桂花的心思呢？

三

閃念之間，想起了在去年“魯迅與傳統箋紙展”上見到數張“桂花箋”。一張是王振聲（王邵農）所繪，右下角斜斜一枚方牌，旁逸的桂枝，葉片濃綠淺綠，綴滿玉色桂花，右上角題有“桂林一枝、昆玉一片”，用了晉人典故，有才學者自得曠達的風神瀟灑躍然紙上。一張是金城（金鞏北）所繪，樹干粗壯，桂花枝葉隨性搖曳，畫面整體淡赭色，很有些小寫意的味道。還有一張是吳徵（吳待秋）所繪，甚為清雅。

直到細讀魯迅1933年2月5日寫給鄭振鐸商議收集箋紙、出版箋譜的信，才恍然發現魯迅對桂花的牽念，或許早落在了箋紙上。這封信就寫在兩頁吳徵所繪畫箋上，第一頁所繪正是桂花，灰綠枝葉隨意搖曳，間或綴著點點碎金，故鄉的馥郁之氣彌漫在紙上。魯迅提筆寫道——

“西諦先生：

昨喬峰交到惠贈之《中國文學史》三本，謝謝！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就銷沈了。

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于各派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需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實為最便。且孫伯恒先生當能相助也。”

魯迅所寫這兩百來字，由周建人轉來鄭振鐸贈送的《中國文學史》啟首，表達謝意，轉而提及去年在北京琉璃廠所見箋紙，對自己留日時期的好友兼北京時期教育部同事陳師曾（陳衡恪）的箋畫創作加以盛贊，亦對受過陳師曾提攜的齊白石之箋畫創作表達賞識，但擔心不能維系長久。因此籌劃自備質地適宜的紙張，在多家紙鋪中選擇不同門派的佳作加以專門印制，又對紙張形制、印制色彩要比日常寫信所用箋紙濃厚加以說明，還需羅列序目，裝訂成書即為“箋譜”。除了專業謀劃，對如何運作統籌資金也有考慮，或先向同事、熟人提前約定預售，或完成后向愛好者出售。做如此費心費力之事的意義，并非為供文人書齋清玩，而是要為中國木刻留下歷史紀念。而托付鄭振鐸，因為當時魯迅在上海，而鄭振鐸在北京，選購箋紙相對便利，甚至魯迅還細致地提供了人脈助力，即在北京的時任商務印書館經理的孫伯恒。

四

在魯迅與鄭振鐸的通力協作下，1933年12月《北平箋譜》全書成，初版一百部。以“版畫叢刊會”名義編印的木刻彩色水印圖譜《北平箋譜》，全書六冊，線裝，以布函囊為一套，收圖約330幅，選用了當時多位繪畫名家的箋畫。書名由沈兼士題署，卷首有魯迅、鄭振鐸序各一篇，分別由魏建功、郭紹虞毛筆書寫。

魯迅在《北平箋譜》序中，介紹了我國古代木刻在世界藝術史上的絢爛成就及其興盛凌替的歷史過程，說明了箋譜由清光緒時“止取明季畫譜，或前人小品”鏤以制箋，發展到“文人特作畫箋”，而“畫師梓人，神志暗會，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的過程，以及林琴南、陳師曾、齊白石、吳待秋、陳半丁、王夢白等諸名家的藝術特色、地位和作用。還闡明刻印《北平箋譜》的旨趣在于：“此雖短書，所識者小，而一時一地繪畫刻鏤盛衰之事，頗寓其中；縱非中國木刻史之豐碑，庶幾小品藝術之舊苑，亦將為后之覽古者所偶涉歟。”

《北平箋譜》初版一百部中，魯迅留出若干，除自己收藏，在1934年2月之后陸續寄贈蘇聯木刻家協會、紐約和巴黎圖書館等國外機構，贈蔡元培、許壽裳、增田涉、內山嘉吉等友人。另有若干部放在內山書店寄售，很快售罄。正如他在與鄭振鐸謀劃此事的首封信箋上所言，“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

魯迅對桂花樹的記憶，是故鄉老宅里可供納涼聽故事的童年愜意；是“三味書屋后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的少年心性，也是傾注心力收選箋紙編印箋譜“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的中年執念。

紙有余香，桂花秋，落在了魯迅的信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