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師友書札》收錄錢鍾書函31封，楊絳函50封。楊先生致鍾叔河的信函主要是在錢鍾書去世之后寫的。鍾叔河比楊絳小20歲，為什么晚年楊絳給他寫了這么多信呢？ 在楊先生的幾封信中已有提及，如：“錢先生器重的人，我都當老師看待的。”（2006年9月25日楊絳致鍾叔河函）“你是負痛‘在朱純（按：鍾叔河之妻）去后還努力活著’，我是你的同情者，朱純又是我心愛的人。你會讓我陪伴你，關心你。”（2008年1月16日楊絳致鍾叔河函）“我承朱純偏愛，你當然會容忍我。我呢，我尊重錢鍾書所尊重的人，決不會‘懶得理會’你，所以你大可不必多心，怕‘引起我的不快’。”（2008年8月29日楊絳致鍾叔河函）“你和朱正都是錢鍾書喜愛的人，你們對他也很有情。”（2010年3月3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高齡楊先生對鍾叔河幾無話不說，極其信任。因為是老人之間的交流，“生死”總是回避不了的話題。

實際上，錢鍾書逝世后，楊先生一直在認真思考生死問題，在著作、文章和閑談中都有談及。在《文匯報》一次采訪中，她說，丈夫和女兒去世后，為了逃避悲痛，她特意找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所以選定翻譯《斐多》。之所以選《斐多》，原因之一是這部作品是討論生死問題的，切合她的境遇，而她自己年事已高，也正是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死亡”這個問題困擾著這位走到人生邊上的老人。——這又何嘗不是困擾所有走到人生盡頭的老人的普遍問題呢？ 這是道必須要跨過的檻。

從2005年開始，到2007年結束，整整兩年時間里，她嚴肅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我好像著了魔，給這個題目纏住了，想不通又甩不開。我尋尋覓覓找書看，從曾經讀過的中外文書籍——例如《四書》《圣經》，到從未讀過的，手邊有的，或請人借的——例如美國白璧德的作品，法國布爾熱的《死亡的意義》。讀書可以幫我思索，可是我這里想通了，那里又堵死了。”（《走到人生邊上·自序》，《楊絳全集》（第四卷），第19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她將思考的過程化成文字，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走到人生邊上》。這是本奇書。在這本只有四萬字的書中，她依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考，認真探討了“鬼神的存在”“人類靈魂的有無”“人的命與天命”“人生的價值”“靈魂的去向”“人類的文明”“人生的苦樂”等重大問題，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她是如何自我解脫的。她思考的重要結論是：人有靈魂；人各有“命”；人都得死，人死就是靈魂和肉體的分離；人生的價值在于鍛煉靈魂，因為人死之后，肉體沒有了，但靈魂仍在，鍛煉或不鍛煉的結果也就仍在。她明確地說：“只有相信靈魂不滅，才能對人生有合理的價值觀，相信靈魂不滅，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價值。”（《走到人生邊上》，《楊絳全集》（第四卷），第264頁）既然靈魂不滅，那肉體的死亡也沒什么可怕的了。——她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楊先生在給鍾叔河的信中，多次談及生死。這些零散的思考，可以看出她思想的過程。在思考的初始，她對死亡有恐懼，對人生的悲苦有很大的感慨。年老體衰，讓她尤以為苦。

我認為病與老究竟不同。不論久病、多病，病是外加的，臨時性的，可以治愈。老卻是自身的，是生命日漸萎弱，以至熄滅，是慢吞吞地死。慢吞吞，一面死，一面還能品味死的感受。我鼻子失靈已多年，去年起，耳始聾，耳機只能擴大音響，失去韻調，從此與音樂無緣了。唯一的享受是看看書，但目力也在衰退。（2004年1月21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前信在你看來甚為迂闊，什么上天慈悲。天道（？）遠而世道悲苦，從來“問天”天不答。我只知道這個人間不是我們永久的歸宿，而是折磨人的。但憂患孕育智慧，磨礪產生美德。我不是信徒，也不是無神論者，我正在捉摸一個問題：我去后，化土的化土了，靈魂來處來、去處去了，“我”還存在否？ 你說呢？ 我問得無聊嗎？（2005年1月12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因高燒住院，醫院捉住查身體，查出血壓太高，這是40多年的老病，經常服藥。這回又需加藥，所以疲軟，心態確是不同了。人間的悲苦確是無窮無盡，方以為苦盡甘來，悲苦還是不饒人。（2005年1月22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因為有出于對死亡的恐懼，在求解的過程中，楊先生逐漸傾向于神靈或靈魂的存在，甚至信“命”，并且把這種認識不時“灌輸”給鍾叔河：

我相信上帝沒有死。朱純純良，吉人天相。陶元亮“此亦人子也”是平常心。大偉人大英雄則是個性太強壓沒了天性，壞人都由自欺自騙蒙蔽了良心。我想不通為什么老天爺讓造化小兒在人間當政，命理亦如物理嗎？ 但我們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上帝并不因此滅亡。（2005年2月25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上帝死了”是這個時代的公斷。好多七十上下的朋友都說“沒有了”就什么都沒有了。鬼神靈魂云云，現在都看作迷信了，這很開明。蘇格拉底談了一整天靈魂不死，并未能證實。我倒不是要問靈魂死不死，而是要問問“絕對的公正”等“絕對的價值”有沒有？ 你嫌太“形而上”，但現在不仍在講什么真、善、美嗎？ 是非好惡之別，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2005年5月26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第一次聽談命是1929年暑假，我大弟弟晚上去世后的白天。媽媽悲痛又自責，那天我和弟妹、姐姐等在后園，忽聞墻外彈弦子聲，知是有名的一個算命瞎子，就叫女傭把他引進后園，叫他算算大弟的命。瞎子問“問什么”，答“問病”。瞎子掐指一算說：“天剋地沖，好不了。”我們懷疑他知道我家有喪（其實他無從知道）。我三姊先一年生子三月殤，我們就把死孩子的命叫他算，瞎子一算，勃然作色道：“你們家把我‘尋開心’（即作弄取笑）嗎？孩子早死了，‘有命無數’（我至今不懂何謂也）。”我們很抱歉，就把爸爸媽媽弟弟的命叫他算，算得很準。

這番算命，大大安慰了媽媽和姐姐。七三、八四是坎兒之說，大概也有七八分準。上帝是看不見而且是無從想象的，只能是唯心之論。但唯心的不必是不存在。我信的上帝是“天何言哉”的天，“吾誰欺，欺天乎”的天。這個“天”，不能是一團空氣吧？（2005年3月17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雖然篤信“上帝”的存在，或“靈魂不死”，她并不迷信這些算命的神奇，因為她知道有“術數”這門學問：

你所講的“數”，很通達。但瞎子用的，大約是“術語”。八字稱“命造”，由八字中“月干”推算出“運道”，由“日干”（即生日的干支）用乘除法推算出交運月年。（生日至節氣的日數，除3，余數乘120除30，etc.）（這是我的猜測。）如生日與節氣相重，或相隔日數小于3，就不能除3，就是活不滿一歲。當時有女傭在場，欺侮瞎子，喝聲“別胡說，孩子好好地在這兒呢！”瞎子氣得鼻子里冷氣直冒，連聲冷笑說：“你們家積得好大陰德，招得住這個孩子！”一口咬定“孩子早死了”。我們很驚奇。所以我后來看過些微一點點命理。西人所謂“性格就是命運”（Character is destiny）和命理有相符處。是什么樣的性格，就遭遇什么樣的命運。我并不迷信算命，只知有術數這門學問。（2005年4月5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周國平認為，楊先生“靈魂不死”的結論在關鍵點上遵循的仍是蘇格拉底的思路，即把靈魂不滅作為確定人生價值何在的根據。（周國平：《回家》，周絢隆主編：《楊絳：永遠的女先生》，第1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姑且不論“靈魂不滅”的真假，當糾纏思考者思想的結解開了，也就釋然了，恐懼也就放下了。肉體的“死亡”不再是件令人沮喪、絕望的事，而只是完成了一場靈魂的鍛煉。“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坐在人生邊上——楊絳先生百歲答問》，《文匯報》2011年7月8日）她摒棄懼怕，開始準備著“回家”前的各項準備，處處體味肉體“死亡”到來的氣息，不再諱言死亡、病痛。

她對“死亡”的樂觀態度，對其最后十余年的身體狀況產生了正面影響。——一個天天棲棲遑遑、畏懼死亡的老人，與一個笑對疾病和死亡的老人，其理論意義上的生命抵抗力肯定不在一個水平上。

楊先生晚年得了心臟病，但她并不畏懼，坦然對之，并認為比其他病要好，這大約也是她高壽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近來得了心臟病，胸悶心痛，就診后知道不嚴重，不過是心衰。反正這是我最喜歡的好病，（一）不傳染，（二）干凈，（三）干脆。（2008年11月29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忽覺胸悶心痛，是心臟病，但是不嚴重，心衰而不致衰竭。我這個年紀了，能得此最理想的病，是天賜大福，我稱心滿意，每天吃半片保護心臟的藥，一吞就沒事了。（2009年9月11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雖不懼死亡，但她還是很注重日常鍛煉，如“每天做做八段錦，運動運動”，氣功是很早就會了：

“龜息”我能，我為了想教我爸爸做氣功，對他的高血壓有用，為了教他，我就自己練習。但是我做氣功，與王安石所謂“氣功實不虧人”同病，愈坐雜念愈多。不過我的呼吸練得特長，最長的一呼吸是一分鐘又十五秒！！（2009年10月7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每日做“八段錦”（鍾書教我的），在屋里“魚游千里”，至少也走三千步左右。我的血液，完全合格，很了不起！ 一日三餐，吃得很清淡。每天吃鱸魚一小塊，不愛吃肉，最愛吃筍，常求阿姨多買點肉（她吃），肉里鈍[燉]點扁尖，我愛吃。（2011年3月6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我希望你經常運動，或散步，或學我每天做“八段錦”。（《辭源》上有這項目。）你雙耳帖[貼]服，耳輪甚長，是壽者相。（2012年10月11日楊絳致鍾叔河函）

100歲生日時，楊先生很得意地對人說：“長壽不是我自己努力的，如今我100歲了，真不容易，100歲的老太婆不多的！”“老而不死，是為賊，如今我是賊了！”她常開玩笑說：“俗話說‘好人不壽，壞人不死’，這壞人的行列可不包括我喔！”即使后來因病多次進了協和醫院，她還會很得意地說：“我可是協和醫院最老的病人了！”她笑稱自己是China Lady，既是“中國女士”，又是“瓷娃娃”，因為摔不得，一摔就碎。（莫昭平：《我是楊絳先生的小友》，《楊絳：永遠的女先生》，第227-229頁）

去世前幾年，楊先生自己平靜地處理身后事，甚至將遺囑定稿和公證，起草了自己的訃告。2012年3月17日在致鍾叔河信中，她坦言，“我正忙著處理身后事”，“我身體還健好，我只求再活一年兩年”。（2012年3月17日楊絳致鍾叔河函）她平靜地說：“老人的前途是病和死。我還得熬過一場病苦，熬過一場死亡的苦，再熬過一場煉獄里燒煉的苦。老天爺是慈悲的。但是我沒有洗煉干凈之前，帶著一身塵濁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走到人生邊上》，《楊絳全集》（第四卷），第308頁）當她散盡一切身外物，做完未竟之事，她覺得可以干干凈凈地上路了。——“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楊先生最后給鍾叔河的文字不是信，是寫在贈書《洗澡》上的題記，剛生完一場大病，時間是2015年2月13日：

叔河先生和他的寶貝外孫女兒存覽。

我剛生完一場大病（纏腰龍），還未復元，在協和醫院住了足足幾個星期，回家休養了大半年。正逢許多“首長”（指我的“首長”，與你無關）來拜年，險得把你這本書賠掉。

請告訴我她的姓名，以后她要什么可問我要。你的寶貝我也寶貝。

楊絳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三日

2016年5月25日凌晨1:10，楊先生在睡夢中離開了這個世界，“面容安詳，神情慈和，就跟睡著了一樣。”（吳學昭：《先生回家紀事》，《楊絳：永遠的女先生》，第167頁）享年10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