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成長直至成名，有許多或內在或外在的各種因素。對于女作家茹志鵑來說，除了她自身的文學天賦和個人努力外，與文壇前輩的鼓勵，寬松的文藝評論氛圍等，都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回望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茹志鵑走上文壇的這段創作路程，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新人的成才，不無裨益。

茹志鵑（1925—1998）祖籍浙江杭州，出生在上海。幼年喪母，父棄家出走，她從小由祖母在上海、杭州兩地帶大，到十一歲才讀小學一年級，讀讀停停，從小學到中學，加起來在課堂的時間不足四年。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她的處女作《生活》，發表在上海《申報》副刊上，內容寫的是一個大學生畢業后的遭遇。作品發表時，她已隨兄參加新四軍，先為根據地蘇中公學學員，后進入軍區文工團。在戰爭年代行軍途中，她一有間歇，就墊著背包，寫歌詞、快板、活報劇，供文工團隨軍演唱。

一九五〇年，她在《文匯報》發表了建國后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何棟梁和金鳳》，標志著她真正走上文學創作之路。一九五五年，茹志鵑從南京軍區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前身）編輯。這樣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積累，都是成為一個作家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之后，她寫出反映軍民血肉關系的短篇小說《百合花》，五千余字的作品，寫出了通訊員、新媳婦和文工團女戰士三個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說卻連遭退稿，意見是“這篇作品感情陰暗不能發表”。所幸的是，《百合花》后來得以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號的《延河》刊發。

兩個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時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茅盾先生，撰寫了《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談了他的閱讀感受。在細致分析了《百合花》的寫作風格、人物描寫、結構等方面的特點后，給予四個字的好評：“清新、俊逸”，并說：

“我以為這是我最近讀過的幾十個短篇小說中間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它是結構謹嚴，沒有閑筆的短篇小說，但同時它又富于抒情詩的風味。”

當年六月，《人民文學》發表了茅盾的這篇文章。茅盾在文中一共點評了十個短篇小說，給了《百合花》最大的篇幅。九月，《人民文學》轉載了《百合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選了茹志鵑的《百合花》，王愿堅的《七根火柴》，勤耕的《進山》，三篇受到茅公肯定的短篇小說，以“百合花”為書名，編入“文學小叢書”第一輯出版，并在《前言》中寫道：“這三篇小說，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故事簡短，情節引人，人物鮮明，它們在發表之后，受到了廣大讀者的喜愛。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這幾篇作品，我們把茅盾同志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作為《附錄》印在后面。”這是茹志鵑的《百合花》第一次正式出版。

同年九月，《百合花》收入茹志鵑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因為茅盾先生的評介，那幾年《百合花》幾乎成了無人不曉的短篇小說佳作，讀者爭相閱讀和熱議。由此，《百合花》成了茹志鵑的成名作。一顆文學新星，從上海冉冉升起。因而可以說，在漫長的文學之路上，茅盾是茹志鵑的“伯樂”。正如茹志鵑所說：“是茅盾同志對這個作品的熱情鼓勵，使我更堅定了決心和信心。”

之后，茅盾又對茹志鵑的多篇小說如《靜靜的產院》《春暖時節》等進行評論，冰心也撰寫了評論《靜靜的產院》的文章。這些小說都收進茹志鵑的第二部短篇小說集《靜靜的產院》，一九六二年八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茹志鵑三十歲出頭時在文壇前輩的關懷下成長為有成就的知名作家。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她擔任上海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時，也大力培養、提攜青年作者，宗福先、陳村、程乃珊、曹冠龍等青年作家脫穎而出。茹志鵑還常常到基層為文學青年舉辦輔導講座。記得九十年代中期，在市郊舉辦的展現普通勞動者風采的報告文學集《再鑄輝煌》的首發式上，我站在會場最后面，遠遠看到主席臺上的茹志鵑，這是我唯一一次見過她，可惜沒有機會交流和請益。

當然，我曾聽多位文學前輩飽含欽佩地談過茹志鵑。與她同庚的艾明之先生說起過，一九六一年，他與茹志鵑深入里弄、學校，合作趕寫電影劇本《春催桃李》的日日夜夜。作家毛炳甫曾說，一九八八年作協成立大眾文學學會，作為秘書長，他協助會長茹志鵑抓各項籌備工作，在學會創辦的《海派文學》第一期上，茹志鵑寫了創刊詞：“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相比，都是文學。冠以海派二字，作為地方特色，作為流派，更妙，更有其深意。”比茹志鵑小五歲的彭新琪，曾寫《風雨百合花》，談到從五六十年代與茹志鵑一起參加松江、奉賢干校勞動起，一起做了三十多年的作協同事，有談不完的話題。

而跟我談茹志鵑最多的，要數比茹志鵑大五歲的時年已百歲的文化老人歐陽文彬。《百合花》發表后，茹志鵑的作品在文學界和廣大讀者中引起廣泛關注。歐陽文彬時任《新民晚報》黨支部書記、副總編輯，因故受到了錯誤處分，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趙超構為保護她，讓她以“特約撰述員”名義，為晚報寫文藝評論。這樣，歐陽文彬有時間讀了大量文藝作品，而茹志鵑的小說，讓她讀后欲罷不能，遂提筆撰文，以書信形式，寫出文學評論《試論茹志鵑的藝術風格》。她開頭就寫道：

“志鵑同志：從你的讀者變成你的朋友，是我期待已久的事情，也是我的一次學習過程。當我讀著你那些清新雋永、風格別具的作品，為你所刻畫的普通人的精神美和充溢在字里行間的詩情畫意而感動、而贊嘆的時候，常常會產生一種探索你創作的秘密的渴望。”

她由《百合花》而回看茹志鵑十年間發表的二十多篇作品，一一作了分析評說，最后用了較大篇幅，對茹志鵑的創作提出期望：“為了說明問題，不妨提出以下幾點來商榷。”在取材、結構甚至人物的描寫上，歐陽文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到了一個不很確切的比喻，你的描寫方法有點像靜物寫生，細膩逼真，神采畢露，然而運動的感覺還嫌不夠，表現事物的發展也還不很充分。”這篇萬字長文，刊發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號的《上海文學》上。這是歐陽文彬第一次撰寫對當代作家的文學評論，也是文學理論界出現的第一篇對茹志鵑小說作出全面評論的文章。

一石激起千層浪。北京《文藝報》編輯找到歐陽文彬，說一些搞文藝理論的同志肯定了她對茹志鵑作品的藝術分析，但對文中提出的一些商榷建議認為不太妥當，準備寫文章再“商榷”。之后，《文藝報》先后發表了侯金鏡的《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潔泯（許覺民）的《有沒有區別？》，這些與人為善的討論文章，很快經報刊轉載，引起了更多讀者的關注。同時，歐陽文彬又寫了《〈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如愿曲——訪茹志鵑》，均發表在《新民晚報》上。可以說，歐陽文彬的三篇文章，在文學界和讀者中，進一步擴大和提升了茹志鵑作品的社會影響力。

與此同時，上海作家協會聞風而動，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先后舉行了四次“茹志鵑創作討論會”，這在上海作家中，是絕無僅有破先例的。會上就茹志鵑創作發展、創作特色和風格、題材及人物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所幸歐陽文彬保留了這四次討論會的鉛印簡報“論點摘要”，這薄薄幾頁、泛黃的四期簡報，使我得以了解當年討論會的出席人員和具體細節。參加討論會的有作協領導、作家、評論家以及讀者代表，其中包括吳強、魏金枝、王道乾、王西彥、歐陽文彬、唐克新、陳鳴樹等。茹志鵑也參加了全部四次討論會，并給予積極回應。在一次討論到作家如何對待自己在人物寫作中的長處和短處時，茹志鵑發言說：

“不管歐陽文彬同志或侯金鏡同志的文章，他們指出的所長所短，都是我過去沒有明確的問題。我覺得評論工作者對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深深地考慮了自己的短處這個問題，沒法回避這個問題，作品人物要有發展，就不能回避自己的短處。”

《文匯報》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五日刊發綜合報道《作協舉行茹志鵑作品討論會》：“討論會上一致肯定茹志鵑在創作上取得的成就和她的小說的藝術風格，并認為值得在理論上加以探討和總結。討論主要集中在茹志鵑作品的題材與風格的關系和人物創造這兩個問題上”，并把與會者各種不同的觀點作了歸納。北京《文藝報》也選刊了細言（王西彥）和魏金枝在討論會上的發言，以“有關茹志鵑作品的幾個問題”“也來談談茹志鵑的小說”的題目分別刊出。

可以說，從茅盾對《百合花》的點評推薦，到歐陽文彬的評論與訪談等三篇文章，再到上海作家協會連續四次召開茹志鵑創作討論會，都匯聚成一股力量，這股力量為當年青年作家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文學生態環境。從茹志鵑成為文壇著名作家的個案中，可以給人們許多有益的啟迪。

《百合花》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近期王安憶把母親的這篇小說改編成舞劇，讓《百合花》在舞臺上綻放。時光漫過半個多世紀，作為一篇優秀的經典小說，《百合花》依然散發著沁人心脾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