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關于20世紀40年代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視野，其中“戰時中國”的范疇對于認識現代中國、認識20世紀40年代中國與世界的連帶感、認識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起源語境，進而重新認識何為中國的現代，都具有總體性的研究范式意義。

“戰時中國”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中華文明的形態。歷經戰爭的洗禮，“現代中國”在多重維度被重建和再造，既重組了民族國家形態，重估了古典文明，重建了未來遠景，也重置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在文學領域，也重新建構了“戰時詩學”。本文選擇六個角度粗略觸及一下“戰時中國”所蘊含的一些具體話題域。

第一，勾勒“問題脈絡”。戰時中國的文學實踐被研究者落實為一系列具體的“問題脈絡”，從多個維度重新打開戰爭年代中國文學的面向。“戰爭”既被理解為戰時中國的關鍵結構、核心主題和歷史前景，也被理解為心理背景、歷史可能性和詩學形式遠景。有研究者勾勒了戰時的十個具體“問題脈絡”：“書寫危機”“抵抗失敗”“戰爭組織”“日常經驗”“戰時遷徙”“文學重塑”“自我成長”“再造現實”“時代編碼”“銘寫未來”（唐小林《明日的藝術：戰爭年代的文學經驗與形式實踐》）。這十個“問題脈絡”，揭示了現代中國文學在戰爭年代的獨特價值和形式創新，為理解戰時中國的歷史面貌提供了一個具體性和總體性兼備的研究視野。

第二，重建遠景。戰爭年代的一個重要文學主題是“重建遠景”。戰時中國的遠景敘述中蘊含著豐富的議題，既是抗戰建國遠景、文化政治遠景，也是作家們的心理遠景，同時也是文學形式遠景。作為遠景的形式意味著戰時中國作家所創造的文學新范式，既在積極應對戰時語境，同時也凝聚了對未來中國和世界的想象。關于遠景的文學想象力因此是充滿生命、政治、社會和歷史激情的。有研究者從沈從文的著述中提煉出了一個“明日的藝術”概念，為總體把握戰爭年代中國文學的未來取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但是，這種戰時遠景的“未來性”也在一定意義上是以“未完成性”存在于戰時中國的文學圖景之中的。我們無法忽略的是，戰時作家一方面在暢想“明日的藝術”；另一方面，“明日”究竟以何種形態呈現或者到來，大部分作家其實都感到茫然。有研究者認為：“戰爭年代的作家們對‘明日’的想象，往往關聯著一系列‘難題’。例如，如何在抗戰語境下完成自我改造并獲得成長？怎樣將個體的經驗與抗戰的進展、國家的重建結合在一起？……而在大后方，戰爭的局勢更直接地影響了作家們對遠景的敘述，特別是隨著戰爭帶來的破壞，有關未來的想象往往變動不穩定起來。”（唐小林《明日的藝術：戰爭年代的文學經驗與形式實踐》）這種“變動不穩定”之中，也涉及戰時中國文學的另一個向度，即“未完成性”。

第三，未完成性。戰時中國的作家們對遠景的憧憬也與遠景的缺失并行。戰時作家及其筆下人物的“自我”在歷經戰爭的淬煉走向成熟的歷史主體的同時，也展現出一部分作家屢屢遭遇的是“失敗”的挫折，是“危機時刻”。與危機書寫和“抵抗失敗”相關聯的則是作家的主體塑造也具有某種未完成性，進而影響了文本形式層面的未完成性，“未完成性”也由此構成了戰時文學的一個總體線索。在戰爭年代的創作中，我們既能讀到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暴風驟雨》中所塑造的堅定的革命主體，也能看到卞之琳《山山水水》中遷徙漂泊流動的主體，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中正在形成中的主體，蕭紅《馬伯樂》中“反成長”型主體，或者錢鍾書《圍城》中隨俗沉浮的主體。如果說小說的形式即主體的形式，那么戰爭年代相當一部分小說表現出的是一種“嵌入的主體性”：主體是被嵌進作家正在塑造的形式之中的。也正因如此，戰時的中國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呈現出一種‘未完成性’”，而這種“未完成性”“已經成為抗戰文學的一種癥候”。一方面，戰時中國的作家在創作中盡可能地呈現波瀾壯闊的大時代，但另一方面，時代依然在行進中，天地玄黃未定，因此作家們對歷史長河的走向，也依然在摸索中。這種未完成性，也是一個巨變時代在小說形式層面的癥候性體現。

第四，作為戰時中國的后設視野的“新中國”：轉折年代的歷史意義。戰時中國的“未完成性”還表現在：從提出“抗戰建國”主張伊始，現代中國就試圖指向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形態的生成，而這個新國家最終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誕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戰時中國作為某種歷史中介，聯結的是始于“五四”的現代中國和社會主義新中國。但現代中國在何種意義上依然構成了社會主義中國乃至當代中國的起源語境？“抗戰建國”與世界范圍內的民族國家問題之間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的關聯？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進一步整合到關于戰時中國的闡釋范式之中。

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20世紀40年代文學研究，都揭示出戰時中國所內含的聯通現代中國與新中國的跨越性和轉折性意義。如果說賀桂梅的《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一書較早地揭示出新中國成立前后歷史與文學的豐富性，特別是“當代文學”這種文學形態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那么路楊的解放區文藝研究也嘗試進一步打通現當代文學，把問題視野下延到社會主義時期。這一研究的跨越性意義，不僅體現在聯結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文學和新中國的十七年文學，而且是以新中國成立這一中國歷史新紀元重新追問20世紀40年代作為轉折年代的特殊意義，“撐開這個歷史時刻所蘊含的政治想象力與文學創造力”。這就是作為戰時中國的后設視野的“新中國”對于思考戰時中國這一轉折年代的歷史意義。

第五，戰時中國新的詩學視野與詩學模式。戰爭所改變的還有詩學形態。比如“反諷”，就是戰時中國文學中特有的兼容了審美與倫理的詩學模式。戰爭年代對倫理維度有著越來越突出的強調，而倫理學與美學維度的疊加，也使戰時中國文學獲得了新的詩學視野。反諷既有一種倫理學訴求，也是一種審美模式，對于戰爭帶來的更趨復雜化的文學體驗來說，堪稱找到了一種適配的微觀詩學。

此外，“戰時中國”還有一些新的社會歷史向度在文學文本和審美意識中“形式化”地生成：譬如“遷徙”與“流動”被研究者視為一種作家和人物主體的社會形態學形式以及文本結構中的詩學形式；風景意識隨著作家獨特的戰時體驗也進一步更新，卞之琳在長篇小說《山山水水》中就表現出對戰時“山水”概念的新理解，進而與中國古典文人畫中的山水呈現進行比較，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戰爭年代的“山水”和風景意識與傳統的“風景”觀之間的差異性和創新點到底體現在何處；20世紀40年代文學中內含的“遠景敘述”問題也與“明日的藝術”概念互為表里；戰時的抒情方式以何種方式在發生變化，在徐遲主張“抒情的放逐”之后，戰爭年代新的抒情方式到底有沒有產生，又應該對其進行怎樣的理論化探討。這些或許都構成了戰時中國的“詩學新質”。

第六，同步于世界歷史進程的“戰時中國”。戰時中國也史無前例地被納入現代世界體系之中，因此，“抗戰建國”不僅僅是中國自己的內部問題，歐戰以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也為在更廣闊的地緣政治中理解中國的出路以及遠景問題開啟了新的世界性視野。戰爭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然站在了全球立場來看待抗戰以及內戰問題。戰時中國所流行的諸種政治、文化、文學思潮都保持了和西方世界的同步性，印證的是20世紀40年代世界空前的一體性格局，中國作家第一次真正感覺到世界就在自己的身邊。而正因為整個世界都在探索新的道路，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文化走向、意識形態的選擇，都在世界主義潮流中獲得了總體性的參照視野。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