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呂新大概是在2018年左右，那個時候忙著做碩士論文，悶頭悶腦地想著研究一位山西本土作家。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看到了呂新的《下弦月》《白楊木的春天》。于是把它們借過來，打算一個禮拜內讀完。就這樣，在一種緣分和巧合之下，一位極具個性的先鋒作家躍入了我的視野。再后來，與呂新的交集，是在參加工作后。出于一些基本的接洽，常常要叨擾一些作者，當然呂新也在我叨擾之列。加過聯系方式后，匆匆寒暄，微信上只留下只言片語。一年后，單位舉辦一次大型活動，我才真正見到呂新本人。我吃驚于他驚人的記憶力，也被他身上那種內斂、含蓄、親和的氣質所打動。于是，當得知呂新在跨越8年后，又有一部長篇小說《深山》面世時，我便按耐不住寫作的沖動，總想寫點什么。讀《深山》時，在后記中看到了這樣一句話“不說別的，只說一點，不寫下這些，連山上的山楊樹、山下的那些白楊樹也會愧對，以后還有何面目和理由再走到它們的面前。”或許我想寫下點什么的初衷正是如此。不寫點什么，愧對叨擾過的呂新，愧對我蓬勃的創作沖動。

一

從1986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那是個幽幽的湖》開始，呂新已經創作30年有余。在30多年間，他心無雜念，勤奮地探索和創作，寫下了大量的長篇、中篇和短篇小說。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的背景是20世紀60、70年代的晉北農村，《深山》也不例外。這或許與其出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呂新出生于山西大同的左云縣。左云縣地處塞北高原，是山西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之一。常年受溫帶半干旱大陸性氣候影響，土壤貧瘠，傳統農業發展十分落后，山區農民的生存狀況異常艱難。所以當呂新決定書寫鄉土世界時，自然地將目光聚焦于晉北農村，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在實現著精神的返鄉。其在小說中一度再現晉北地區的風俗人情、地理風物，思念和回溯著他曾經棲息和依存的故鄉。這樣一種顯著的文化烙印，也成為呂新鄉土書寫的特殊面目。無論是《瓦楞上的青草》，還是《哭泣的窗戶》《深山》，都篆刻著呂新鄉土書寫的標識。

《深山》并不算是一部可讀性強、容易進入閱讀狀態的小說，相反它是一部需要跨越閱讀障礙，細細品咂的藝術作品。翻開目錄，全書包含29個章節。這29個章節的題目，有的是一句話，有的是一個詞。如果你僅僅停留在前幾章，那么極有可能會放棄閱讀。當你試圖繞過復雜的敘事，直接沖到故事結尾，尋找一個所有的小說都應該有的結局時，你發現作者呂新比你更加狡詰。在有的章節的末尾，你能夠得到的只有一個畫外音，而你完全無法辨別出，這樣一個游離于敘事之外的聲音究竟是由誰發出的。于是，問題回到了我前面做出的那個大膽論斷：呂新的鄉土小說是有自己的特殊標識的。這樣一個論斷中，不僅包含著他所聚焦的那樣一個特殊年代，更在于他如何寫，他是怎樣寫下這樣一個在時間和空間交匯處的晉北鄉村的。

很多人說，在山西這片土地上，或者說山西文壇，最深沉的寫作傳統是現實主義，而呂新是開在黃土高坡上的一朵奇葩。這么多年來，他一直堅守著孤絕的創作路徑，不被市場、消費、網絡等新質生態所影響，或許是他自覺疏離于大多數之外，而也因此收獲了關于“少數人”“少數作品”的榮譽和掌聲。先鋒作家的標簽一直被賦予著呂新，這與他獨特的藝術感覺、想象回憶息息相關。不知道他本人是否認同這樣一個定義，但我想大多數閱讀者都會在他的文本中體會和驗證到。甚至可以說，一部盡管沒有任何署名的小說，單單看文本本身，對呂新足夠了解和熟悉的讀者一定能一眼看出它是呂新的作品。

二

在《深山》中有一點不得不引起關注，那就是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來說，這部小說中有沒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依我愚見，呂新似乎只是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群像，并不刻意地渲染筆墨和區分人物的主次。呂新給予人物筆觸和深度，將他們變得立體、綜合、致密，使他們成為與主題相契合的源頭，以此為深山的氛圍提供依據，為敘事的推進提供動力。五燈、耗子、富貴、七板、連富、銀煥、杜林，甚至包括沒有任何名字的“她”以及那些面目模糊，連姓名和稱謂都沒有的村民等人物，在文本中自然地出場，自然地成為深山的一部分。他們的靈魂幾十年來就像被鐫刻在深山中一樣，與深山的風貌彼此呼應。也因此，當他們被錯落安插于小說各個章節中時，讀者像尋找一個謎底一樣，跋涉在章節之間，去發現藏在深山處的他們，去尋找他們在小說中留下的一點蹤影和痕跡。他們多數匍匐在生活的底層，有的甚至生活在正常世界之外。銀煥是一個“瘋人”，一名精神疾病患者，他的患病原因小說里未曾提及，但他的瘋癲在與學校的較量中表現激烈。當學校就建在他家房頂時，他不斷地往學校投擲石頭，被視為異類的他，成為令校長和老師們頭疼的難題。他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著學校的防御工程。而就在他們想方設法準備砌一堵石頭墻時，銀煥竟然悄無聲息地死了。沒有親戚的送別，也沒有一支白花花的出殯隊伍，銀煥的喪事如默片電影般草草結束。更離奇的是，在銀煥死后不久，耗子他媽和耗子也先后死掉了。于是，這一家人從此永遠地離開了村子。他們躡手躡腳地來到這個世界，隨后又悄悄地死掉，沒有人祭奠，更沒有人在意。多少年來，人死了一茬又一茬，而那些山，動也沒動，這些死掉的人，在深山中謝幕，又在深山中被遺忘。

小說中始終有一個問題困擾著我，我想也是困擾大多數讀者的問題，那就是杜林是誰？杜林筆記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閱讀過小說的朋友應該都深有體會，隨著小說第一章結束，杜林筆記便開始呈現。而直到在小說的第24章，這個叫杜林的人才遲遲出場。他戴著一副眼鏡，用著一支蘸筆，趴在一張又舊又稀松的桌子上奮力寫著些什么。杜林的筆記將近30篇，將它們串在一起，像杜林一部單獨的日記。其實與其叫杜林筆記，不如干脆叫杜林日記。這部日記里一端連著山村，一端連著杜林自我，既寫到山村的日常人事，也勾連著杜林的私人生活，浮沉著杜林的無限思索。它與主文本相互呼應，又有所區別。深山中發生的一切事，閃過的所有光景，在杜林日記里都以另一種角度和聲音記錄，而同時杜林本人又被更大的敘事框架所裹挾。睿智的讀者一定能看出來杜林是小說中唯一一個具有著“寫”與“被寫”雙重使命的人。通過杜林相親一事，他被美琳描述成“腦子不太正常，還有點瘋瘋癲癲，不通人情的味道。說話、做事硬邦邦直挺挺的，沖著人就過來啦”的怪人。讀者在杜林筆記和主文本中轉換挪騰，一方面體驗著呂新的敘事魔法，揣度著杜林的人物特性；另一方面或許會思考除去敘事技巧上的考量，杜林這個人物的象征意義。其實在我看來，杜林或許更大程度上像一粒火種，他以一種啟蒙者的姿態，展現著深山的路徑和朝向。

三

最后我想說說呂新的語言。呂新的語言歷來被人所稱道，王春林認為呂新是一位語言的天才，吳義勤將呂新的語言總結為——“神奇的想象，飛動的意象，隱秘的意識，深邃的內心，復雜的能指，詩性的隱喻，反諷的修辭，若隱若現的意義，再加上抒情地、交響樂般的節奏，就是呂新語言的全部奧秘”。其實，呂新的語言之所以能受到評論家們的贊賞，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他對語言的敏感，對小說語言質量的恒定追求，對于小說語言的把握。他曾說“我覺得一個寫作的人，一個與文學相伴一生的人，先別說你要肩負什么，擔當什么，但是至少要貢獻出一種屬于你自己的語言，這應該是一種最低的要求”。呂新將語言視為小說寫作的最低標準和第一要務，因為有這樣一種充分自省的語言意識，也難怪其被津津樂道。實事求是地說，作為呂新的讀者之一，我在呂新的小說語言中有三點發現：第一個發現是呂新非常喜歡精確地描述各種顏色，他巧妙地將所有的物體都賦予或明或暗，或灰調或明媚的狀態。在他眼里，“山川又黑又硬”“地上的雪放射出一種又藍又白的青光”“漫長而破舊的山區歲月始終以土黃色和黑褐色兩種顏色相繼交替著重復出現”“孫五露出蛀黑的牙齒和灰色的笑容，一顆布滿青筋的頭剃成青白的葫蘆”“她一個人在空蕩的山區里走著，沿著一種草綠加牛毛黃的方向走了很久”……以上種種，讓我強烈的感覺到在作家這一序列中，呂新對色彩的把握比其他人要更突出，他能很敏銳的捕捉到具象的色彩。或者換一種說法，因為對顏色足夠的諳熟于心，使他像一個油畫家一樣，能在不同的語境下，找到對應的色盤。第二個發現是小說中常常出現新奇獨特的比喻。呂新對比喻手法的運用總是新穎別致，出乎意料，因此常常能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效果。“山鷹像幾件山區小孩穿的黑棉襖，被扔到天上慢慢地飄著，一會兒扣上，一會兒又解開”“歌聲像一條短細的繩子一樣纏繞在夏日炎熱的山區，有時又如柳條一般從臉前拂過”“梯子一樣的坡，螺絲形狀的路和褲子一樣的河，冷硬的窩頭和癱軟的干飯一樣的房子”“很多地方又黃又亮，有些山崖像極了才出籠的糕”……本體和喻體的奇妙組合，讓本就陳舊的語言抽出新芽、長出枝葉，煥發出勃然生機，也令讀者拍案叫絕，卻原來還可以這樣比喻。第三個發現是語言的減法。呂新在文本中一如既往地保持著敘事的冷靜和持久的耐心，將高密度的情感壓抑在寥寥數語之下。“她看見公公在笑，一時不確定是不是在冷笑。只看見一笑的時候，長期在他臉上睡覺的那些麻子就劈里啪啦地起來了，都叮鈴咣啷地出來了，跳舞的，亂竄的，有一些因為剛睡醒的緣故在伸胳膊伸腿的，用手揉眼睛的。”在“她”內心的感情不斷翻涌到達頂峰時，代之以對公公臉上麻子的聯想，以此產生的張力，正襯托出恰到好處的語言用力。

以上，便是我對《深山》的一點體悟，希望有更多的讀者閱讀《深山》，更多的評論家關注《深山》。

吳倩蓉，女，山西長治人，山西大學文學碩士，現任職于山西文學院（山西網絡文學院、山西文學博物館），主攻文學評論，數篇文章發于省級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