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深秋，我到江蘇淮安參加一個頒獎典禮，禮堂里歡聲雷動，在臺上領獎的我突然看到了坐在前排的周明老師。他微笑著朝我豎起大拇指的樣子，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如今想起這個瞬間，如煙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記憶中閃現。

作者和周明（左二）

“周明，我愛上他了！”

改革開放以來，報告文學創作呈現良好勢頭，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等一大批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我就是在讀了這些作品后才走上創作報告文學這條路的。

《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遲和主人公陳景潤，我都打過交道——徐遲在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頒獎大會上給我頒發過獎狀，而陳景潤曾經是我的病人。陳景潤很內向，不善于同人打交道。報告文學是“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寫”，《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能成為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扛鼎之作，采訪的成功功不可沒。而成功的采訪背后，有一個無名英雄——編輯周明。

我是在1992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頒獎大會上認識周明的。當時，我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獲獎者，他是一個德高望重的編輯。他是陜西周至縣人，2歲喪父，9歲喪母，他非但沒有在不幸中沉淪，反而自強不息，憑著不懈的努力考取了蘭州大學中文系，以優異成績分配到中國作協工作。

新時期的文學究竟怎么寫？《人民文學》編輯部的編輯們坐在一起集思廣益。周明當時是《人民文學》雜志散文詩歌組的組長，他聽說有個叫陳景潤的數學家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難關，在國外引起轟動，便邀請作家徐遲來寫他。周明找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苦口婆心地講了采訪陳景潤的理由。方院長說：“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在中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應該大張旗鼓地寫。”在方院長的關心下，周明陪同徐遲興沖沖地來到中科院數學所，找到了書記李尚杰。

門緩緩打開了，李書記領著一個又矮又瘦的男人走了進來。只見男人穿著一件四個兜的藍色中式棉襖，棉帽一個帽耳耷拉在臉前，一個帽耳翹到了天上，白襯衫一個角掖在毛衣里面，一個角露在毛衣外面。也許是深秋氣溫低的緣故，他的臉凍得紅撲撲的。徐遲細細地打量著來人，李書記對徐遲和周明說：“這就是小陳。”

周明緊緊握著陳景潤的手介紹說：“你好，我是《人民文學》的編輯，我們請作家徐遲來采訪你。”徐遲向陳景潤伸出了手，陳景潤握著徐遲的手，眼睛卻看著李書記說：“噢，徐遲，我知道，他是詩人，我讀過他的詩。”徐遲聽說陳景潤讀過自己的作品，高興地說：“陳景潤同志，我這次來是要寫你。”

誰知陳景潤卻一個勁兒地說：“你們不要寫我……你寫數學可以，但是不要寫我、不要寫我。”

碰上這樣的主兒，徐遲沒轍了。周明不死心，沖徐遲眨了眨眼睛。李書記心領神會，對陳景潤說：“小陳你先回去吧，徐作家和周編輯大老遠跑來，我先安排他們住下。”

當天晚上，周明連夜趕到時任《人民文學》主編的張光年家里，匯報了與陳景潤接觸的情況。張主編聽后果斷地說：“好啊，這個科學家值得寫，告訴徐遲一定要寫好，下一期《人民文學》發頭條。”

周明陪徐遲一道和陳景潤交朋友，夜以繼日地搜集資料，終于取得了陳景潤的信任。徐遲不僅采訪陳景潤，還大量地做外圍采訪，像華羅庚、沈元、張廣厚、楊樂等老中青科學家，他足足采訪了幾十人。那時候徐遲沒有錄音機，無論走到哪里總是拿著筆記本認真記錄。為了防止遺漏，周明也拿著采訪本記錄。每天晚上，周明都要與徐遲一道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核對采訪筆記，研究第二天的采訪提綱，商量怎么寫。如果兩人記錄的數據有誤，則一定要當晚問出個子丑寅卯來。

徐遲覺得陳景潤這個人外拙內秀，深入生活使徐遲對陳景潤產生了敬意。他悄悄地趴到周明的耳邊，指著陳景潤對周明說：“周明，我愛上他了！”

聽到徐遲真誠而富有詩意的語言，周明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作為編輯，他深知作者和主人公“相愛”有多么重要，只有真正交朋友，心心相印，作者才能捕捉到主人公心靈的閃光點。徐遲內心很有激情，對周明說：“科學論文咱們讀不懂，但科學家這個人咱們可以讀懂。”

自從徐遲“愛”上陳景潤后，他的采訪順利多了。他不負眾望，以生花妙筆寫出了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周明把稿子送到編輯部，責任編輯王南寧含著眼淚連夜編輯稿子。王南寧一審、周明二審、張光年三審，《哥德巴赫猜想》很快就刊登在《人民文學》1978年第1期頭條。作品一發表便好評如潮，編輯部的電話都被讀者打爆了，讀者來信更是裝了一麻袋。這篇佳作當之無愧地獲得了“1977-1980年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哥德巴赫猜想》既有徐遲出眾的才華和澎湃的詩情，更有他對陳景潤心有靈犀的理解。周明像一個出色的紅娘，把作者和主人公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為黃宗英的采訪鋪路搭橋

二十幾年前，在中國科協和《十月》雜志召開的文學研討會上，我作為作者做了題為《讓文學和科學走進婚姻的殿堂》的發言，熱情地稱贊作家黃宗英為了寫《大雁情》不辭辛苦到秦嶺的大山里摸爬滾打，為了寫《小木屋》冒險到西藏原始森林區收集素材的事跡。后來，我才曉得是周明安排黃宗英到秦嶺采訪，陪同她到西藏體驗生活的。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令人振奮，《人民文學》雜志特意從全國請來徐遲、秦牧、魏鋼焰、黃宗英、柯巖五位作家撰寫歌頌科學家的報告文學。周明和王南寧陪同五位作家住在科學大會代表下榻的西苑飯店，與科學家交朋友。

望著會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黃宗英尋思著，這么多能人究竟寫誰好呢？她不經意地翻閱著代表名冊，心里敲著小鼓。突然，她發現陜西代表團有一個叫作秦官屬的人，名字后面有一個括弧寫著“列席代表”四個字。她很好奇，問周明這么多代表，怎么別人都是正式代表而她偏偏是列席代表？如果她不夠格為什么又能列席？周明也百思不得其解，便拉著黃宗英、柯巖和王南寧來到秦官屬的房間問個究竟。作家的職業敏感使黃宗英敏銳地意識到這個人有故事，她斬釘截鐵地對周明說：“我就得寫這種人。”

黃宗英跟陜西不熟，而周明是陜西人，他立刻幫黃宗英買好去陜西的火車票，又給陜西省科委打電話，用家鄉話與人一拉呱，馬上與老鄉拉近了距離。在周明的安排下，黃宗英和秦官屬一路乘火車來到西安，黃宗英跟著秦官屬來到了秦嶺的大山里，親眼看到秦官屬對事業的執著和農民對她的喜愛。黃宗英和秦官屬睡在一個土炕上，同吃同住無話不談，拜秦官屬為師學習植物學。秦官屬不再把黃宗英當成一個作家，而是當成一個大姐。她含著熱淚向黃宗英敞開了心扉，黃宗英一邊記錄一邊掉淚。黃宗英滿懷激情一氣呵成寫出了名作《大雁情》，后來也獲得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黃宗英的另一篇報告文學《小木屋》同樣是周明做責任編輯。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作協首次組團去西藏訪問，黃宗英是團長，周明是秘書長。他們在西藏轉悠了一個月，日喀則、拉薩、山南、那曲都跑了，深深地被西藏高原獨特的魅力所折服。天漸漸冷了，他們決定返回。飛機票非常緊張，周明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買到了機票，可就在啟程的頭一天下午，黃宗英突然對周明說：“周明，我不走了。我剛才在招待所碰上個熟人，我想跟她一起到林區去。”

周明焦急地問：“你說的熟人到底是什么人？”

黃宗英說：“她叫徐鳳翔，是南京林學院的植物學教授。我聽過她做報告，她是半年在南京教書，半年到西藏林區。她昨天剛進藏，剛巧我可以跟蹤采訪。周明，你就理解我吧，我必須去。”

周明知道黃宗英的脾氣，只要她認準的事情，十頭水牛也拉不回。他說：“明天早晨我們上飛機，機場離駐地很遠，你就不要起來了，這是高原，你千萬要注意安全。”第二天早上，當訪問團同仁乘車時，黃宗英拿著一沓信遞給周明說：“我寫了幾封信，請你到北京后幫我寄走。我找不到糨糊封口，你不許看啊！”

周明一看信封，有寫給黃宗江的，有寫給童大林的，還有寫給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后來才知道，黃宗英寫給哥哥黃宗江的那封信，正是遺書——

親愛的大哥：

您好！我跟隨植物學家徐鳳翔到西藏林區采訪去了，那里人煙稀少，有蛇，還有熊瞎子。聽說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揮掌，人的脖子就斷了。可我寫報告文學必須采訪，我進林區了，萬一出了事，請您有個思想準備。

小妹：宗英

得知這一信息，周明的心不由得揪了起來。他既為黃宗英的敬業精神感動，也為她的安全擔心。回到北京，一連半個月沒有黃宗英的消息。周明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他氣喘吁吁地跑到郵局，發了封電報到曾經住過的部隊招待所——

宗英：

你在哪里？請告訴我。

《人民文學》周明

此時此刻，黃宗英正跟隨徐鳳翔在西藏林區采訪。西藏高寒缺氧，黃宗英既要應對高原反應，又要采訪記錄，還要策劃結構，其甘苦可想而知。功夫不負有心人，因為采訪扎實、寫作用心，她的報告文學《小木屋》寫得生動感人，再次榮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其實，我對黃宗英60年代寫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里的一些細節至今記憶猶新，這篇佳作的責任編輯也是周明。為了幫助黃宗英寫好作品，周明曾親自跑到上海黃宗英家，與黃宗英、趙丹一道商量怎么寫活這些人物。黃宗英是演員出身，習慣性地想到演員的亮相，她想一開始就讓主人公亮相，把人物性格寫出來。周明絞盡腦汁想點子，趙丹也出了不少主意，光一個開頭三個人就討論了十多遍。正是有了周明和趙丹組成的智囊團作后盾，黃宗英一鼓作氣寫出了《小丫扛大旗》，這篇報告文學還受到了周總理的表揚。

作家的良師益友

周明是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至九屆名譽委員，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他先后擔任過《人民文學》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他為人善良，待人誠懇，平易近人，廣交朋友。在他的身上，閃現著編輯高尚精神境界的火花。

一天，臺灣作家柏楊的妻子張香華給他打來電話，商量周明代表中國現代文學館到臺灣接受柏楊捐贈手稿文物事宜。周明和柏楊夫妻相識逾二十年，相當熟知柏楊的寫作歷程。周明當時供職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硬件設備非常新，館藏與研究推廣條件符合國際標準，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周明的努力下，經過再三考慮，柏楊決定把部分獄中手稿、讀者文友書信、書桌椅、筆、鎮紙、受訪影音記錄等近千件手稿文物，捐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周明對作家一直非常扶持。我的不少長篇報告文學開新聞發布會和研討會時，周明老師總是及時趕到會場為我打氣。2012年夏天，《中國看守所調查》召開新書發布會，上午9點開會，8點鐘周明老師就給我打電話說他已經到了。他住在北四環，而開會地點在東南五環以外的豆各莊，他生怕路上堵車遲到，早晨6點起床，提前一個鐘頭趕到會場。我這個作者都沒有趕到，他就先我而來，怎不令我感動呢？那天發言時，我激動地向全場聽眾講了這個故事，大家熱烈地鼓掌，向一個優秀的老編輯致敬。

2018年，我應邀在江西省興國縣成立了孫晶巖老區工作室，三年后我號召建立老區工作室圖書館時，給周明等作家打電話，希望他們助我一臂之力，寄一本代表作，寫幾句寄語。周明老師寄來了他的散文集《文壇記憶》，還給孩子們分別寫了寄語。為了革命老區的農村留守兒童，周明等老作家獻出了大愛。

我認識周明老師有三十三年了。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僅是一個高明的編輯，而且是一個作家的摯友、一個文化的使者、一個文學的朝圣者、一個作者的守護神。

2025年9月16日，我正在寫一篇關于徐遲的散文，自然而然地寫到了周明老師。可就在這天晚上，周明老師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從此，我再也見不到笑瞇瞇的他了，但他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在文學的羊腸小道上艱難地跋涉。

周明老師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