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瑞典學院將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以表彰其“在末世恐懼中仍能通過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藝術力量”的杰出成就。

拉斯洛出生于1954年，31歲出版長篇小說《撒旦探戈》，備受文壇贊譽。1986年，短篇小說集《仁慈的關系》問世；1987年，拉斯洛憑借德國文化交流基金會的獎金移居柏林，并在那里獲得了國際文學圈的關注。1989年出版長篇小說《反抗的憂郁》。 拉斯洛在國內擁有不少讀者，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等也已經出版。

拉斯洛被稱為卡夫卡式的作家，其標志性的長句讓讀者印象深刻。他的影響力還來自電影，很多文藝片影迷熟悉的電影《撒旦探戈》和《鯨魚馬戲團》，就分別改編自拉斯洛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和《反抗的憂郁》，前者長達7個多小時，2019年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引起轟動。

或許因為專業關系，拉斯洛獲得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讓我覺得很親切，畢竟他的寫作生活與我呆過的柏林有著深厚的淵源。

2024年10月，時隔5年之后，我再次來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斯拉夫與匈牙利研究院“（Institute of Slavic and Hungarian Studies），開始一年的訪學生活，此前2019年一年的柏林生活都在5年之間變得模糊。

在一個歐洲城市前后生活了兩年，究竟也應該是有些思念的。給你的錯覺是，即便是此時此刻在上海的家中，你打開門，走到樓下，就可以搭乘那部已經有百年歷史的輕軌，到弗里德里希大街下車，拐進Dussmann書店。一樓大廳，10月初的涼意里，2019年那里擺放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的書，2024年10月那里擺放著韓江的書。此時，夜里到12點才打烊的書店里，一樓一定擺放著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的書吧。

在初秋的夜里，讓柏林的流浪漢、學生、難民再讀讀拉斯洛的冗長的文字，是多么契合月光下的這座城市，讀好書，要裹緊衣服，跑過施普雷河上的鐵橋，寂寞的人們會駐足，盯著博物館島發呆。這一點上，拉斯洛沒有另一個匈牙利作家馬洛伊·山多爾討喜——暗夜的，燭盡的，浪漫的，憂傷的文字比拉斯洛更能療愈人們的心靈。

著名的洪堡大學的“斯拉夫與匈牙利研究院”被很多人簡稱為“東歐文化研究所”，這個稱呼徹底將匈牙利失去了它的中歐的近親文化，將之投遞給了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國家，他們共同經歷了20世紀的歐洲社會主義文化以及“后社會主義文化”的歷史，他們必須共同寫一封給過去的信。

拉斯洛1987年移居柏林，他曾經默默地，唯恐別人發現自己在這個城市里生活，他的周圍究竟有著多少來自俄羅斯、波蘭、捷克等國家的寫作者，或許很難計數，他們彼此熟悉對方的文字，但是并不見面。在得知拉斯洛獲獎之后，一位柏林東歐文化研究者說：不幸的是，我沒有讀過他的書，只是看了那部長達7個小時的電影，但是我想他一定值得這個榮譽；而一位來自柏林的俄羅斯作家說，我是一個不太好的讀者，我又開始反復閱讀《安娜·卡列尼娜》，而我上次閱讀它還是15歲。

拉斯洛與彼得·漢德克一樣，都曾經在自己的作品里寫到過柏林，很多時候，德國在他們的筆下就意味著“柏林”，而“柏林”卻并非僅僅意味著“德國”，歐洲東部的寫作者經常在柏林獲得他們人生的第一個文學獎項。1990年代，這個城市或許是第一個給予他們“駐地作家”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它也是東歐國家如波蘭和匈牙利的極右翼青年次文化，民謠音樂家，光頭黨，足球迷以及大學生，野蠻大陸的集體記憶的展示場域。

拉斯洛出生于1954年，是廣義的歐美歷史中的“嬰兒潮一代”（Boomer），二戰結束與經濟上升的樂觀情緒往往成為他們寫作動機，冷戰的威脅與社會、族群之間的緊張關系又讓他們成為一個懷疑主義者，反叛、搖滾與自由文化泛濫左右著作家的思想。

嬰兒潮一代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之前那場“世界末日”般戰爭經歷的影響之上，他們的思想通過存在主義，或者加繆的“荒誕理論”來表達，希望與災難彼此悖論地并存于拉斯洛所有的作品里。今天的歐洲文化中，也正經歷著一場悄然的搶救“嬰兒潮一代”文學遺產的活動，相對于歷史敘事的豐沛，文學很容易淪為一個被各種本體論框定的歷史書寫的“注釋”——我們對于這段文學經驗所知甚少，而這個“甚少”卻又路徑如此相似，表達如此雷同。

是不是在今天的歐洲，授予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諾貝爾文學獎，會讓讀者重新審視曾經的被稱作“野蠻大陸”的歐洲，和它的短暫的20世紀。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國別區域研究院東歐與現代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