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原指閂門之木，字書上講橫曰關、豎曰鍵，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這也構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門閂取下，鋪陳在路上，從一個關鍵性的原點開始縱橫交錯，向廣袤的天地延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關鍵之書”，它是我們閱讀史的核心，氣質鮮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實感。

2025年10月，“我的‘關鍵之書’”第四期，讓我們一同回到俄蘇文學的悠遠傳統，聽不同代際的寫作者講述他們與那片遼闊土地精神相遇的故事——“黃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放聲高歌！”

——編者

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被納博科夫稱為“用包括俄語在內的所有語言寫就的俄國文學史中最優秀的一部”，該書為通史體例，分為上編（自遠古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時的俄國文學史）、下編（當代俄國文學1881—1925）兩部分。

劉文飛（首都師范大學俄語系教授、俄羅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主任）：我的“關鍵之書”肯定是與俄國文學和文化相關的書，這樣的書也肯定會有很多本，米爾斯基的《俄國文學史》肯定是其中之一。此書對我而言之所以“關鍵”，首先在于這是一部把俄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介紹給英語世界文學讀者的著作，歐美讀者和學者的俄國文學史觀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書塑造；其次是因為它的可讀性，即以賽亞·伯林所謂“非常個性化”的風格，讓人感到文學史著作原來也可以寫得很好讀；三則是通過翻譯此書，使我開始從俄羅斯、歐美和中國這三個視角看待俄國文學和俄國文學史，并進而產生了寫作有中國特色的俄國文學史的沖動和自信。

張冰說，“最早見到《日瓦戈醫生》，是一本在巴黎出版的俄文版……”這個封面是俄羅斯艾克斯莫出版社出版的《日瓦戈醫生》。

張冰（北京大學俄羅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最早見到《日瓦戈醫生》，是一本在巴黎出版的俄文版，很是驚詫于其筆觸和所述……當時我在讀研究生。1987年，藍英年先生、力岡先生等人相繼翻譯了這部小說，在中國出版。再過一年，1988年，這本書才在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的故鄉蘇聯首次公開面世。這些可能是我愿意將這部書作為我的“關鍵之書”最直接的外因，但更深刻的內因應該是這部書以其塑造的一個知識分子的靈魂——“維護自己的心靈不為時代的風潮所左右”，“保持著人性、內在的良心和是非感”，打破了以往我們對20世紀初那個影響整個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特殊時代的認知。正如我在發表于《國外文學》（1989年第1期）的文章中所說，帕斯捷爾納克“把對歷史反思的焦點凝聚在主人公以自我體驗為中心的精神狀態，心理感受的起伏變化上，創作出一部出色的心理自傳一一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

與《雕刻時光》相遇，讓張曉東“恍然大悟”。

張曉東（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羅斯文藝》副主編）：開始被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吸引還是讀博時候的事兒，第一部看的是《安德烈·魯布廖夫》。新千年的VCD畫質很粗糙，但在當時，那種視聽帶來的震驚感非常清晰：一匹受傷的馬在河邊草地上痛苦地翻滾。這種美從何而來？從此便開始留心起塔可夫斯基來。但產生“恍然大悟”之感，還是在自己逐字逐句翻譯《雕刻時光》的過程中發生的。我不僅將此書看作“電影圣經”，還從中看到了理解“俄羅斯理念”的一種路徑，這條路徑經由古希臘羅馬、拜占庭到俄國，呈現為一種精神上升運動，是對將人提升到更高維度的渴慕。這也正是塔可夫斯基主要的藝術觀，對他來說，藝術就是“對理念的渴慕”。電影藝術正是他無限接近這種理念的表達。

普希金的抒情詩在1980年代廣為流傳。圖為劉湛秋翻譯的《普希金抒情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侯瑋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普希金的詩歌開啟了我和俄羅斯文學的緣分。記得大學一年級從零起點開始學習俄語，在語音語法的連番轟炸之后，二年級下學期終于開設俄羅斯文學課程了。我們的老師是20世紀50年代曾經留蘇的殷玉茹教授，她用俄羅斯人特有的那種對文學的情感講述19世紀經典大家，第一位就是普希金。我還記得，她講到普希金決斗而死時流下的淚水。隨著她的講述，我愛上了普希金的詩歌。《致凱恩》《我曾經愛過你》深深打動了青年時期的我，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令我久久不能平靜。殷老師的考試方式也別具一格，她讓我們背誦或者朗讀自己喜愛的名著片段并說出理由。我記得自己朗讀了塔吉亞娜拒絕葉甫蓋尼?奧涅金的那一幕，深得老師的嘉許。我又請著名的語音學教授王超塵老師輔導我學習俄語朗讀方法，在那一年的俄語新年晚會上朗誦了《致凱恩》。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都是一步步的臺階，讓我走上俄羅斯文學研究之路……

白色的夜，紅的月亮/在藍天里浮現，/美麗的幻影在徘徊，/倒映在涅瓦河面。/我從夢里預見到/充滿了秘密的思想。/你們可蘊含著吉兆，/紅的月亮，靜的喧嚷？（《勃洛克抒情詩選》，汪劍釗 譯）

汪劍釗（詩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有的書問世之后，仿佛命定在等著某個人。它就像一名忠實的戀人，隱居在某個少為人知的角落，耐心地等待意中人的來臨。直到有一天，他（她）來了，于是，相遇（或許還是邂逅）揭開了一段綿長的親密關系。譬如我案頭的這本《勃洛克詩集》，大概就可歸入此類。它有一個藍色的布封面，四角略有磨損，呈現著有些年頭的陳舊。封底還留存一些未清除盡的包封的牛皮紙殘跡，仿佛一直在等待漢語中的我。就是在這本詩集中，我讀到了《白色的夜，紅的月亮》一詩，當時真的有醍醐灌頂的感覺，原來詩歌是可以這樣表達的，它終結了我詩歌寫作的浪漫主義階段。過了若干年，在涅瓦河畔，我真切地看到了并非虛構的“白色的夜，紅的月亮”，重新認識到，生活，終究高于人們的想象力。

伴隨晴朗李寒二十余年的譯詩，成果匯聚成三卷本《阿赫瑪托娃詩全集》。

晴朗李寒（詩人，著有《秘密的手藝》《敵意之詩》等）：我用了前后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翻譯阿赫瑪托娃，于2017年出版了她的詩全集。翻譯她詩歌的過程，就是精讀她的作品，熟悉她的人生的過程。一方面，我把她的詩翻譯成了漢字；而另一方面，她的思想、精神卻影響了我今后的人生。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可以說達到了人類精神的一個高度，她詩中的真、善、美、哀痛、憂煩、憤怒，可能都傳達出了人類的心聲。優秀的詩作應該能夠傳達出詩人清醒的生命意識，鮮明的生活態度，深厚的人生經驗，超凡脫俗的個性，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具有擔當意識，能深入現實，揭示苦難，有不畏強勢的勇氣，有敢于冒犯權威的精神。在紛繁的社會洪流中決不隨波逐流，冷靜的審視，始終把挑戰自我，突破樊籬，揭露人性的美與丑作為永恒的主題。其次才是寫作的技藝方面的，對于司空見慣的題材，他們往往能選取獨特的視角，用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把讀者引向富有質感和層次的精神世界，讓讀者得到心靈的愉悅，情感的升華。

作家阿舍的俄蘇文學“星群”

阿舍（作家，著有《托爾斯泰的胡子》《阿娜河畔》等）：讀俄國和蘇聯文學，我常有一種吃不消的感覺，好比一個脾胃虛弱的人承受不住補品里的滋補，非要溫和少量地循序而進，方得養分之益。所以，相比其他國家，俄蘇作品雖讀得稍多，卻從來不敢對之妄言，因為即便是讀過的作品，至今仍只是從自己敏感、共情的那一個方面析出一小部分，如同從一片森林里撿出一枚樹葉，常有難以穿越的絕望感。不過，在明白憑一己之力難以深入這片森林之后，我也幸運地不斷遇到能夠帶我繼續向前的“好向導”，這大概就是書籍與人的緣分。比如，在重讀《安娜》后，我從朋友那里得到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過程》這本書，從而領悟到這部作品在結構上的建筑美學。比如，讀完《靜靜的頓河》之后，正好劉文飛老師在“看理想”開了《俄羅斯文學一百講》的音頻課，聽完肖霍洛夫這一講，我得以看出《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二者之間的傳承關系，又在后者當中擷取到超越前者的指引——樸素日常里的力量與深情。還有茨維塔耶娃的散文，她竟以《鬼》為題，確鑿可信地寫出了一位女性的精神成長之路，這對以“寫實”為己任和評判標準的當下散文可謂莫大挑釁。布爾加科夫在1925年寫出《狗心》，對比當下讓人眼花繚亂的科幻作品，《狗心》的精神指向依然超前。精神與情感世界的澎湃洶涌，是老派的俄蘇文學給予我的“關鍵所在”，我仰望并需要，又因為畏懼她的光芒不時躲開。

學生時代，李強閱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李強（中國作協外聯部亞非處處長、二級巡視員）：我的“關鍵之書”是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是學俄語的，大三時不知天高地厚地從圖書館借到俄文原版的《罪與罰》，就開始了艱難的閱讀。初讀時特別喜歡索尼婭，因為她的語言純凈自然，一讀就懂。而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語言就顯得“混亂”不堪，不得不反復閱讀，甚至還要借助俄文詞典。那時候終于明白作者為什么給他取這個姓氏了，在俄語中，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詞根就是“分裂”。越是艱難，越是激發了我讀懂他的欲望。將近兩年時間，我整個人都陷在這本書中，漸漸被主人公意識深層的暴風驟雨所吸引，隨著作者那像手術刀的筆鋒，剖開他的大腦，把每一個褶皺都攤得平平展展，放到聚光燈下……于是，我對于“推理”和“懸疑”有了新的認識：“是誰殺了人”“怎么殺的人”，甚至“為什么殺人”都不是最重要的，而躲藏在“殺人事件”后面更為廣闊的時代、社會才更引人入勝，由此折射和窺見的“人性”才更發人深省。這使我在后來的小說創作中也盡力通過講故事來反映時代生活，呈現人類意識的復雜維度。

《契訶夫戲劇全集》煌煌四大卷，足有千余頁。

張芬（清華大學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副教授）：我的“關鍵之書”是契訶夫。之前讀俄蘇文學，曾經被震撼過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還記得碩士畢業去西北徒步旅行寄人的明信片上抄的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引圣經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籽粒來。”再后來，無意中在課堂上聽格非老師講本雅明寫的列斯科夫，于是讀完了他的所有中文譯本，完全被其中的天然、野性和純真吸引。做博士論文時，通過魯迅的翻譯，轉而對果戈里、法捷耶夫作品中深沉、悲憫氣氛產生了濃厚的傾慕。契訶夫是工作之后“發現”的。我從之前對他滑稽、諷刺短篇小說的膚淺理解，轉而體會到他的精確、純潔、樸素和深刻。這個轉捩點，我記得是在元旦放假，我獨自在辦公室讀《海鷗》《伊凡諾夫》，被震撼得眼淚快飆出來：他居然也有這樣深沉與焦灼的一面，而且以一種樸素、平常、沒有宏大敘事的方式！于是一發不可收拾，我接著讀完了他所有的戲劇作品，包括那些獨幕劇。我想，在契訶夫戲劇那里，我看到一種對人類心靈邊界和精神質地的徹底清理，對其純凈、美與崇高的執著探求的愿望。這些都猛然讓我在容易頹唐的中年階段，感受到了某種“以毒攻毒”般的靈魂對話。繼而，我自己也跟著變得沉靜內省、積極樂觀起來。

大學時代，陳澤宇讀到的《往事與隨想》是人文社“名著名譯插圖本”系列的項星耀譯本（左）。工作后，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了這個譯本（右），更加典雅美觀了。

陳澤宇（中國作家網編輯）：俄蘇文學普照在祖父年輕時，據說他俄語嫻熟，足以和蘇聯專家交流專業技術，可惜故事詳情沒流傳到孫輩。我唯一保留的深刻記憶，是祖父晚年在病床上斷續地俄文誦記，告訴我這是《靜靜的頓河》開頭的哥薩克古歌。北方凍土上遼闊的聲音回蕩在腦海里。后來，真正讓我視為“關鍵之書”的俄蘇作品則是《往事與隨想》。作為一部自白與祈禱之書，赫爾岑，這位十九世紀之子，寫下了一整部俄國社會思想史，“歷史在一個偶然走上它的道路的人身上的反映”。《往事與隨想》中充溢著深邃、熱忱、鋒銳、困惑和危險的氣息，陣痛與思想的創造力伴以無處不在的自我解剖，懺悔語調作為一種話語形式，讓后來者如以賽亞·伯林和索爾仁尼琴領受了沉思的千鈞之重。別林斯基評價，在《往事與隨想》之后，無法超越它的寫作者都多少成為了“無辜的罪人”。赫爾岑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的某種文學認識：詩人思想家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家。直到現在，帝都居大不易的每次搬家過后，我總會微微氣喘著，打量那些碼放得高矮不一的書箱子，想先把厚重的三卷本請出來，放到書架的正中央去。

我的“關鍵之書”往期：

我的“關鍵之書”（一）：“有我”意味著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誠

我的“關鍵之書”（二）：陌生而壯麗的異相世界

我的“關鍵之書”（三）：我們可以把握的現實不止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