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興華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期所結交的朋友主要有宋淇、孫以亮、石增祚、黃宗江、張芝聯、郭心暉等人，這些名字經常出現在他給宋淇的書信里（《風吹在水上：致宋淇書信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這些友人欽佩、賞識吳興華過人的才氣，并與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吳興華的燕京大學朋友圈里，有一個校園詩人，論詩名在當時或許還要在吳興華之上，此人便是汪玉岑。然而汪的詩卻并不得到他們的認同，吳興華、宋淇甚至多次在書信中對其倍加揶揄。多年以后，宋淇還在一篇名為《朗誦詩人》的短文里語帶嘲諷：

讀大學時，有一位自命為詩人的同學，喜歡作文藝青年狀，時常寫一些似通非通的白話詩。這算不了什么，他還喜歡當眾朗誦自己的杰作，那才要命！事隔四十年，我仍記得他如何在未名湖畔的柳樹下，搖頭晃腦的用藍青官話朗吟：等候你從一株花樹到另一株花樹，等候你從一個季節到另一個季節……底下還有許多又臭又長的句子，不提也罷。有些同學越聽越煩，或是掩耳疾走，或是干脆叫他閉起鳥嘴。可是他反而提高嗓門為自己辯護：“現代英美詩人常在無線電臺上朗誦自己的作品，我們也應該加以提倡呀！”亡友吳興華（梁文星）忍不住插進一句：至少我們不愿意聽時，可以把無線電關掉！

宋淇文中所引之詩為《等候你》，收在《燕園集》中，全詩如下：等候你從一株花樹到另一株花樹，等候你從一個季節到另一個季節；從此怕想起那暗暗流動著的溪水，我不再逢人說每一次銀月底圓缺。

1940年，汪玉岑編《燕園集》由燕京大學出版，收入陸志韋、郭紹虞等人談新詩的文章，同時也收入了一些燕京大學在校生的詩，其中收汪玉岑詩6首，比吳興華還多一首。需要指出的是，《燕園集》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唯一收錄吳興華詩作的文集。所收汪玉岑詩有《牽牛花》《百貨店巡禮》《“曉”》《“等候你……”》《“我羨慕……”》《夸父》，其中長詩《夸父》可以說是汪的代表作。

汪玉岑的詩曾得到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郭紹虞的贊賞，郭紹虞更是兩次為汪玉岑詩集作序，足見對他的器重。汪玉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詩人？為什么吳興華、宋淇對他總是冷嘲熱諷？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為理解吳興華詩歌創作的轉向提供了一個頗具意味的參照。

汪玉岑（1916—2003），出生于上海，其父汪世銘為滬上民族資本家，也是有名的蘇州樸園園主。汪玉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結合的教育，1935年汪玉岑考入燕京大學政治學系，與張芝聯、宋淇、張心漪等滬生同年錄取。抗戰爆發后，汪玉岑曾在上海光華大學借讀，1938年重返燕京大學就讀。1940年畢業后，進入燕京大學研究院。

在燕大讀書期間，汪玉岑積極參加校園文藝活動，與秦佩珩、吳興華、王繼樸、姚克蔭等人交往頗多，并經常互相切磋，交流探討。因為經常向同學高聲朗誦自己的詩作，他因此得了一個綽號“汪詩人”。《燕京文學》創刊以后，汪玉岑也貢獻了一篇詩作《“憶”》，署名“山玲”。1941年，汪玉岑的詩集《夸父》出版后，吳興華寫了一首略帶戲謔的詩來回應。

《夸父》——答汪先生

你問你的詩千載后能否知名，

我們回答是一個無疑問的能，

在中國詩歌耀目的歷史里面，

誰能看不見這么一大片黑暗。

對于這部詩集，郭紹虞贊譽有加，他認為“玉岑之詩以音節勝：如洞簫，如鐵笛，掩抑嗚咽，一往情深，使聞之者低回而不能已；如吳儂細語，軟綿綿，膩致致，有一搭，無一搭，若高，若低，似有聲，似無聲，卻能聲聲打動人的耳鼓，震動人的心弦。”這種稍顯空洞的評語是否出自一個學者的真情實感，我們不得而知，但它確實是師生情誼的見證。

汪玉岑早年的詩以浪漫主義的抒情筆調為主，與吳興華、宋淇在新詩創作起步階段的詩風相似，更多地受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而此后他們的新詩創作開始轉向。吳興華受新古典主義的影響，在古今中外的偉大詩歌中汲取養分，“先是陷在十九世紀的泥沼里，然后左腳拔起來，右腳陷入了現代詩，然后是玄學詩，教訓詩，然后再回到中國詩，由清代往上一層層的壘……”尤其是當他遇到奧地利詩人里爾克時，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也明確了未來詩歌寫作的道路。而汪玉岑似乎走向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

1942年，吳興華開始著手編輯整理以前的詩，他在給宋淇的信中特別提及十四行組詩《畫家的手冊》，“汪先生特別心賞的，現在往回看那種綺麗的詩，真是像作（按，應為做）夢”。《畫家的手冊》由9首十四行詩組成，刊發于1939年11月《學文》第一期，這組詩可以算作吳興華早期詩歌的代表作，綺麗的風格、感傷的筆觸都是吳興華早期詩的特點。當時吳興華已經開始自覺回歸中國文學傳統，沉醉于古典詩文中樂此不疲，汪玉岑所欣賞的《畫家的手冊》對他來說已經是明日黃花，可以說此時的吳興華開始與過去的自己告別，一個新的詩人正在走向重生。

1943年，汪玉岑病愈從北平返回上海后，與吳興華保持著通信聯系，吳興華也不時打探汪玉岑的消息。有一次，吳興華在給宋淇的信里提到汪玉岑的詩，譏諷其中一首為“天下奇文”，極盡嘲謔。而對于吳興華的詩，汪玉岑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但是，吳興華看后卻不以為然，為此給宋淇寫了一封長信聲辯，他說道：

汪先生（及他所代表的那一批人）所需要的其實不難滿足，我只需在詩行間灑一些桃花春水，瘋狂熱愛元素，安幾個倒裝句就成了，而哪個是隨時可以制造的，哪個是從心而出的，問誰都可以知道。我并不埋怨他腦力過低，世界上有光明就有黑暗，何況能欣賞議論詠史及純粹引典故的詠物詩的人非得曾與詩臥起好幾年，親切的體驗過那pretty pretty的階段才行，在詩的發展史上你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直到田園、忠君愛國、江西、西昆等體走到無路可走了，直到清朝，這就是說，議論或以用典巧妙見長的詩才充分顯出它所容蓄的可能來。

到底是什么樣的批評致使吳興華情緒如此激動？在吳興華隨后給宋淇的信中，或許我們可以找到答案。

吳興華1943年11月26日致宋淇書信提到：

下次來信把汪先生的地址告訴我，他給我來了一篇洋洋萬言的辯難書信，援引中外古今的詩人（都是我發未燥時就念得不愛念了的）以證明“生活充實”的必要。我想回他莎翁生活在哪一方面比我或任何人充實？可是把他信封丟了，因此耽擱下來。

從這里可以看出，汪玉岑強調文學與生活的緊密聯系，他對吳興華的批評在于其生活經驗不夠充實，甚至可能是逃避現實。

吳興華此時的新詩理念恰恰正在從自由詩轉向古典詩，他的創作屬于“向內轉”，其題材多取自歷史傳說、典故或逸聞軼事，缺少對現實生活的關注與表達。正如后世學者所指出的，吳興華為新詩提供了一個新的定義：“詩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經驗的藝術轉化和再現而是一個訴諸于人的內在世界的‘歷史想象’，不再是個人情感和觀念的自由表達而是一個要求具備學養的‘知識之航’，它要求驅除詩歌藝術上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轉向對修辭技藝和文本秩序的經營。”這種理念固然有其文學史價值，但由此引發的爭議也很多。汪玉岑顯然是對其表示懷疑的，而對于吳興華以古為師，沉醉古典的傾向，他又寫信與吳興華展開辯論，勸他拋開中國詩，多研究一點外國詩。這些看似誠懇的建議都遭到了吳興華的鄙棄。可以說此時兩人的詩學理念已經是南轅北轍，再也沒有對話的可能了。

事實上，汪玉岑也寫過不少歷史題材的詩，他最有名的《夸父》就取材于神話傳說，后來也有《虞兮》《卞和》等詩作，這其實是當時詩壇上常見的一種創作取向。但與吳興華的“向內轉”不同，汪玉岑是典型的“向外轉”，他的選擇是擁抱生活，歌詠時代，《魔琴——大時代的交響樂》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很難說兩種文學理念孰對孰錯，這只是詩人在創作中的一種自主選擇。

對吳興華而言，汪玉岑在他的詩歌道路上卻始終扮演著一個負面角色，每當汪玉岑形象出現的時候，吳興華都想到了曾經的自己，汪玉岑所走的路實際上他都曾走過，而這條路恰恰是吳興華所要盡力避免的，可以說吳興華對汪玉岑的每一次否定都源自他內心對自己的懷疑和否定，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否定中，吳興華才完成了真正的突變。

（作者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