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在書齋里靜靜讀完吳真老師的新作《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這部書講述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留守淪陷區上海的文化抗戰史”。把一個人與一部抗戰史相類比，本身就具有一種奇異的輝光。鄭振鐸在民族危亡之際，“向戰斗的文化人發出一個似乎迂遠而其實是急迫的呼聲”——保衛民族文化。他選擇的報國途徑是“收異書于兵荒馬亂之世，守文獻于秦火魯壁之際”。在當時上海各大圖書館成為敵軍炮火摧殘之目標、各著名大學及文化機關盡遭破壞、故家舊族藏書源源不斷流入上海之時，一介書生鄭振鐸和其同事，以高度責任感和非凡毅力搶救了大批國寶，避免了“史在他邦，文歸海外”的奇恥大辱。

正如鄭振鐸在《求書日記》里說：“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許要比公開的訪求者更多更重要。”抗戰把所有人的生活劃了一道界限，淪陷區的上海文化人普遍有一種道德危機感，而鄭振鐸選擇的是不躲、不逃、不撤退，他說：“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絕不放下。”如果任由民族文獻毀于戰火而無所作為，才是真正的千秋罪人，百身莫贖。所以，“要從劫灰里救全了它，從敵人手里奪下了它”！“只有向前，決無逃避”。他主動選擇了艱苦的生活，在敵偽橫行的“孤島”環境里，以身家性命來冒險，搶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精槧就達到一萬五千余種。其中包括江浙一帶丁祖蔭、劉承幹、龐元濟、葉恭綽、鄧邦述等一眾收藏家的藏書，吳真稱之為“鄭振鐸大壩”，“它把江南傳統藏書樓的景世珍籍攔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古籍珍本也由之大多歸于國家，不復隱匿民間。”

吳真使用鄭振鐸抗戰時期的日記，通過“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之間的敘事裂縫”探索鄭振鐸從事的文獻搶救保護工作，是本書的一大亮點。鄭振鐸存留日記尚有1939年全年日記、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記、1945年6-10月日記，大部分用鋼筆寫在臺歷上。而日記必須萬分機密、萬分謹慎，所涉及鄭振鐸與出資方的重慶中央圖書館、保存古籍的法寶館等相關信息，還要從臺北保存的檔案中查閱，才能勾勒出鄭振鐸秘密行動的相對完整的拼圖。另外，與鄭振鐸同處上海的朋友們的日記，也被吳真納入考察視野，如陳乃乾、王伯祥、張鳳舉、陳君葆、夏承燾等人的日記，以及多種年譜等。吳真好多次去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東京大學圖書館、東洋文庫等機構查閱戰時檔案圖書，通過海內外各大圖書館、檔案館保存的歷史檔案文件，以及事件過程中參與者或目擊者無意識留下的現場記錄，如題贈跋語、印章、信件、記錄、文章等“無意史料”來佐證分析，這樣抽絲剝繭，全景式地為我們揭開了鄭振鐸搶救文獻背后的人與事。

鄭振鐸生前，則有意識地留下了大量文字資料。他在抗戰八年間寫了《失書記》《劫中得書記》《劫中得書續記》《求書目錄》《燒書記》《售書記》《“廢紙劫”》等十幾篇文章，編纂了《長樂鄭氏紉秋山館行篋書目》等八部書目，還有與“文獻保存同志會”搶救文獻相關的工作報告及四百多通書信，以及數百篇題跋書話，詳細記錄了日本侵略者的文化暴行，及其戰爭導致的書厄。

一部書在時光膠囊中歷經千載保藏下來，又從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鄭振鐸“每于靜夜展書快讀，每書幾若皆能自訴其被收得之故事”，這些文字真實記錄了個人命運與書籍命運的共沉浮，也記錄了書籍命運與民族命運的共沉浮。后人評價鄭振鐸的文獻搶救是一部“血淚史”“地獄相”。燒書以逃死，售書以求生，救書以抗日，全書以續脈，在人類的苦難面前，是黑夜中的一盞“傳燈”，直到今天，仍然發出耀眼的光芒。

吳真對于題詞、題跋、印章的考察和判斷，都進入了她“偵案”般的細節里。如從國圖西諦書庫里一本送給“張叔平”的“特制贈送本”，揭開了張叔平不但與鄭振鐸交誼很深，還是促成毛公鼎收藏國家、將日軍軍火偷運給新四軍的“三面間諜”。而鄭振鐸在上海秘密保全的近三萬古籍，1948年拖延遷臺，也是通過書上印章梳理其經手渠道，清晰還原歷史的。在吳真的筆下，一段段隱秘歷史逐漸逼近歷史真相，遠遠不是一般的對鄭振鐸功績描述可以概述的。這場“暗斗”，是鄭振鐸個人的，是同時代每個人的，也是一個民族救亡圖存的真實寫照。

鄭振鐸在上海“孤島”搶救文獻的精神，是中國知識分子愛國、奮斗、敬業、學行精神的寫照，中華兒女在民族存亡之際被激發起來的偉大斗志，一直深深感染著后世子孫，令他們感動，讓他們效仿，促他們奮斗。對國家圖書館來說，典藏千年以來的珍籍，尤其要有在和平時代安全保障先行一步的戰略、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做好古籍保護和化身千百的工作，不使書厄再起，不令子孫蒙羞，才對得起肩上這份責任和重擔。

鄭振鐸因飛機失事去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將他的近十萬冊藏書無償捐獻國家。國圖編纂了《西諦書目》，歷代館員編目、保護、整理、研究、出版、數字化，付出了許多勞動，不斷有新成果問世，以告慰鄭振鐸在天之靈。我在善本部工作時，讀《鄭振鐸文博文集》，看到鄭振鐸火一般的激情，每每熱淚盈眶，建議給善本部每人買了一部《鄭振鐸文博文集》，作為職業追求的榜樣，我也由此把古籍保護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我們這一代在和平時代成長的晚輩，雖然不像鄭振鐸在孤島上搶救古籍時的處境危險，但肩上擔子并不輕松。國家經歷百年戰亂，積貧積弱，百廢待興，大量典籍遭受水火兵燹，破損嚴重，急需保護修復。鄭振鐸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為國家藏書建設殫精竭慮，做出巨大貢獻。經過國家調撥、藏書家捐贈、館員采購，大量典籍如百川歸海，集于國圖，館藏古籍特藏達到300余萬冊件。如何實現完善保藏、傳承，是國圖擔負的重要使命。1999年至2006年，在財政部和原文化部支持下，國圖新敦煌遺書庫建成，修復完成了館藏《永樂大典》《賦役全書》、西夏文獻，極大激發了圖書館員保護古籍的積極性。在隨后的敦煌遺書修復項目征集修復捐款、《文明守望》展覽開展后，民眾參與古籍保護的熱情也被調動起來。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應運而生，這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有史以來第一個國家古籍保護工程。經過19年建設，全國古籍普查已完成270余萬部，30個省區市完成轄區內90%以上漢文古籍普查登記，國務院公布六批13026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03家古籍收藏單位入選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帶動全國1000余家單位改善庫房條件，超2000萬冊（件）古籍得到妥善保護。全國修復破損古籍超445萬葉，建成古籍保護重點實驗室，提升古籍保護科技水平。“中華古籍資源庫”全國聯合發布15.8萬部（件）古籍，近三年訪問量達3.5億，國家圖書館超60%善本古籍實現免注冊、免登錄的線上閱覽；建成《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山海經》《永樂大典》知識庫；中華古籍智慧化服務平臺一期已試運行，首批上線1.1萬余種古籍資源。全國累計舉辦36場“冊府千華”國家珍貴古籍展，2019年起連續舉辦六屆“中華傳統曬書活動”，覆蓋30余省100多個地區，線上線下參與超4億人次；合作《穿越時空的古籍》、“尋找古籍守護人”、《典籍里的中國》《重回永樂大典》等節目和活動廣受歡迎；構建“三位一體”培養體系與“師帶徒+崗位研修”路徑，設立古籍保護人才發展論壇，推進“古籍保護課程進校園”，已在22個省份100余所高校開展百余場講座。古籍保護傳承、活化利用上了新階段。

2017年，我去英國牛津大學參訪，牛津大學德高望重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者杜德橋（Glen Dudbridge）設午宴款待。他談起自己最佩服的兩位中國學者：一位是孫楷第先生，說讀他的書，就仿佛看到一個長衫老者，在油燈下潛心學問；一位便是鄭振鐸先生，讀他的書，就好像感受到他心里有團火，一定要迸發出來。鄭振鐸一生搶救古籍，做了那么多事。兩人雖然特點不同，但都是典型的中國文人，都是中國人的驕傲，言辭間充滿敬意。

今天，在抗戰勝利八十周年之際，讀讀吳真這部潛心研究的成果——《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以激發保護古籍、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不斷奮斗的勇氣和信心，真的很有必要。相信鄭振鐸精神還能鼓舞更多的有識之士繼續守護耕耘中華典籍這塊沃土，讓我們的事業發出更加耀眼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