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第一次發表作品，用的是本名，在《北京文學》上面發表一個鄉村背景的短篇小說，在一個新人欄目，還放了一張照片。

發表后，我沒有繼續寫下去，當時還在上班，做別的工作，與文學毫無關系。現在回頭看，應該慶幸的就是沒有繼續寫下去。順著那個路子寫下去，不知道拐到什么地方。

寫作是長跑，也不是越長越好。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只是模糊覺得，也許我應該寫點東西，因為平常話特別多。念書的時候，在宿舍夜談，我是話最密的兩個人之一，和另外一位常常爭論起來，爭論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快樂，用說話的快樂掩飾的是對前途的恐慌，我不知道將來要干什么，自己是誰，有什么愛好，想過什么樣的生活，統統想不明白。

那時候的標準答案，比如找個穩定的工作，嫁個好人，我又不完全相信，對眾說紛紜的關于“幸福”的定義，都持懷疑態度，因為那些情景與我的實際生活很遙遠，不相干。我知道那些好事都是有的，是真的，但不一定是我的。我得靠自己去嘗試和摸索，將近十年的時間里，我忙著建立一種生活，穩定，也不無聊，工作，換工作，又換工作，結婚，生子，不能說在這個過程里我沒有自己的想法，中間的每個選擇好像也是我自己決定的，但是回頭再看，社會的、習慣的力量，在我身上大獲全勝。

按照社會的時鐘，我過上了一種循規蹈矩的生活。

出第一本書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寫得好不好，只是很開心，覺得沒有虛度時光，總算做了一點事情，有一個肉眼可見的結果。《新婚之夜》出版的時候，我已經三十六歲了，覺得自己已經很老了，有青春消逝的焦慮感，和現在不一樣，現在我倒覺得年齡不再重要了，時間確實會無可挽回地帶走許多東西，同時也會帶來一些禮物，比如耐心。

因為《新婚之夜》的出版，無論是當時出版方的編輯老師，還是我自己，都多了一點信心。不管怎么說，有人愿意看，有回應，是一個積極的結果。

《晚婚》（原名《默然記》）很快也出版了，這是我第一次寫長篇小說，其實從結構上來看，更像一個較長的中篇小說，凌青和婉絲兩個人的故事撐起了敘事的主線，她們是親密的朋友，又有著完全不同的個性和命運。我覺得這兩個人物之間的對比很有意思，有明有暗，有顯有隱，有一種張力存在，方便故事向下進行。寫《默然記》的那個階段，我比較看重方法，不管怎么設計，首先我得把故事講完，講完了，再看講得好不好。

在線下出版之前，我在豆瓣閱讀上發布自己的小說，網絡閱讀的特點是反饋非常快而且直接，這個機制的好處是，讀者能看到我自己都沒想到的東西，可能是無意識的，可能是隱藏在下面的，可能是本可以如此、卻被我放棄或者忽略的。

對一個作者來說，小說一寫完，門就關上了，結束了，閱讀是重新打開那扇門，每個人都可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我想過一個問題，為什么讀者要看你的書？有那么多經典作品，經過時間考驗的、留在文學史上的作品，為什么要讀一個同時代寫作者的作品？

答案是沒有為什么，因為確實是不必要的。小說是一個“小”玩意兒，是消遣，我自己讀小說，也是為了消遣，為了得到一點忘我的快樂，想得到共鳴，想尋找我自己的影子，我希望我自己是在一個完全不設防、也沒準備去學習什么的狀態下，去讀一本小說，真正的動人的東西才會自由地流淌。那么換一個角度去想，該怎么去寫呢？在一本作者名字很陌生、水準未知的當代作品里，能期待什么呢？

我想我還是盡量地寫我熟悉的東西，我自己有過的感受和感情，把它們翻騰出來，曬干，再翻個面，繼續曬。作者的目光需要像太陽一樣去蒸騰經驗中的水分，留下最重要的東西。不去翻騰自己過去的生活，永遠不知道竟然有那么多細節、那么多感受曾經轉瞬即逝，乍一看只是平淡無奇的日子，沒有大事發生，真是不寫不知道。

抱著、拍著嬰兒哄睡的時候，我在想什么？可能我只是在刷手機，沉浸在零碎信息的洪流里，或者看偵探小說——孩子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我媽媽來家里看我們，我拿著kindle在看書，她問我是什么，我說是偵探小說，那段時間看完了好多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她說，你還看這些書，我在你這個時候，都在看育兒書。

我不能在育兒的時候看育兒書，超載了，但是我可以寫下來，可以把那些凌亂的、很難直接說出來的東西，放在小說里，變成有實感的細節描寫，每次寫到我自己有過的生活經驗的時候，寫作就會變得異常順利。

寫得多了，我也警惕這種順利，是否太流暢了？這樣是對的嗎？后來我不這么想了，倒不是自己的那些問題，那些困惑、難過或者快樂真的具備所謂的“公共性”，而是除此之外，我無路可走。當我坐在電腦前面，最先到達我的，就是那些我以為早已消逝的、忘記的東西。

寫小說會打開一扇自由之門。有時候開頭是非常跳脫的，比如《雪球》的開頭，從關于一只貓的謎團開始，好像寫成一個科幻故事也可以，但是它實際在講一個女孩的成長，她跟她母親的關系，她對愛的理解，以及在最終和解之前，人要走多遠的路；有時候也很普通，比如《關于愛的一些小事》，開頭是一個小孩子眼中的毛絨猴子，由此引出一個小孩子和他的媽媽以及奶奶三代人的生活圖景，一般來說我會從小的、具體的場景或者對象開始，把一個未知世界撕開一道縫隙，越撕越大，越亮。

把日常生活當作一個寫作的源泉，看上去好像不至于枯竭，因為日常生活是源源不斷，一天接一天，想不過都不行，但是也有變成流水賬的危險，忠實的記錄并不是一個小說作者該做的事，寫小說需要挖掘、發現和最終的呈現，這意味著我不能總是相信別人告訴我的事情，甚至也不能完全相信自己。

在寫出來之前，

一切都是模糊不定的。

寫作這件事，與其說無中生有的創造，不如說是一種梳理，讓真實生活的紋理顯現出來，這些紋理平常被掩蓋、忽略掉了，可能是一種沉重的憂傷。比如《無處可往》里面失去孩子的父親，也可能是一個迷思，比如《雪球》，更有可能是人類千百次驗證過的復雜而真切的感情，或者《關于愛的一些小事》。總之我希望這些小說放在一起看，呈現一種嶙峋的參差的面貌，同時隱含著某種內在的諧調。

今年夏天去甘肅，看雅丹地貌，想到一個寫作者，如果寫了一輩子短篇小說，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過去就應該是這個樣子，色彩紛繁，相互之間又是和諧的，有著聲音和質地上的一致性。

《白露春分》是在疫情期間完成的小說。長篇小說的寫作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因為一旦進入軌道，一切都是有節奏的，包括外在的工作節奏，以及文字內在的節奏和語氣，很容易繼續下去。這個故事本來就很像生活，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結局也是讀者可以預料的，沒有大的懸念，我會像對待一份固定工作那樣去完成它，有規律地推進，寫完的感覺是有點失落的，好像生活一下子空掉了一大塊。

2023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寫完之后，我發覺這或許是另一個長篇小說的開始，它有產生新枝椏的苗頭，提供了一些人物命運的線頭，但是這次我想換個形式。

每一篇的主角都是“我”，此前我比較少用第一人稱，覺得太直接了，作者的聲音難免不會大于人物的聲音。《在蘋果樹上》里面四個“我”，每一個都像一個視角的代表，我借用他們的感官去看、去聽、去說，很奇妙而新鮮的體驗，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家庭，回顧自身，同時也望向未來，哪怕未來已經很短暫。小說結束于一個與四個“我”都沒有血緣關系的女孩亞亞身上，是結尾處的蕩出一筆，她不屬于這個家庭，她孤獨飄零，面向空蕩蕩的未來和宇宙，她是跳出了框架，朝向更廣闊世界的那個人，一個陌生而全新的人。

寫小說是一件看似無限，其實非常有限的事情，跟人生很像，一個寫作者終其一生，能寫的東西也是很少。寫作和閱讀在本質上是一種時間的相互交托，這種交托需要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又需要時間。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寫到什么時候，能確定的只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再往遠處看，都是茫茫。我不是一個有遠見的人，也缺少遠慮，與其徒勞地向前方張望，我更喜歡悶頭走路，關注身邊與腳下，偶爾回頭，望一望來時路。我知道這樣的視角有局限，但是就在這樣的有限中，呈現一些現實生活——可能還有歷史的沉淀與結晶，是我已經做過、并且接下來要繼續做的事情。

或許無限的意義就在其中。